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疗之父披露新冠病毒源头之系统研究

2020-4-25 22:4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495| 评论: 0|原作者: 罗盖文，常远译 |来自: 察网

摘要: 在此，我谨就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最初在美国生产的生物战武器，并且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出现是为美国巩固和维持国际政治和经济霸权而设计的预谋事件，提供直接而明确的证据。

3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影响

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2015年的文章[41]值得关注，因为它描述了通过国际合作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型进行了成功的基因工程改造，确认了它的传染破坏能力，证明没有有效的药物、疫苗或任何治疗或预防方法，并预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将是超凡的。它描述道：

【“除了为应对未来新出现的病毒进行准备外，这种方式必须放在美国政府对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强制暂停的背景下考虑。”】

虽然发出了停止呼吁，旨在终止14家美国研究机构从事的有风险的病毒学研究，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42]。

人类的聪明才智将病毒和蝙蝠的进化提前了100万年，使它们有了杀死人类的新能力。病毒重组[32][33]、宿主转换[32][33][34][35]和功能获得性突变（GOF）[41]的组合运用，业已实现。SARS冠状病毒以其在上呼吸道的广泛传播效率而闻名，真正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质粒可以破坏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病毒进入的目标是人类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受体。对病毒重组技术和宿主转换技术组合使用的研究，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进行，这扰乱了人类、蝙蝠和病毒之间百万年的自然平衡。正是由于功能获得型突变（GOF），一种脱氧核糖核酸工程技术，提高了SARS冠状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重组体（图1）在人类中的传染效率，使其达到了瘟疫和大瘟疫水平。

“基因治疗之父”披露新冠病毒源头之系统研究

图1：被构造出模型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源三聚体刺突糖蛋白。来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包膜蛋白的插入物用彩珠表示，出现在蛋白的结合位点。引自[47]。

从1998年的病毒穿梭载体P-shuttle SN Vector到现在的常规散布短回文重复序列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型SHC014CoV是病毒基因工程的雏形，也是致命的。这是最好的生物武器。它以科学的眼光和热情实施，发明人为其发明在资金和发表方面获得了应有的支持。然而，这项发明对人类和蝙蝠都没有好处；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和蝙蝠的死亡。它彻底改变了军事战争，无须部署军队、无须划定边界、无须宣战便可杀戮敌人，并且通常也不知道是否遭受了攻击或攻击的证据。这项发明使它的主人能够杀死有人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受体的任何哺乳动物。

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2015年发表的文章警告说，如果不加控制[41]，可能会出现大瘟疫。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初稿的标题中，用了“对人类构成紧急危险”这样的短语。在发生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5年前，在技术霸权主义之乡美国，两位中国科学家分享了他们的学术进展，并在15位作者的长名单中被排在中间和倒数第2的位置[译注10]。他们与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合作研究的正是功能获得性突变（GOF）这种美国技术。北卡罗来纳大学靠近德特里克堡（FortDetrick），这是一个生物安全4级（BSL4）的、生产和测试生物武器的生物防御重点实验室。功能获得性突变（GOF）对SARS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SARS-CoV/HIV）重组体进行了“涡轮增压”，并且第1次将其转化为世界上最强的、大瘟疫口径的生物武器。这便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麦那奇瑞（Menachy）[译注11]等作者的成果中记录了：

【“V.D.M.设计、协调和进行实验，完成分析并撰写手稿。B.L.Y.设计了传染性克隆并重新获得了嵌合病毒……R.S.B.设计实验并撰写手稿。”】

这些人，便是截至2020年4月8日给211个国家带来1,852,021位确诊感染者及114,090位死者（这些数字正呈指数上升趋势）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这个生物炸弹的最初的设计者、科学责任人。

[译注10] 指时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葛行义（此论文第9位作者）及研究员石正丽（此论文第14位作者）。葛行义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2008级（2011届）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生，曾获2012年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译注11] 威尼特·D·麦那奇瑞（Vineet D. Menachery）博士，现为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和免疫学系助理教授。

