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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女性医护人员剃发,有些矫枉过正

2020-2-18 22:1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788| 评论: 3|原作者: 风华|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湖北的疫情,每天新增几千人,死亡几百人。那是真刀真枪的前线,那是生离死别的关头。去前线的医护人员,是去救命的。动员医护人员去前线,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女权主义的“小政治”,如果看不到疫情防控的“大政治”,那就容易故步自封。

  一、背景

  昨天,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派出了15名医护人员援助湖北。一些(或所有)女性医护人员,出征前剃掉了头发。“每日甘肃网”以“剪去秀发,他们整装出发”为题,报道了他们的“牺牲”。

  早上起来,《请停止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宣传的工具》一文刷屏了。这篇文章批评了“每日甘肃网”的报道,认为宣传女性剃发,和类似对女性牺牲的宣传,“即是对这些女性基本权益的完全忽视,也架空了在这些身份(美貌年轻女性、母亲、妻子)以外,还有大量的在付出的女性”。(有语病,原句如此)

  在一系列女权主义的文章中,这篇报道因其内容含混,却广泛流行,而具有了典型意味。一方面,女权主义面对“无物之阵”,难免的一如既往的急躁,“寻找敌人”与“制造敌人”时,容易矫枉过正。(这或许不是女权主义者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女权主义的思潮在年轻一代中,影响日渐广大。青年之新,首先在于更新思想。健康的女权主义的流行,对于未来的女性解放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视野不能打开,不能将女性解放的道理与更大的道理统一起来,恐怕只会自我设限,错误设敌,减弱影响。

  二、宣传女性“牺牲”,何以气到女权主义者?

  对“甘肃新闻网”的报道,上述文章有三大不满:

  强迫女性剃发,不顾及他们的感受,他们没有自主选择权;

  宣传女性“牺牲”,而不顾及女性权益保护,甚至连“卫生用品”的需求都不被重视;

  宣传作为“妻子、母亲”等身份的女性,而不是将其作为“劳动者”宣传,而普通的女性却在媒体中不可见,凸显了集体无意识的性别不平等。

  但如果就这篇报道来说,情况未必如此严重。

  第一,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真的不顾及女性医护人员的感受吗?

  实际上,甘肃新闻网仅仅简单配了图片,这些图片是兰州晨报的记者拍摄的。原文中没有说明,这些女性医护人员,究竟是自主选择剃发,还是被迫的。很难说,有的女性为了方便工作,的确愿意剃去头发呢?“甘肃新闻网”配文中说明:“这些最美的逆行者为了工作方便剪去秀发。”在没有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方式一般是不能被鼓励的。

  当然,“甘肃新闻网”还有一句话:“虽然那一刻她们眼中有对秀发的不舍,但更多的是对奔赴‘战场’的坚定、无悔。”按照地方媒体的惯例,这句话是媒体人自己开脑洞写出来的,的确有“替女性表决心”之嫌。

  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作为新闻媒体,以其“宣传工具”的角色,鼓励人们“坚定上战场”,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新闻媒体非要说,“她们悲愤交加,无奈前行”?那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还打不打了?如果这么报道,医护人员也觉得在抹黑她们吧。

  不过,问题的重点在于,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非要盯住女性医护人员的头发来辩论,实在有些“视野狭窄”。举个例子说,我妈刷抖音时,有一名湖南援鄂女护士自己剃了头发,面对采访,她就说:“连命都豁出去了,还要什么头发!这句话固然可以理解为豪迈的宣言,但也可以理解为对记者问题的不耐烦。“我命都豁出去了,你却非关注我的头发,难道头发比命值得提问吗?”

