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断与数据的互相否定 —— 评“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

论断与数据的互相否定

——评“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井冈山卫士”发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1]（需翻墙）一文开始，“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在作品中陆续给出了不少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材料，包括各种论断与数据。

回顾两人的文章内容，笔者发现：他们虽然给出了一些对“中帝论”的论战十分重要的数据，但却不会处理，不知道关键数据稍加处理就能否定他们的重要论断，当然他们也不会基于己方相对正确的论断来恰当地分析计算结果，更别提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了。

对于他们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计算结果，笔者并不认同，但为了减少争议，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笔者会尽量利用他们提供的材料来说明问题。

目录：

一、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

二、剩余价值率与交换地位

三、研究与质疑的不足

四、集中和垄断的关系

五、企业规模与利润率

六、集中和垄断的性质

一、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

对于不同类型国家资本的结构问题，“井冈山卫士”有这样的论断：“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1]他还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1]

但是，在文章接下来的论述乃至以后的论战中，他与“远航一号”都没有给出数据来证明这些观点，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给出相关材料——有人的确提供了但自己还不知道。

“2016年，中国共有109家企业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上按照营业收入计算排名前500位的企业。这109家企业的营业总收入6.04万亿美元，总资产29.11万亿美元，总利润3161亿美元，雇员总数1979万人” ^[2]；“2016年，美国共有132家企业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上按照营业收入计算排名前500位的企业。这132家企业的营业总收入8.48万亿美元，总资产29.96万亿美元，总利润6420亿美元，雇员总数1741万人” ^[2]。

“如取上述109家中国最大企业中排名靠前的100家企业，则中国最大的100家企业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是5.84万亿美元，总资产28.72万亿美元，总利润3064亿美元，雇员总数1926万人。”^[2] “如取上述132家美国最大企业中排名靠前的100家企业，则美国最大的100家企业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是7.68万亿美元，总资产27.64万亿美元，总利润5627亿美元，雇员总数1569万人。”^[2]

这就是比较中美两国“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 ^[1]的关键材料，对于研究两国最大的一类资本来说则是绝佳的事实证据，笔者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远航一号”不尝试用这些数据来证明或否定“井冈山卫士”的论断。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进入五百强的中国企业平均拥有资产2671亿美元，进入五百强的美国企业平均拥有资产2270亿美元，明显是中国企业的资本存量更大一些。再分别考虑两国最大的100家企业：中国最大100家企业的平均拥有资产2872亿美元，美国最大100家企业平均拥有资产2764亿美元，还是中国企业的资本存量略大一些。

从前面这些关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据可知，就最大一类资本的数量而言，中国少于美国但和美国具有可比性——五百强里109家对132家；就其中单个资本的大小而言，中国还超过了美国。这还是与公认的最大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与英法德等相对较小的典型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大资本更大且数量应该更多。

中国“开始资本积累”明显较晚，如果“远航一号”给出的关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据能证明什么的话，那也只能是“井冈山卫士”的论断“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 ^[1]在很大程度上不正确。那么他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论断呢？

简单说资本有机构成是指不变资本价值比上可变资本价值，表示技术积累程度，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技术水平就越高。一般说来，资本量的积累本身就意味着性质的改变，较大的资本存量本身就意味着不低的有机构成和不落后的技术。企业越大技术越先进，那么有机构构成也就越高，但这只是直观判断或定性分析，对于具体问题需要针对性的定量比较。

有机构成的计算方法与流行的统计项目不符，没有办法直接给出计算结果。笔者曾经尝试过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对有机构成进行定量分析，方法是“通过查看资产比业务收入的结果”^[3]，结果是“相对于业务规模，企业越大资产越多，不论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 ^[3]，关于有机构成的结论是“与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资本积累明显更多，一般说来这代表技术水平更高——所以大型企业的有机构成更高”^[3]。这就是笔者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后得到的结论，与直观判断和定性分析相符。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进入五百强的企业，2016年总资产比业务总量的结果：对于进入五百强的109家中国企业是4.82，对于进入五百强的132家美国企业是3.53；对于其中前100家中国企业是4.92，对于其中前100家美国企业果是3.60。总之，中国大企业的总资产比业务总量要比美国大企业的大一些，而且大得比较明显。中国大企业的资产不但绝对地大于美国大企业，而且相对地大于美国大企业，还大得更明显，直接就能看出来。