至于“对未来新发病毒的准备”，自5年前麦那奇瑞（Menachy）等人的文章发表以来，6天前，即2020年4月6日，只有拉尔夫·巴瑞克教授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同一实验室发表过一篇文章，该实验室设计并测试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原型。该文章记录了一种在小鼠身上试验过的疫苗可能是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潜在治疗方法。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为保护人类生命而把传播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蝙蝠杀掉的文章。通过把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接种给蝙蝠来研究蝙蝠-病毒之间是否存在共生或寄生关系，以及蝙蝠免疫系统对这些自然或外来抗原的耐受性的研究记载，亦未见发表。

对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来说，除非疫苗能卖出好利润，否则为什么要花钱制造一种能杀人的嵌合病毒，并找到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呢？然而，即使北卡罗来纳大学团队自己开发这种疫苗也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43]。由于来自不同病人的不同脱氧核糖核酸序列的嵌合病毒核糖核酸的巨大随机重组，原则上没有一种疫苗是完全有效的，甚至连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巴瑞克（Baric）团队为美国人生产的疫苗也是无效的[43]。唯一科学有效的疫苗只能来自相同血型康复患者的混合抗血清[44][45]。立即能够给重型患者和危重型患者用上的疗法，只能是前述血清疗法。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头号保护神。如果这也不顶用的话，为了救命，就不得不立即使用被动免疫原了[44][45]。

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资金资助。其论文“致谢”部分载明：

【“本手稿中的研究项目，通过编号为U19AI109761 （R.S.B.）、U19AI107810（R.S.B.）、AI085524 （W.A.M.）、F32AI102561 （V.D.M.）和K99AG049092 （V.D.M.）项目的奖励，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国家过敏症与感染病研究所、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资助；通过编号为81290341（石正丽）、31470260 （葛行义）项目的奖励，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并从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EPT）‘新发大瘟疫威胁预测’项目的资助（石正丽）。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培养项目，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编号为DK065988（S.H.R.）项目的奖金，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糖尿病、消化和肾脏疾病研究院的资助。我们还感谢M. T. Ferris （北卡罗莱纳大学遗传学系）对统计方法的评审，并感谢C·T·曾[译注12]（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提供Calu-3细胞。”】

[译注12] 指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和免疫学系生物防御和新型疾病中心教授Chien-Te （Kent）TSENG博士。

“致谢”部分的末尾，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罕见声明：

【“在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之前，已启动并进行了全长并嵌合SHC014重组病毒的实验，此后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审查并批准继续开展研究。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一定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

最后两句话构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免责声明。资助方在资助这个项目时是怎么想的？没有科学家会相信这个项目是为了人类、蝙蝠亦或病毒的利益。

寇塔答（Coutarda）等人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中发现了弗林蛋白酶样的裂解位点，但在同一进化枝的冠状病毒中没有。

【“这个弗林蛋白酶样的切割位点本应在病毒释放[46]过程中为刺突蛋白‘启动’而被切割，并可能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提供功能获得性突变（GOF），使其在人群中比其他谱系b型β冠状病毒更有效地传播。”“值得注意的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蛋白序列包含12个额外核苷酸”[4]。】

这些正是基因工程的“插入物”。

起草1989年的《生物武器法案》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教授认为，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的SHC014冠状病毒或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一种攻击性的生物战剂，功能获得性突变（GOF）技术没有合法的科学或医学用途”[47]。博伊尔教授的职责正是监督美国的生物战。据博伊尔说，功能获得性突变（GOF）是一种能够将危险生物战物质或病原体进行“涡轮增压”的DNA基因工程技术。在亚历克斯·琼斯节目（Alex Jones Show）[47]上，他谈到了12个在美国拥有许多生物安全3级生物安全4级（BSL3BSL4）实验室的战争基地，这些实验室专门从事生物战武器方面的系统工程，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安全3级生物安全4级（BSL3BSL4）战争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新闻报道，德特里克堡在一次约2万人死亡、附近75%居民受感染的、类似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爆发后，于去年7月被吊销了许可证。他说：他谴责北卡罗来纳州德特里克堡违反了他起草的1989年《生物武器法》，对他宣称来自德特里克堡的包括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所有病原体进行“涡轮增压”。他坚持要关闭德特里克堡，并对研究人员进行全面调查。