  大家都知道,湖北的疫情,每天新增几千人,死亡几百人。那是真刀真枪的前线,那是生离死别的关头。去前线的医护人员,是去救命的。动员医护人员去前线,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女权主义的“小政治”,如果看不到疫情防控的“大政治”,那就容易故步自封。

  当然,这不是说女性的头发不值得关注。而是说,保护女性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保护湖北人民的生命安全,与保护女性医护人员的“剃头自主选择权”一样,都是女权主义的政治。而在女权主义政治中,要看到孰轻孰重。试想,如果女权主义者为了核实信息,去甘肃省妇幼保健院追问,究竟她们剃头是不是自愿的?这些忙于抗击疫情的医生,会被大家烦死吧。

  那是不是新闻报道有问题,不应该宣传女性剃头呢?其实,这也不过是新闻媒体“以小见大”,用细节讲故事的手法而已。媒体用这种方法来宣传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盯着宣传,忘记宣传背后的整个宏大命题,非要批驳宣传的着眼点太小,就容易变成无意义的吐槽。当女权主义者也想要以小见大,用剃头的细节作为批判的素材时,也应该看到这个细节背后的宏大命题。

  第二,是否仅仅宣传“女性牺牲”,而不注重权益保护呢?

  这当然很难论证,同样是这篇文章想当然的结果。许多地方,对于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当然是有补贴和保障的。而基本的情况是,新闻媒体宣传一个事迹时,往往不怎么讲福利保障和权益,更多关注这个主体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内涵。这是没有问题的。

  权益保障是医院和行政保障部门的事情,新闻媒体并不应该刻意突出这一点。媒体要传递给大众的,不是“这事有好处,你去干”,而是,“这事有价值,你去干”。我们当然应该保障医护人员的权益和权力,但是,一味的利益诱导,精神缺失,不正是关键时候负责人跑路的原因之一吗?

  当然,女性医护人员缺乏卫生用品,却不被负责人所重视,这确实反映出问题。但这和剃发一事,已经有些距离了。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在为女性医护人员捐献卫生用品的活动发起后,妇联也采取了行动,给武汉女性医护人员送去了定向采购的用品。

  第三,批评女性只作为“妻子、母亲”身份出现,而不是作为普通劳动者被宣传,这就是以点代面的牵强之语了。在媒体宣传中,作为劳动者和专业医护人员出现的女性形象,还是很多的。别的不说,李兰娟院士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有人说过她是作为谁谁谁的什么人来做科普的吗?

  女性在媒体中的不可见,的确很严重,也是个女权主义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和剃发这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谈,也未免牵涉过广,成为万能膏药了。

  因此,这篇文章的事件和论点是分离的,所论内容也十分含混。

  不过,以上这些,都只是针对这篇“不及格”的女权主义文章来说的。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女性的权益保护的确很不足,女权的意识非常淡漠。女性在主流话语中“不可见”,在重要位置上“很罕见”的状况,的确很惊人。在一个男权主导的时代,女权主义者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毕竟,就是这样一篇还有病句的文章,不仅阅读量惊人,而且的确使很多人感到义愤填膺。这些感情,自然都是真实而重要的。

  可是,女权主义的宣传应该以这种方式出现吗?

  我对女权主义了解很少,没有太多发言权。只是隐约感到,女权主义这种面对“无物之阵”时的焦灼心态,和试图“矫枉过正”的策略,似乎很是熟悉。


  三、矫枉过正论

  近代史上,常常有一种状况:敌人是存在的,但却不容易找出来。即使有人找出来了,大部分人又不在乎。近代中国处处受外国欺凌,国内又腐败崩溃,对于那些心怀国家的人来说,那些要想让老百姓过好一点的人来说,内外都是敌人。但是敌人究竟在哪里呢?

