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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新中国的历史

2020-5-1 00: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791| 评论: 0|原作者: 朱佳木|来自: 察网

摘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历史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历史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在这一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论必然主张:分析不同时期的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以及群众生活的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要注意实事求是地进行阶级分析,等等。我们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同样要运用这样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新中国史。

朱佳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新中国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历史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在这种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方法论必然主张:分析不同时期的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以及群众生活的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要注意分析那个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状况;分析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要注意实事求是地进行阶级分析,等等。我们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同样要运用这样的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新中国史。

比如如何正确看待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新中国建立前夕和初期,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表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少则10年,多则15年。可是,新中国成立刚3年,毛泽东就提出要立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年到15年时间过渡完。这个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后,有人认为是毛泽东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情结,想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思想,想跨越工业化搞社会主义。这些看法既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实际,也违背了历史变动最深刻根源在于经济而不在于人的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还有一些看法,虽然作了一定的经济分析,但并没有能揭示出这一变化最直接的经济原因。例如,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激化了阶级矛盾,促使新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被突出,导致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再如,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超过了一半,国营工商业的产值和收入超过了私营工商业,农业合作化运动形势迅猛,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超过了个体农户,因此,具备了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条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些分析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原本之所以决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根据是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匮乏,需要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做准备工作。而当1952年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这种匮乏的情况并没有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经济恢复时期任务的完成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一点从“一五”建设开始后,资金、物资、技术力量的供求紧张状况也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分析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终极的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页。]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只要按照这个观点分析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提前过渡的决定并不是毛泽东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提出的,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华民族当时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他头脑中反映的结果。这个机遇就是斯大林通过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改变了过去对中国共产党半信半疑的态度,在中国政府考虑提前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建设并请求苏联给予援助时,答应从资源勘察到设备设计、制造、技术资料提供和派遣专家、培养留学者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如果当年苏联不答应援助,或者仅仅在某一方面援助,中国势必仍然按照原有设想,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进行以轻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经济,为今后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建设准备条件。既然苏联答应了全面援助,中国在政策上就需要做出调整,以便适应这个变化。比如借鉴苏联工业化时期用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使用。而要这样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就不能再实行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必须通过公私合营,将私营企业逐步改造为国营企业。这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了。所以,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最深刻的原因,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就是说,是为了工业化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相反,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当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一化”是主题,“三改”是两翼,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再如,如何正确评价统购统销政策?

在新中国历史上,粮棉油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推而广之,还有某些副食品的计划供应,某些轻工业品的统一分配制度,都实行过很长时间。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不少人的诟病。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出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都缘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因此这是错误的政策。对此究竟应当如何看,是新中国史研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同样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而这个观点,同样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关于一切历史事物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产物的基本观点。

前面提到,当新中国决定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建设时,中国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匮乏的状况并没有缓解,相反,由于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一矛盾显得更加尖锐,其中最紧缺的物资就是农产品中的粮棉油。历史上中国虽然是农业国,但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单位面积产量一直不高,加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商品粮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自然也不可能满足需要,旧中国有时还要进口。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2200亿斤,亩产平均137斤,黄河以北还不到100斤,人均不过400斤。1953年,粮食总产量虽然提高到了3200亿斤,但人口增加更快,三年累计比1949年多出3000多万人。实行土改后,农民不用再向地主交租,本可以拿出更多的商品粮,但由于自己也要改善生活,还要多留储备粮,所以除了缴公粮,能拿出交易的并不多。另外,过去的旧政权不管人民死活,而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政府都要管。那时,约有1.5亿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从事渔业、牧业、盐业、林业,以及受灾和缺粮的农民,还有船工等等的口粮,都需要政府返销,约占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加上抗美援朝战争还没结束,军粮需求庞大。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粮食供应怎么可能不紧张。

搞工业就要建工厂,就要招收工人,这势必扩大城市人口。仅1953年一年,城市就增加了600万人,因此,必须相应增加城市商品粮和各种副食品以及棉布、油料的供应。苏联答应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但设备不是无偿援助,需要用出口矿产品、农产品来换。这些东西说到底,都离不开粮食。那时的粮食虽然基本上由国家经营,但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小商小贩在农村收购粮食,也允许私人经营粮店和粮食加工、食品加工。在粮食紧张时,他们自然会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顺利进行和物价基本稳定,当时在七八种应对办法中选择了统购统销。这种办法在征购数量和价格上,既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也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原本设想统销是暂时措施,但后来由于工业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民消费需求不断提高,致使粮棉油乃至其他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持续尖锐,统销政策不仅取消不了,而且品种不断增加。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决心大量进口粮食,减少征购,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变农村政策,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改革开放前持续不断的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从而逐渐缓解了供需矛盾,致使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消费类轻工业品的供需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工业化建设初期,职工队伍不大,工资水平也不高,对消费品的需求还不很旺盛。但随着工业化建设规模的扩大,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然而,那时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原材料上,主要保证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在次要地位,消费品更在其次。比如,那时木材首先要满足铁路枕木、煤矿坑木的需要,剩下边角料才分配给家具厂制作家具。钢材也是首先保障设备制造,每年只能拨出有限的钢材分给轻工业厂。这就造成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家具、自行车等等的供需紧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三种:放开价格,随行就市,实际上是谁钱多谁买;先来后到,卖完为止,实际上是谁有时间排队谁买;发放票证,自报公议,实际上是谁需要谁买。三种办法比较,显然第三种相对公平。现在有些人对当年的购货票证冷嘲热讽,这是没有把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来看的缘故。当然,后来票证越发越多,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也有工作中失误的原因,需要在研究中总结教训。但总起来说,我们应当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在消费领域的抑制措施,放在为工业化打基础这个大背景下来分析和评价。只要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就会看到,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不是错误的政策,相反,正是这一政策保证了我国用较短时间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准工业国,并且在今天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为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一文第6部分,原载《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01期。文章标题为察网编者所加,作者授权察网发表前又作了少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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