至少在5年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多个负责人，从病毒学研究所的弗兰奇·安德森直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便以学术追求和人类健康的名义，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研究，以制造和测试不比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更接近的病毒。对于所有这些“预备应对未来新发病毒的准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没有开发出任何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当关注的科学家们呼吁美国政府对功能获得性变异（GOF）项目彻底终结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们以免责声明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并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这些杀人项目。这是为所有人创造的自由和正义吗？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位科学家是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的这项杀人计划的作者。反人类罪一直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专长[48][49][50]。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象牙塔里，居住着许多按照指示作为或不作为的腐败官僚。自从迫使我——一名拥有肌母细胞移植技术关键专利的外国顶尖科学家——离开美国后，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列出了23个IIIII期的临床试验项目，更多项目列在了肌肉干细胞项下。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EMA）还列出了6个肌母细胞移植项目。后者的平台技术，已经为肌营养不良、心肌病、II型糖尿病、实体瘤和衰老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考虑战争和大瘟疫的死亡人数的话，这些疾病占人类死亡的80%[51]。

2019年12月，美国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战的条约。美国已经开发出最好的生物战武器，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个生物防御实验室。美国是唯一拒绝世界卫生组织检查其生物战实验室的国家。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去年7月暂停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安全34级许可证以及要求关闭其设施并销毁其记录时，其许多工作人员已受到污染，最终在东海岸城市爆发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截至2020年4月13日，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在美国呈指数上升趋势，在过去4周内已造成22,090例死亡、累计确诊患者560,055例。疫苗接种并非完全有效，特别是对患有潜在疾病的老年患者。

有些冷酷无情、无视法律、渴求权力的人，想在同胞的生命上生杀予夺，以增强他们自己而非他们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至高无上的霸权。他们开发、拥有并使用了上述3种把技术结合起来运用的产品。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说服美国国会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和部分负责人们施压，为这个和以前的杀人项目提供资金，以至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都不得不发表免责声明来保护自己。

2020年3月1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开始在世界新闻里宣布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为了让中国为2019冠状病毒病给全世界带来的伤害进行赔偿，而误导世界并带头发难。大多数人相信国际电视上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讲中国病毒是从喝的蝙蝠汤传染给人类的。智商稍高者们更喜欢异国情调的生吃蝙蝠的说法，他们认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86℃下不可能存活，在煮沸的100℃肉汤中就更不可能了。

3月25日，根据特朗普总统的建议，美国国会54%的共和党人和36%的民主党人表决要求中国至少支付部分赔偿金，得到了42%美国选民的支持，如果中国拒绝支付的话28%的人愿意毫不犹豫地开战。

3月29日，美国的新闻宣布中国是第1个有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的国家。美国政府业已发出威胁，对借自中国的、总额达10,000亿美元美国债务，全部或部分不予偿还，以惩罚中国政府在控制因食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蝙蝠而导致的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方面的延误。奇怪的是，它完全避免了谈论生物战，而执着于对来自武汉蝙蝠的中国病毒进行谴责的消息。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美国选民（多数受到误导）支持该行动。如果不完全了解2019新型冠状病毒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真实起源，许多无辜的美国人都可能在被误导下走向战争，为错误的目标而死。中国没有理由花10,000亿美元来承认中国并未犯下的罪行。在上世纪60年代中，许多美国年轻人发起反战行动，拒绝打越南战争。

这篇综述的目的，便是警告和纠正故意伪造科学文献和事件造成的国际误解。这种误解可能导致战争，并进一步破坏人生以及经济、政治关系。人们在做人生决定时，不应盲目无知。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社会责任是向全世界通报2019新型冠状病毒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科学起源。现在是科学家们结成联盟，来发出呐喊并保护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时候了。如果放任自流，2019冠状病毒病会给我们留下仅次于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毁灭和悲伤。