  康梁变法,由皇帝支持,却不知道朝中究竟谁人可信。一旦奉旨变法,似乎朝堂内外都成了新派。可一朝失败,上上下下又都是旧派了。

  民国初年,反帝国主义。五卅运动,青年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被英国的巡捕屠杀。各路军阀纷纷发报支持学生,不久奉系和直系甚至率军来上海“支持运动”。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掉转枪口,镇压学生,封闭总工会,暗杀中国工人。

  实际的政治斗争尚且如此,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就更加找不到敌人了。唯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新青年》到处找旧派作战,却没有旧派出现,只能自编自演让钱玄同和刘半农演双簧。但如果说,旧派都被战胜了,已经找不到旧派了,但新文化却迟迟没有引起下层民众的兴趣,反而是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最为畅销。

  你要是说敌人其实并不存在,那帝国主义的压迫、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实实在在作用于日常生活的。你要说敌人存在,那看谁都不太像敌人。如果不是有类似的迷惑之感,鲁迅恐怕也不会写出《这样的战士》:“(战士)投出投枪,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这种场景,女权主义者也有同感吧。

 

  面对这种局面,“寻找敌人”、“划分敌友”,有时候甚至是“制造敌人”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即使找出来的敌人不完全是敌人,但打倒了象征性的敌人,或许对真正的不可见的敌人也有触动。新文化运动时,明明广译外国书的林纾,却成为了新派要打倒的对象,便是出于这一缘由。

  而好不容易找到了敌人,必然要“痛打落水狗”。如果不痛打,就没有示范效果。这便使得“找敌人”与“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策略共生了。

  梁启超就说:“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则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

  这一思想代代相传。陈独秀说:“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胡适说:“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鲁迅的拆屋与开窗论,就更是著名了。(罗志田:《道出于二》,第165页。)

  到了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的论断,随着毛选的普及化发行,更加为人所知。

  这当然是历史所走出的道路。毕竟这些历史人物面临的环境,是中国会被“开除球籍”的险境。因为中国已经远远落伍了,所以着急;因为着急,所以不管变法还是革命,都要越快越好;因为要越快才能越好,所以牺牲一些有敌人特征的人,“制造敌人”,打破无物之阵,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可是,随着时代前进,很多事情都在变化。“矫枉过正”毕竟是一剂猛药,见效快,但副作用不可谓不强。

  这篇姑且可称为“女权主义”的文章,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既找错了敌人,又忽视了疫情防控动员的“大政治”。动员女性医护人员上前线,难道不正是为了帮助湖北的患病者,早日恢复健康吗?这些患病者中,又有谁会细分谁是女性,谁是男性呢?

  这样的公共表达,虽然能被理解,但也难免让人担忧。

  《经济观察报》有一个基本主张:“理性、建设性”。这或许是取代或至少是补充“矫枉过正论”的合理态度。不过,由于主流媒体太过于注重“建设性”,批判性却逐渐空缺了,批判的任务总是落在这些试图“矫枉过正”的民间媒体身上。要想规避“矫枉过正论”的副作用,或许需要“理性、批判性、建设性”三者统一,以此作为主流媒体未来的定位。希望疫情带来的教训,会让我们有所改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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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20-2-19 02:35
经编辑部讨论,将该文从头条撤下
引用 陕青1988 2020-2-19 00:43
文章里说"这篇姑且可称为“女权主义”的文章,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既找错了敌人,又忽视了疫情防控动员的“大政治”。" 剪头发如果是技术上的必须,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在资本家强令开工,奸商发国难财,国府治理无能,医疗单位取消事业编制,人民群众极其不信任的大背景下拿它来搞宣传,这显然不是什么“大政治”,这只不过是甘肃基层宣传官僚的小算盘而已。这种小算盘显然不能代表“大政治”,这篇文章,无论最初意图如何,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国资产阶级底下治理能力和无能的宣传手段打掩护的功能。同时还把表现出一定程度劳工情怀的女权主义者推到了对立面,这才叫找错了敌人,这才叫不懂政治。
引用 龙翔五洲 2020-2-19 00:30
女医护人员剪去长发或削去秀发,这是为了治疗和自我防护的需要,也是为了在紧张工作环境下的方便。有什么好多发挥的!还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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