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教学改革的话题铺天盖地，新名词层出不穷，新花样应接不暇。新工科，翻转课堂，精品课，资源共享课，云课堂，雨课堂，金课，水课，木课(MOOC)，等，名堂搞尽。
为什么要这样搞?专家说，这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让师生一起把课堂搞活。另外，还要求把基础理论与各专业课做到有机结合，提倡新工科，新文科，等等。
效果达到了吗?本人不做结论，希望年轻的学子们去评价。花样不等于效果，形式不等于效率，改革不等于改变。如果所有的操作都是围绕着钱来转，都是围绕着课题转，不是围绕着学生转，不是围绕着效果转，那最后只有一个目标可以达成：热闹。
在对七十年代教育做介绍之前，本人很想说：
高考暂停，对中国人才培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导致后期人才供不应求，断层现象明显，这是个大结论。但是，这并不表明那十年高校处于空转状态。某些年轻人，受后期教育影响，以为中国高校在那十年不招生，不搞教学，被误导了。那个十年，招生质量在下降是实事，但教学改革仍然有其鲜明的特点，不少地方，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并非一无是处。很多高校写校史时故意删掉这十年是不对的，没有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
下面，我把七十年代初部分大学教学改革的小环节给大家做个介绍，选几所名校，再加一所名气不大的院校，也许多少有点启发作用(方任号里的棕色字体内容是本人的理解)：
★★北京大学教学改革
北京大学文科专业。三分之二时间在课堂学习专业基本知识，三分之一时间师生一起下工厂，去农村，带着课程，结合实际进行专题调查。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带学生与北京文物管理处合作，参与京郊西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房子、烧灶、陶器、窑穴等重要古代遗迹和遗物，接受田野考古训练，不搞“书本上考古，黑板上种田”。哲学专业，每个年级有150名师生，分别安排到西城区工厂、商店、首钢、发电厂和街道进行实践教学，结合生产管理，跟群众交流心得，写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摘自《文汇报》1973年1月5日)
北京大学基础课。1966年之前，北大理科学生学制为六年，基础课学习四年，烦琐庞杂，学生负担过重。改革后，既重视了基础课，又保证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基础课要为专业课学习做好准备，专业课要尽可能为基础知识的复习、巩固和加深理解提供条件。比如说，激光专业，数学课必须配合电阻电容充放电电路的“暂态过程”讲微分方程，电学课讲充放电规律，数学课要讲清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等等。为了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必须严格要求学生交作业、实验报告和实际训练总结。【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新工科”教学改革吗?】
北京大学改革教材。比如说，旧有机化学教材，都是以官能团几大反应作为体系，不分轻重和主次。新教材注意到官能团在有机化合物中的内部联系，同时又注重兼收并蓄，选取典型常用的官能团，其余只作一般介绍，减轻学习负担，强调与实践相结合。再比如，地球物理专业，过去，它的物理课程设置与理论物业专业一样，都学习四门理论物理，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完全不需要这么多理论物理知识，只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物理知识就够了。课程调整后，只讲基础课物，只讲现代概念和理论，不再从最早年的理论讲起，注重专业新技术、新成就和生产实际。
北京大学实践教学。有机化学专业，过去，学习很多课本知识，学生到工厂，看到什么都不认识。改变实践教学以后，学生可以到我校制药厂进行现场教学，四咪唑、氯卡、苯肾上腺等六七种产品的合成，都是很重要的反应，学生可以结合这几种产品的合成、分析、鉴定，比较系统地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为此，学校的专业基础课编了两种教材：一种是根据科学基本内容由浅入深的系统教材;一种是结合典型产品进行实例教学的补充教材。基础教学必须注重实验环节。
(摘自《光明日报》1972年7月20日)
清华大学教学改革
清华大学理工专业。在实践基础上着重理论方面学习，象工业自动化专业程序控制计算机方向，先组织学生参加一台比较简单的计算机部件安装和调试，后结合专业主要课程《晶体管电路》的理论学习，组织学生搞一台复杂计算机的总装和调试。当学生掌握了足够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后，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一台新的程序计算机的设计任务。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联系生产和科研任务。经过这样的培养，学生毕业时，大部分人的基本理论、设计能力和调试能力都掌握得比较好。
引导学生自己研究问题。学校注重改变“多灌多得，少灌少得”的老方法，努力实践启发的、实验的、研究的教学方法。比如说锻压专业与数学课程的结合，锻压材料比较关注材料的节约，而数学中有求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知识点，用数学的方法建立一个物理模型，让学生既有抽象认识，又有实践感性认识。【这也是我们今天强调的“新工科”教学改革】
清华大学教材教材。旧版工科教材，只讲理论，不讲实际，学生感觉没有用，并且太难学。新编《晶体管电路》充分考虑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把部分陈旧的参数删除，只留下实际应中比较广泛出现的参数，更强调定性分析、定量计算和实验校核，既好理解，又能指导工作实践。教材的典型电路和例题，保证有二分之一是实践上用过的，四分之一是社会调查获取的，不到四分之一引用其它资料。