自2019年12月12日以来，2019新型冠状病毒已影响到211个国家和77亿人的生活。截至2020年4月13日，已有1,852,021人被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只活跃了4个月，已造成约114,090人死亡。如果允许传播这种病毒，1年内轻易就能造成25万人死亡。

到2020年3月18日，2019冠状病毒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直到有境外输入病例时才有新病例报告。这一结果的实现，来自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一个伟大的政府、医学专家们的良好指导、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守纪，以及所有医务专业人员的共同牺牲。中国树立了应对的榜样，并帮助世界上不同的人们向我们真正的敌人——2019冠状病毒病开战。让我们携手努力。

没有宣战，没有枪炮或硝烟。没有国界可争。看不见敌人。人类对病毒的存在心生恐惧。它掠夺了我们在“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地寻找、交友和探索各种机会的自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使丈夫和妻子成为杀人伴侣，可敬的老人独自死去而无人到场。我为那些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资源为人类建设这条“一带一路”世界友好纽带的人们感到悲伤，该项目也因此而脱轨。

我们能否回到过去曾经享有的、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并享受周围美景的和平时光？各个种族、肤色、宗教、年龄、性别、身材的人都遭受了痛苦，并将继续遭受痛苦，直到我们停止资助、设计、制造、促进和使用类似2019新型冠状病毒、H1N1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H7N1流感、H7N9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艾滋病（HIV）和埃博拉病毒这样的生物战武器。这些都是有人预谋的冷血谋杀。

早在2019年美国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之前， A、B、C、D、E进化枝的冠状病毒，便已记录在美国的生物安全3级生物安全4级（BSL3/BSL4）实验室中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中的β冠状病毒，属C进化枝。尽管湖北的蝙蝠种类繁多，但在中国只发现了C进化枝。在中国，并无证据表明存在2019冠状病毒的祖父母代（A进化枝），父母代（B进化枝），子代（D进化枝）或孙代（E进化枝）。这对武汉市的2019冠状病毒病可能源自中国境外而非其本土的病毒，提供了间接证据。

与第1个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意大利相比，英国作为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境口岸之一，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相对小，这极不寻常。英国在2019冠状病毒病在欧洲爆发的两周前脱离欧盟，英国首相宣布：英国人不应该害怕，可以继续像往常一样生活，因为他们健康得像“免疫了”一样，这极不寻常。这类似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COVID-19初发时向美国公众宣布的内容。在北美，公民每年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去年秋天，所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接受了额外的肺炎疫苗“注射”。

4 2019冠状病毒病的治疗

我以前曾就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和其他病原性瘟疫突袭的应急血清疗法和抗体药物发表过文章[44][45]。本综述旨在为这种疗法和抗体药物的研发提供背景资料。

4.1 监管和同情用药[译注13]

针对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主要结构而产生的单克隆抗体，在降低病毒血症方面显示出的疗效[52][53]，但由于制造成本高[54][55]，从未做过CR3022抗体和CR3014抗体的临床试验。有些抗病毒药物是用来阻止病毒进行复制的。使用利巴韦林、洛吡那韦/利托那韦和皮质类固醇可以减轻21天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死亡率低于同时用利巴韦林和皮质类固醇[56][57]。

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使用皮质类固醇[58][59]。皮质类固醇引起局部和全身免疫抑制。在SARS和H1N1流感的治疗中，使用这种药物会导致较高的血浆病毒量、较慢的清除病毒和较高的死亡率[60]。氯喹被发现能有效抑制SARS冠状病毒感染，它可以干扰SARS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细胞表面结合位点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61]。这将有助于我们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特别是轻度病例的感染早期。关于用融合抑制剂来预防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或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病毒侵入的疗效，尚无临床数据。

最近发现的多种有效中和抗体似乎有望成为预防和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干预手段[62]。由于缺乏统计数据，使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63]。

没有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EMA）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CFDA）的同情用药批准，药物的发现从未及时到要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来拯救生命，也可能永远不会以安全有效的方式。

