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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马克思主义(四十六)—— 马克思和哈耶克

2020-4-2 05:5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9842| 评论: 0|原作者: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摘要: 按照“历史的终结”时代的见解,哈耶克打倒了马克思。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耶克是怎样论证了“商品拜物教”不仅不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永恒必然性。

哈耶克论价格的作用                

按照“历史的终结”时代的见解,哈耶克打倒了马克思。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耶克是怎样论证了“商品拜物教”不仅不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永恒必然性。

哈耶克于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文,是哈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一篇“经典”文献,后来收录于哈耶克的文集《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奉之为圭皋(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2271550.html)。

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首先提出,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是这样一种秩序,它可以“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哪一种经济制度更有“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这里,“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说的是由全社会的统一机关根据所了解的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社会成员的需要来对生产活动进行统一的计划;而所谓“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说的就是通过市场价格将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需要的信息传达(灌输)给他们,从而使他们各自的消费“计划”以及生产“计划”相互协调。

接下来,哈耶克提出了一个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很“伟大”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运算”所需要的主要不是系统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大量的、分散的、随时变化的、只有在“现场”的个人才能够了解而无法通过统计数据来传达的具体知识。比如说,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消费“口味”,其中有些口味,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个劳动者最了解他(她)自己的技能;某件工具、某部机器的具体使用者才能充分了解这件工具、这部机器的特性;一家工厂、一处农场的管理者最了解当地的各种情况等。

在哈耶克看来,“中央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无法将如此大量的、分散的、经常变化的但是却为合理“经济运算”所必需的信息都充分地收集并运用起来。只有靠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哈耶克举了一个著名的锡的例子,以说明“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

 

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 —— 例如锡 —— 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 —— 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要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朴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

 

接下来,哈耶克总结了价格体系的不可替代的优点: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 ... 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 ... 令人惊奇的是,在上述一种原料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由,就使许许多多的人 —— 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 —— 更节约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

 

哈耶克赞美道,这样一种人类“碰巧发现”的价格体系实在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奇迹”:

 

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目的的范围,则这种机制早已会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了 ...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哈耶克所谓的“价格体系”是怎样一回事呢?还是举锡的例子。比如,世界上发现了某种利用锡的新途径,于是对锡的社会需要增加了。这时,锡的价格在短期就会上涨到锡的价值以上;于是商品生产者就会开采新的锡矿,增加锡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全社会总劳动中一个更大的部分被分配到锡的生产上。经过一段时间,锡的价格就会逐步回落到价值的水平上。

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某一个或某几个锡矿枯竭了,并且在相当一个时间内没有发现新的锡矿。这时,每一单位锡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就增加了(因为生产锡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因此,锡的价格会随着锡的价值的上升而上升。锡的价格上涨以后,锡的消费者对锡的需求会有所减少,这实际上是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按照消费者所持有的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强制分配锡的消费权。另一方面,锡变得更加昂贵以后,对锡的替代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锡的替代品的价格在短期会上涨到价值以上。这会吸引更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锡的替代品,直至锡的替代品的价格回落到价值的水平上。整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在锡矿枯竭以后,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社会将整个社会总劳动中一个更大的部分用于生产锡的替代品。如此而已。

所以,在哈耶克看来,堪称“奇迹”的价格体系无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爱好经济思想史的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哈耶克的“价格体系”、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社会不断地将一定量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

如上所述,一切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必须要将全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或者许多种不同的劳动职能。但是,在商品社会中,这一分配过程不是以直接的、透明的、生产者能够了解并且控制的方式进行,而是在商品生产者背后以神秘的、商品生产者既不了解也无法控制的方式进行的(就像哈耶克说的,“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这种自发的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不仅令商品生产者们由于完全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被命运捉弄(或者暴富、或者破产自杀),而且还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乃至于将人类引向文明毁灭的深渊(比如全球生态危机)。

比如,锡的价格上涨以后,不仅会产生一些如哈耶克所设想的积极效果,而且还可能导致商人囤积居奇,商品交易所里对锡的投机也会活跃起来,刺激锡价进一步上涨。锡价上涨引起新的投机,关于锡的某些神奇新用途的传言也会广泛流传,一些商人开始相信对锡的需求将是无限的(对比一下前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全球原材料商品的巨大泡沫),不惜向银行借入贷款将锡囤积起来或者购买锡的期货。

在锡价飞涨的刺激下(这时锡价很可能已经涨了好几倍乃至几十倍),矿业资本家们疯狂地开采新矿,为此可能还要强占大量农民的或者原住民的土地,因此而引起了许多地方的严重环境污染也在所不惜。几年后,锡矿产量增加了几倍。这时,泡沫破裂,锡价暴跌,变得比废铜烂铁还便宜。一些资本家破产跳楼了,成千上万的矿工失业,许多刚刚发达起来的“锡矿城”一夜之间变成了“鬼城”,等等。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通过哈耶克所认为的万能的价格传导来完成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所有个人都只掌握“很少”的关于锡的真正的信息。先是一些投机锡的商人莫名其妙地暴富,后来又是一些投机锡的商人莫名其妙地破产。大批工人来到“锡矿城”寻找生活的出路,后来又因为完全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失业乃至于家破人亡。