机械制图课程。按旧学制，安排老师讲学180学时，学生自学课时180学时，总学时达360时。课程结束，学生也就只能画个水龙头或简单减速器的装配图。在把制图教学与工厂生产实践相结合后，总课时调整为140学时，其中课堂学时为四十学时，实践学时为100学时，课程结束后，学生都可以画出复杂的磨床装配图，学时减少了，学生实际能力搞高了。
清华大学考试改革。改变过去全闭卷考试的做法，采取一定数量的开卷考试，题目公开，既包含理论，又包含实践操作，学生可以带书。比如说，电子计算机专业脉冲电路的考试，要求学生按照理论所学排除已经设计好的电路故障，第一步是排除简单故障，第二步是排除相对复杂一些的故障，如果不会，考试过程还可以跟老师进行讨论，直到学生能独立排除。可控硅专业，功率放大器知识点，分析外国资料上的线路，要求学生进行大胆改进，有两个学生组合，改掉了一个输入变压器和一个输出变压器，大大减少了仪器的体积和重量，这就大大鼓励了学生的创见，不会死记硬背。【这不就是今天高校常常讲的“创新设计”吗?】
(摘自《红旗》杂志1972年第九期)
复旦大学教学改革
联系物理模型讲数学。1971年，复旦大学把学数学的学生带到上海工具厂，参观由该厂独立研制的高级精密铲磨床，教师把这台机床依据的数学原理编进教材，并建立了物理模型进行教学，结果，大部分学生既看不懂图，也不懂数学原理。
1972年，复旦大学对数学教学进行改革，强调数学概念与物理模型之间的关系，让数学回到物理模型中去，每一个实践环节都可以构建一个模型，这叫解剖麻雀，学生很快就能弄懂。【这不就是数学建模吗?】
再比如，激光专业，在讲积分时，就按专业特点，着重解剖大功率短弧氙灯，把积分学用到灯壳表面积测量与计算中，让学生学会用高等数学进行真空测量，还可以从数学理论上分析激光打孔电源、照相机快门等技术原理。【这又是“新工科”教学，基础课与专业课结合】
在给微电子专业学生讲数学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矩阵的理解，矩阵抽象，电子线路也抽象，把数字矩阵与电子线路的网络联系起来讲，两个抽象的矩阵运算就有了活生生的物理模型，既好学，又好教，逻辑推导和数学抽象的能力都得到提高。
电子计算机专业。因为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方法是比较新的课程，过去，会安排在四年级才上涉及计算方法的课程，对学习计算机不利。现在，学生进校不久，就讲解程序设计和算法语言，变成基本内容，由浅入深地复习初等数学，再学好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等基础课程，有效地把这些课程结合起来，不仅提前学习了计算方法的内容，而且还带动学生学好数学，使学生很快就能运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
复旦大学文科班。提倡辩论学风，个人钻研和集体辩论是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两个方面。强调“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没有辩论的气氛，就必然会象旧文科那样死气沉沉，万马齐喑。要在大学文科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就必须反对课堂的“一言堂”，要提倡“群言堂”，采取摆实事，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坚决反对轻易把不同观点宣布为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允许批评，也允许反对，允许发表意见，允许修正意见，也允许保留意见，鼓励师生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敢于认识真理。【这不就是高校今天经常强调的翻转课堂吗】
(摘自《人民日报》1972年9月25日)
山东工学院教学改革
教材改革的实践性。教材不能脱离实际，既不能降低基础理论，也不能脱离典型产品。比如说，工业自动化专业，工业电子学理论教学，就可以加入“脉冲式晶体管稳压电源”这个典型产品，将产品的电路分解成一些简单的局部单元插入到课程系统的各个章节，讲“整流滤波”，让学生按产品中实际的整流滤波进行计算和实验，讲“放大”，让学生做有关晶体三级管的特殊性试验和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实验，讲“脉冲”，让学生熟悉产品中开关控制元件的特性，最后，以整套产品的电路为分析中心，进行总装调试，要求学生能排除故障。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以后碰到比较复杂的电路，心中就有数了。
教材改革的科学系统性。过去，对电机专业的学生，《电机制造工艺》和《金属工学》是两门专业课，各有各的系统。但是，从电机专业的培养目标看，这两门课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后来，将两门课合并设置成《电机结构与制造工艺》，围绕电机制造这个总要求，将“电”和“机”以及制造工艺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课程更好讲，而且还节约了课时，从过去的130学时减为60学时。力学教材，不只是讲力学理论，还讲力学应用，比如说，把锻压设备模拟成力学模型，然后，对其进行具体计算。教材不再只有数学计算，还有很多力学模型，学生学得比较主动，对基本理论的掌握也比较扎实。
(摘自《教育革命学习资料》第71至75页)
就做这么一点简单介绍，到底好不好，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或者说是否符合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得由各位读者自己去评判，本人不做结论。
招生，办学，数量，质量，那都是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问题，而教育本身含有规律性，一方面是育人，一方面是服务于社会发展，两方面都做好了，才可以说教育基本成功。
新中国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不同时代，经历着不同的波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改下去。
附言：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上篇文章中两处提到社会主义改革试点?答：我讲过，尽管知道无法改变，资和市场是大方向，但还是怀有理想主义，一种愿景吧!
写于2020年2月23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