[译注13] 药物的同情使用（compassionateuse），又称扩大使用（expanded access）或批准前使用（pre-approval access），指尚处于研究阶段药物，在临床试验外给予患有严重疾病乃至危重患者使用。同情用药多由临床试验发起人或医生根据患者病情提出申请，其主要目的是基于人道主义，使用尚处研究阶段的药物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非以获取临床试验数据为主要目的。药物同情使用与药物临床试验的区别在于，参与同情使用的患者一般不符合临床试验入组条件，或在临床试验结束后需要继续使用药物。药物同情使用是监管机构基于人道主义，从保护危重患者利益出发的灵活制度设计。由于研究用药物尚未获得批准上市，在危重患者中使用，既存在一定风险，又涉及伦理问题，故应对其适用范围、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4.2 进化中的解药

将康复期血清疗法视为首选治疗方法，不仅在科学上是有效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因为抗血清中含有抗病毒抗体免疫球蛋白G和免疫球蛋白G片段，它们已经战胜了病毒的原抗原和突变抗原，使患者得以康复[44][45]。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免疫疗法或药物与病毒特异性抗体的作用机理和原理相同。战胜细菌或病毒感染可以产生“获得性免疫”，免疫系统在下次遇到传染源时识别它。这是抗体通过对病原体进行分类或中和来实现的。

我再强调也不为过的是，尽管康复受试者的淋巴、血清、血浆和全血中有抗病毒抗体，但每次输血的成分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正式的评估[44][45]和系统性审查和探究性统合系统分析[64]反对使用康复期血浆治疗可能不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观点[65]。如果没有设计正确的对照研究，许多死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或多器官衰竭的患者被认为死于自然病程，而不是由于不科学地使用康复期血浆引起的严重不良反应[66]。

4.3 历史发展

在中世纪，死亡往往与失血有关，为受伤的士兵输血已成为战场上救人的一种常态。由于在ABO血型系统的匹配以及如何控制感染方面没有知识，这些受血者中的大多数都死亡了，只有少数例外。

1665年，随着显微镜的发现，科学家们可以区分包括无核血小板在内的各类细胞。然而，是否应该给垂死的人输注捐献者的全血，或是血浆，或仅仅是血清，仍然存在疑问。

血清疗法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1901年诺贝尔奖授予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以表彰他在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冯·贝林博士负责用马血清疗法战胜德国白喉疫情。当时没什么设备，他用冰为病人取凝结的血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冯·贝林博士开辟了免疫学领域，使科学家和医生都能了解许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

“基因治疗之父”披露新冠病毒源头之系统研究

补充插图：与贝里柴三郎共同创立“血清疗法”、史上第1个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获得者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钱学森学派抗疫系统工程团队]

ABO血型系统的发现意义重大，在这期间输血可显著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正是在这一时期，血清疗法变成了康复期血浆疗法。这可能与抗生素和类固醇的迅速发展有关。开发抗生素和类固醇产生了非常丰厚的利润，这无论是血清疗法还是康复期血浆都无法比拟。最后开发医疗设备用来提供血浆，特别是富血小板血浆（PRP），用于愈合战场伤口。

4.4 用康复者血浆对付瘟疫

2019冠状病毒病，指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号”（SARS-CoV-2）又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大瘟疫，尽管使用脉冲甲基强的松龙治疗，康复期血浆或免疫球蛋白已被用作提高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情继续恶化的患者生存率的最后手段。此外，有几项研究表明，与未接受康复期血浆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康复期血浆治疗的患者住院时间更短，死亡率更低[66][67][68][69]。2014年，世卫组织建议使用从埃博拉病毒病患者中收集的康复期血浆作为疫情暴发期间的经验性治疗方法[70][71]。2015年制定了使用康复血浆治疗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方案[72][73]。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H1N1pdm09）病毒感染的患者，孔和他的同事进行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接受康复期血浆治疗的患者的相对死亡率（比值比0.20[95% CI 0.06–0.69]，p=0.01）显著降低[74]。此外，在亚组分析中，从重症监护病房入院后的第3、5和7天，康复期血浆治疗后的病毒量显著减少。未观察到不良反应。孔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使用从甲型H1N1pdm09流感病毒感染中痊愈患者的康复期血浆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严重感染患者，在症状出现后5天内病毒量减少，死亡率降低[75]。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大多数治疗方案是从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2009年的H1N1流感推断出来的[76]。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一样，2019冠状病毒病的冠状病毒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 （ACE2）受体结合，也可在巨噬细胞中感染和复制，可能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患者死亡[66]。迈尔-詹金斯（Mair-Jenkins）和同事的统合系统分析表明：接受康复期血浆后，早期诊断为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患者的死亡率降低，治疗后没有不良反应或并发症[64]。