 “井冈山卫士”的论断“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有机构成” ^[1]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正确的，至少就同为五百强的企业而言，他笔下典型的“核心国家”美国“的地位”并非“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 ^[1]，而典型的“外围半外围国家”中国“的地位”也并非“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1]，正好反过来了。而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是正相关的，所以“井冈山卫士”的论断“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 ^[1]以及之后的论述也不能成立。

二、剩余价值率与交换地位

但“井冈山卫士”的如下论断笔者是赞同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 ^[1]

想必 “远航一号”也赞同，可是你既然知道有机构成的差别会导致不等价交换中地位的差别，也给出稍微处理一下就能用于资本有机构成研究的数据，为什么还说“中国的资本家对本国工人敲骨吸髓，剩余价值率高达约150%！”^[2]呢？（“远航一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笔者是不赞同的，这里引用只是为了指出他和“井冈山卫士”思维体系的矛盾之处。）

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有机构成甚至明显超过了进入世界五百强的美国企业——公认的、典型的体现帝国主义含义的跨国垄断企业，那么控制这些巨型企业的中国资本家难道只是“对本国工人敲骨吸髓” ^[2]吗？对本国的其他企业（哪怕是一般意义下的大企业）不“敲骨吸髓”吗？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甚至是美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工人不“敲骨吸髓”吗？……

有机构成最高的一类资本主义企业有这些能力。当然，所有压榨的源头都是劳动群众的工作成果，可为什么你认为五百强企业的利润只是来自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呢？有机构成对交换价格的影响你“远航一号”应该知道的啊！怎么在最需要应用的时候反而忘了？

“粗估中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为148%” ^[2]，“粗估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为66%” ^[2]。虽然“远航一号”写的是“剩余价值率”，但他并没有使用马克思讲到的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用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去创造和工资相等价值所需的工作时间，再除以与工资等价的工作时间。他用公司的利润除以员工总数，得出平均一个员工创造的利润，再设法估计出员工的平均工资，用平均创造的利润除以平均工资就得到“剩余价值率”。 ^[2]

且不说“远航一号”在获得各种数据的操作中存在多种问题，仅仅是他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就说明他得到的结果绝不是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下的剩余价值率。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一个环节，剩余价值率衡量的是这一环节的相对剥削强度，但“远航一号”计算却要把交换等其他环节考虑进来，计算经营结果相对于员工工资的大小，两者很可能存在明显差别。在现实中，交换的平等与否对企业的利润有明显影响，这一点 “远航一号”是知道的；对于世界五百强企业这样资本积累非常多、有机构成很高的企业来说，交换中的不平等往往对它们有利，“远航一号”也清楚——至少读过“井冈山卫士”的文章^[1]。那么你为什么要那么计算剩余价值率呢？明知故犯吗？

“远航一号”的计算结果说明不了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强度，但由于与中国和美国企业相关的计算结果相差很大（148%对66%），假定不同的剥削强度也就是剩余价值率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特别是对于“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所重视的交换地位而言。

如果假定中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剩余价值率都是100%，中国企业的利润中就有约1/3（148%-100%=48%，48%/148%≈1/3）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的，美国企业就要把自己员工剩余价值的约1/3（100%-66%=34%≈1/3）通过不等价交换转交给其他资本集团。与“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的假定正好相反：中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交换中明显占便宜，美国同类企业明显吃亏。

假定中国企业比美国企业剥削强度更大也不见得能改变交换的性质。不妨假定中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剩余价值率为120%，美国同类企业为80%，这样中国企业的利润中就有1/6~1/5（148%-120%=28%，1/6<28%/148%<1/5）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的，美国企业就要把自己员工剩余价值的1/6~1/5（80%-66%=14%，1/6<14%/80%<1/5）通过不等价交换转交给其他资本集团。即便假定中国企业的剥削强度比美国大一半（(120%-80%)/80%=50%），仍然可能是中国企业占便宜而美国企业吃亏。