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既不能正确地反映生产商品的社会成本,也不能正确地揭示商品的真实的社会效用。“市场失败”是普遍的。所以,不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在价格的引导下,人们在普遍追求私利的同时却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利益”。实际情况是,价格普遍是“错误”的。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大群执着地乃至于疯狂地追求私利的人们,在普遍错误的价格引导下,在他们自己相互作用而却不为任何人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反复地跳下经济危机的陷阱,并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失业者和破产者)当作牺牲的祭品献给市场教的神庙。

像凯恩斯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部分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根本不能够以任何理性的方式来决定“资产价格”,而只能随着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大起大落。

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就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都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这种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与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限性发生越来越尖锐并终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使得全球的生态系统迅速地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性膨胀和疯狂,正在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为自己的赌注。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败”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我们将在下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中进一步阐述。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

如果说,在商品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在商品生产者不自觉的情况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其实质就是在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之间的反复)以及巨大的社会浪费,才使得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从长期和平均来说大致与社会对各种产品的需要相适应,那么,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第三卷中文版第209页)

首先要说明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有效地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需要来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一方面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做得更好一些,同时还要解决资本主义遗留给人类的各种重大矛盾。

在二十世纪,一方面为了解决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十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依靠着对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普遍建立了所谓的“高消费”社会,人为地制造了大量并非有利于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工人阶级成员不仅是生产的“雇佣奴隶”而且还是消费的“债务奴隶”。

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将工人阶级从血汗工厂的残酷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将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强迫消费中解放出来。如此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为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参加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这就为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创造了条件。

就这样的意义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对消费品的需要方面将比现在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消费要简单。另一方面,就普遍满足所有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又将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

在确定了社会物质需要的总量以后,仍然要将全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劳动时间和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能力做到从长期平均来说使得分配到各个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与相应的社会需要之间大致适应。但是,就任何一个具体产品来说,在每个具体的时期,仍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情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的困难与商品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的困难有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来考虑生产过剩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超出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那么,一部分过剩产品可以用于出口或者支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出口和对外援助以外,计划部门首先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增加这种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设法对前一个计划期所发生的错误加以弥补。通过存货的增加,现在生产的产品可以用来满足未来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可以按照他们所支付的劳动量获得全社会消费品中一份相应的份额(假设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见《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95-96页,“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社会为了存货增加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要修建仓库,存货还需要保管、防止变质等)。所以,这里,实质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因为计划错误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风险;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生产者来承担。

如果生产过剩的情况相当严重,通过增加存货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过剩的产品(或者这样做的困难越来越大),并且过剩的产品是消费品;那么这时,计划部门可以采取降价的办法,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购买这种产品,避免或者减少浪费。但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得到原来的“工资”(其实际经济意义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于是,社会从出售这种产品而得到的利润和税收就减少了。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由社会来承担生产过剩的风险。

如果在短时期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即使采取了增加存货和降价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那么就只有采取减产乃至停产的做法。这时,计划部门可以组织减产或停产单位的工人学习或者参加其它社会需要的劳动(比如绿化、改造环境、修建公园等),保证工人的“工资”不降低或者不降低很多,从而由社会承担减产、停产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成本。

接下来考虑生产不足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少于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关系,这时,社会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一部分短缺产品或者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除了进口和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外,计划部门可以动用原来积累的、目前处于短缺状态的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再设法增加目前短缺产品的生产。

如果某些产品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并且短缺的产品属于消费品,计划部门也可以考虑采取产品涨价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计划部门对于涨价的方法应该慎重使用,因为涨价的实质是根据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重新分配短缺产品的消费权,将那些货币购买力最少的消费者排除在外。

更可取的方法,是采取配给的方式(即过去的“票证”)来克服某些产品短缺的暂时困难。所谓配给,就是根据社会所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外的标准(比如社会公平、照顾老弱病残等;商品社会的价值规律不是从“公平”观念中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可以根据社会所决定的公平原则来进行的)。当然,社会所制定的配给标准,应当有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经过民主的程序,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官僚关起门来说了算,更不能为变相的官僚特权敞开大门。

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商品生产者个人来承担由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外在力量(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强加给他们的诸如破产、失业以及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人间悲剧。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计划工作,努力减少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错误,以减少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减少并争取消灭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广大劳动者普遍参与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

在减少官僚主义错误、限制官僚特权的前提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参与计划管理的积极性。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除了毛主席和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在阶级觉悟基础上建立起的高度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不仅打仗勇敢,而且从来不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能够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积极主动地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采取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战术行动。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广大的劳动者将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随着许多劳动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增长以及先进人物的大量涌现,劳动者们还将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这样,除了常规的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的计划工作以外,各级劳动者还可以将哈耶克所说的大量的、分散的、当地的“知识”结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帮助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上级纠正计划错误,在具体的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中及时解决群众或者其他生产单位所面临的困难。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将像革命战争年代的指战员、毛主席时代的赤脚医生那样,不是消极被动地而是积极主动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像今日中国惟利是图的资本家那样,躲在价格这个“最简短的形式”后面,大肆贩卖假冒伪劣。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在书本上崇拜哈耶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们,在现实的市场中却常常要吃资本家的亏。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48页,注5)。或许,为了捍卫哈耶克的荣誉,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应当努力使自己都成为“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的模范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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