康复期血浆是一种被动免疫疗法。它通常是新出现的感染疾病没有特定疫苗或药物时的选择[77]。阿拉比（Arabi）等人已经测试了康复期血浆疗法的可行性以及其在危重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他们发现，康复期血浆具有治疗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感染的免疫治疗潜力[72]。此外，据报道，康复后的SARS患者的康复期血浆也可用于临床治疗其他SARS患者[68][69]。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新出现的病毒无法获得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时，按照血液管理部门的指导使用康复期血浆或血清。中国康复者血浆已被用于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的危重病患者的常规治疗。

即便在今天，生物制药和科学家在使用康复者血浆时仍然犯同样的错误，而没有应用康复期血清疗法抗原抗体特异性的精确技术[69]。有些人在重复他们所学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血浆和血清是一样的[79]。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对危重病人或垂死病人的生或死带来的差异。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康复期血浆作为2014年埃博拉的经验性治疗方法[71]，但世界卫生组织并未对COVID-19提出同样的建议，因为截至2020年4月13日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59]。

4.5 用康复者血清对付大瘟疫

让我们重温一下免疫学之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ph von Behring）的智慧。1917年脊髓灰质炎流行期间，阿莫斯（Amoss）和切斯尼（Chesney）证明，在脊柱内和静脉注射康复期血清可显著降低危重病人的瘫痪率、死亡率、症状严重程度和住院时间[80]。病程中越早使用适量血清，就越有可能受益。应根据临床检查——脑脊液的显微镜和化学研究结果决定是否使用血清。12~24小时后再次注射可能更有利；可根据体温变化决定再次注射时间。

卢克（Luke）和同事进行统合系统分析发现涉及1918年~1925年间输注了流感康复期人类血液制品的1703名1918年流感肺炎患者的8项研究，显示在低偏差风险下，总体粗略病死率绝对下降了21% （95% CI 15-27；p<0.001） [81]。

1918年，使用康复期人血清治疗37例流感肺炎患者，结果显示有30例康复；6例继续接受治疗；1例死亡；除1例外，其他患者前景良好[82]。在无菌条件下，从每位献血者身上抽取约800毫升血液；每次400毫升，连续两天。因此，每个捐赠者产出约300毫升血清。血液在室温下凝结约1小时，然后进行培养皿培养，并将容器置于冰上一整夜。分离出的血清用高速离心法澄清，然后装瓶。大多数情况下血清应在同一天输注。

以分离的流感杆菌为抗原，采用补体固定法和总凝集法，对过去的献血者血清疗效进行检测。然而，如果没有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来评估血清中的抗体含量，则只能通过其对受者的临床作用来判断疗效[83]。

在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博士首次证明血清疗法对白喉治疗有效后，半个世纪以来，血清疗法成功地用于治疗许多传染病（炭疽病、鼠疫、猩红热、麻疹、土拉热病、白喉、痢疾、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狂犬病、肺炎球菌性肺炎）。随着抗生素疗法的出现，以及考虑到动物来源的血清和全血清的不良反应问题，血清疗法遭受普遍的冷遇。然而，人类和动物来源的免疫球蛋白仍然是治疗各种疾病（细小病毒、巨细胞病毒、乙型肝炎、狂犬病、甲肝、肉毒中毒、毒血症等）的重要方法。

2013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和新发感染联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爆发准备研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康复期血浆疗法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近期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83]。然而，由于缺乏临床试验，2014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建议书指出，康复期血浆的临床应用应被视为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收集和使用康复期血浆或血清对新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进行试验性疗法的立场文件。这应该作为治疗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