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关于前三十年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是：
【“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2014）】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前三十年那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今天只能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和书报中的记载来了解那段历史。但是，现在为数不少的媒体、特别是网络，讲到这段历史，大部分都是一些消极方面的内容。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很多展现中国人民光明、积极一面的往事，却鲜有关心。有的人还喜欢把一些道听途说乃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这样就很容易留给人们一种印象：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除了政治运动还是政治运动，整了这批人又整那批人，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那些听从党和政府的话，忙忙碌碌干了几十年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误读。这种误读积以时日就有可能对社会的和谐、国家的进步起到消极作用。这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为了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经常不经意就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匮乏作为反衬。这种对比方法抛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似乎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不过就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显然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前三十年，大家经常讲到的几件大事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年来，媒体出现的相关内容，大都是一些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故事”。因此，回顾一些这些年来逐渐淡忘的另外一些史料，对于开拓视野，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了反右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不良后果。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学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必要性”的说法。以英国知名学者菲利普·肖特的说法为例。他说：毛泽东认为引起东欧风暴的内部原因是“波匈两国共产党的干部疏远了群众”，因此中国要“再来一次整风运动”。“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
【“暗示的是，‘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允许一小撮对共产党的胜利耿耿于怀、妄图倒转历史的极端分子搞破坏活动”。(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第374—275页。)】
顺便提一下，当年最著名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话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这场斗争，即尽管章伯钧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完全是冤枉的，但他还是认为
【“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17页)】
因此可以看出，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1957年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7月指出：
【“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中指出：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小平同时还指出：反右扩大化造成了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谈到反右扩大化，温济泽是首先值得一提的人物。曾经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温济泽，1958年10月被补为“右派”。但他对党仍是忠贞不二，认为日后总会获得清白。他一直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1978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请温济泽参加社科院的工作。温济泽回答是希望解决党籍问题后再来。经过反复做工作，温济泽才同意一面工作一面设法解决党籍问题。这样温济泽就以“摘帽右派”、非党员的身份担任了社科院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1978年底，温济泽成为了第一个改正错划的右派分子。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时，第一件事就是交上了积存了20年的党费。此后，他没有再纠结那些“右派”往事，他表示：“我已满头白发，但我会跟年轻人一起，在新的长征路上，努力做到不落后一步。”此后他一直践行他的诺言，直到2000年去世。
多年来关于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的故事很多。但是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或许能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全面一些。当时担任农垦部长的王震，主动提出接收一大批北京的右派分子去北大荒，和十万转业解放军官兵一起建设新北大荒。当时著名作家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划为了右派，陈明后来回忆道：“农垦部特地安排了一趟专列，把我们从北京直送农场所在地——黑龙江密山，一路上照顾得很仔细，发了干粮，有肉食，有面包；到了大站，站上都准备了滚热的稀粥等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卧铺，可以轮流躺下休息。带队的是转业军人，一路上和我们有说有笑，他们绝口不提‘下放’‘改造’那些带刺激性的字眼，而是说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建设边疆、一起去劳动锻炼。”这批右派分子安顿下来不久，王震便来看他们，见面就大声说道：“我是王震，向同志们问好！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我是来看你们的，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要不要呀？”北大荒后来成了丁玲和陈明的第二故乡。丁玲去世后身上盖的红旗上书有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北京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分子，两三年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而那些解放军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留在北大荒劳动了一辈子。
毛泽东本人对反右扩大化应该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一直强调在反右和对待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也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说道：
【“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指出：
【“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须注意。”“反右派，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4—195页）此后毛泽东在数次谈到反右的时候都说到如何对待右派中的知识分子。他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198页）对于右派的处理，“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在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2页）“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64页）】
另外，经胡耀邦亲手修改的1978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
【“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认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10月9日，即在反右进行了四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认为
【“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之《做革命的促进派》第527页）】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说：
【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引者注）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287页）】
邓小平说，
【“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但是，今天的人们还是可以对历史厚道一些，尽量避免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那个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这样的视角也就可以趋于客观一些、全面一些。有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后来回到了当年的农场。当他们看到当年一起劳动的一些转业军人劳作依然辛苦而且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时，心中感触良多，从而对那段经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