除非极端地假设：中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剩余价值率为200%，美国同类企业为50%，“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关于交换地位的结论才能成立。这时中国企业要把自己员工剩余价值的约1/4（200%-148%=52%，52%/200%≈1/4）通过不等价交换转交给其他资本集团，美国企业的利润中差不多有1/4（66%-50%=16%，16%/66%≈1/4）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的。

“远航一号”的计算结果不可能证明他自己的结论，因为他都不知道他算的是什么——可以确定不是剩余价值率。根据前几段的论述，同样可以发现那两个计算结果也不能用于说明企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交换地位，即便那两个数字正确，在企业本身剩余价值率（马列主义意义下的而非“远航一号”所说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两类企业的交换地位可能完全相反。

“远航一号”的研究是非常不严密的，既不能证明什么又不能否定什么，而他自己给出的数据又与自己赞同的结论相矛盾。

三、研究与质疑的不足

“井冈山卫士”的《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4]（需翻墙）一文才是反对“中帝论”一方发表的比较严谨的对当今“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 ^[4]的研究，他自己的意思是要“从《帝国主义论》的定义出发，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决定性的而不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证据或证伪”“中帝论”。其文章“第二部分：垄断和国企垄断” ^[4]中作者给出事实材料证明了（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4]的观点，这就是反对“中帝论”一方对“生产集中和垄断” ^[5]（739页）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 “太平洋的风”所写的《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6]一文驳斥了这种观点，凭借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和更严密的论述，他有力地证明了“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显然不仅跨过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水平” ^[6]这一观点。从那以后，关于“生产集中和垄断” ^[5]（739页）反对“中帝论”一方便给不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了。

虽然“井冈山卫士”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他给出的材料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可是后来他和“远航一号”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为了证明“在列宁看来，集中本身并不等于垄断，而只是造成了垄断的条件” ^[7]，他们竟然这样引用《帝国主义论》：“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7] [5]}（740页）在笔者看来，列宁这段话的意思是：生产的集中达到自己前文所说的程度就等同于垄断，与他们的观点正好相反。

后来，就连“远航一号”对垄断的质疑也显得很没水平。

“今日中国经济中，有哪些行业是确有少数企业垄断的，哪些行业即使不是‘自由竞争’，但由于进入门槛低、企业数量巨大、规模接近等原因在实际上是高度竞争性的（比如纺织、煤炭、光伏等），仍需要具体研究。”^[8]

且不说“远航一号”一直没有“具体研究”，就凭他把垄断和高度竞争性对立起来，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马列主义意义下竞争和垄断的含义：“高度竞争性” ^[8]与高度垄断性一点儿都不矛盾，甚至还是高度兼容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竞争本就是导致帝国主义高度垄断的原因之一，同时帝国主义时代的高度垄断又导致竞争在更高水平上更剧烈地进行。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庸俗经济学意义下，高度竞争和高度垄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在你的文章中，你列举了若干资本家价格同盟的例子。但是，这些同盟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否巩固，是得到长期维持还仅是昙花一现？价格同盟要维持，还必须伴随着划分市场份额和对整个市场的产量来加以计划。否则，垄断价格是维持不住的。你所了解到的垄断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产量计划和市场瓜分？资本家之间尔虞我诈，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又如何保证垄断同盟范围内的资本家能信守他们相互之间的协定？”^[8]

这一段话质疑的不是中国企业能否建立有力的垄断同盟，而是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否出现有力的垄断同盟。帝国主义时代显而易见的事实已经给了肯定的回答，质疑“中帝论”的地方不该出现这样的对一般帝国主义问题的质疑。

“即使是确实已经形成垄断的产业，哪些是外资港资台资垄断，哪些是私资垄断，哪些是国资垄断？又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外资垄断就不但不能视为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证据，反而可以是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结果。”^[8]

对于现在的中国，至少港资台资私资国资的分别对资本主义意义下的垄断区别很小，在研究“中帝论”问题时没必要“具体分析” ^[8]。唯独外资的情况可能有必要“具体分析” ^[8]，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入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拿外资说事儿仍然是质疑一般帝国主义问题。

总之，“远航一号”的上述质疑要么是对政治经济学缺乏基本认识，要么是没话找话。他的叙述对认清当今社会“生产集中和垄断” ^[5]（739页）的情况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