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被西方人蔑称为“东亚病夫”，他们不仅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面临各种疫病的侵袭。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迷信落后，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认为疫病是“鬼狐作祟或地气所生”，“其治法则例重禳醮行傩，打锣击鼓”，[1]加上社会制度腐败导致人才奇缺、经费匮乏、组织不良等，因而即便在民国时期，“鼠疫仍不时出没中国各地，令人不寒而栗，此外天花、霍乱、赤痢、斑疹、伤寒等疫病，亦无岁不盛行，无时不杀人”。[2]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就开始了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在应对重大疫情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今后加强和改进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回顾
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各级卫生部门不但开始在广大城乡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而且还在全国建立了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70多年来，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进程，具有接续奋斗的鲜明特点：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将防治各种疫病流行作为卫生部门的主要任务，其中尤其以防治鼠疫、天花、霍乱等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为重点。始于1950年10月的全民种痘运动，使得天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消灭的首个烈性传染病，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地球上被根除早了近20年；鼠疫、霍乱、黑热病、麻风病等重点传染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地方病在中国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此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于2000年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于2008年经世界卫生组织审核认可，宣布消除丝虫病，成为在全球83个丝虫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中率先消除此病的国家。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1953年9月，党外人士、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3](P464)并将沈钧儒的信和附件交给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处理。在毛泽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下，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
【“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4](P55-56)】
在热火朝天的全国防治血吸虫病运动中，江西省余江县于1958年6月率先消灭了血吸虫，毛泽东十分欣慰，写下了《送瘟神二首》，其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和“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通过对比，将新旧社会治理“小虫”的差别，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巩固改革开放前卫生防疫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应对新出现的重大疫情，特别是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胜利。1988年1月19日，上海爆发因食用受污染的毛蚶而导致的甲型肝炎，1250万人的上海，患者达31万人。面对来势凶猛、发病集中的疫情，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肝防领导小组，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江泽民在2月10日指示三天内将应收未收的肝炎病人全部收治，全市齐心协力，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并调集60%的医务人员奋战在防治甲肝第一线。经过努力，上海市在3月21日宣告甲肝疫情得到控制，原本预计春节后会出现的第二个流行高峰并未出现，其病死率为1‱左右，不但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的1‰~1%。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防治甲肝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来到上海过春节并出席上海各界迎新春联欢会，给了上海干部群众战胜疫情的极大鼓舞。
2003年上半年，我国经受了一场抗击“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的考验。从2002年11月开始，非典疫病灾害突如其来，由于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没有特别有效的预防治疗方法，因而疫情很快自广东蔓延至我国大部分地区甚至国外，共袭击了世界五大洲的25个国家，仅内地就确诊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北京、台湾、广东、山西、香港等地列为疫区。严峻的疫情使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了非典的严重程度和潜在威胁，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防治非典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4月中旬开始全力以赴应对，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派出督查组赴各地检查指导工作，采取严格疫情检测报告制度、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防治工作领导机制、加强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的防控工作、紧急建设小汤山医院收留患者等举措。到5月中下旬，非典逐渐消除，社会重归正常轨道。
此外，中国从2001年开始，先后出台4个五年行动计划，积极开展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工作，重点地区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得到基本遏制，全国整体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年）、《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等的制定和修改完善，为防控重大疫情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2005年）、甲型H1N1流感（2009年）等重大疫情方面亦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疫情防控保持高压态势，当前正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而不懈奋斗。2018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306.3万例，报告死亡23174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淋病、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占此类发病总数的92.2%；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是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乙型脑炎，占此类死亡总数的99%。全国丙类传染病除丝虫病无发病和死亡病例报告外，其余10种共报告发病470.8万例，死亡203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是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占此类发病总数的99.8%；报告死亡数较多的病种集中在前三样，占此类死亡总数的100%。[5]对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这样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非常低的。此外，自2013年2月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之后，虽然该病种不属于原来的法定传染病，但中国按照相关预案和方案开展防控工作，将其纳入报告系统，实行网络直报制度，一旦出现将随时报告，特别是在人感染禽流感高发的冬春季节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中国的努力不但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019年12月，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疫情，又以武汉市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面对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党中央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31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采取包括封城，居家隔离，以“中国速度”开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等硬核防控措施，确保“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中国以举国之力，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二、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经验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7](P350)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8](P16)这个“一切”，就包括应对重大疫情。从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历程看，不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应对突发事件，也不论是开展经常性工作还是进行集中性阻击战，中国共产党都以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可企及的能力和定力，而成为中流砥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是发挥坐镇中军帐之“帅”的作用。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各级党组织战斗在第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最前面，用实际行动向人们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零容忍”态度，对隐瞒疫情、敷衍塞责、失职渎职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官员，根据党纪政纪进行严肃的约谈、问责甚至撤销其党内外职务，从而确保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根本遵循。1960年的一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有一句经典评论：
【“‘平陆事件’充分体现了党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9]】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也不论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什么变化，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消灭疾病，保卫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这就是保护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和最重要的生产力”，[10](P165)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11]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坚守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价值，新中国在应对重大疫情时，不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致力于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而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使疫情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教育、引导的契机，从而为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大力协同是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根本保障。1962年，毛泽东在指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作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2](P167)的批示。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讲，应对重大疫情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因而同样需要通过大力协同，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应对重大疫情时，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政军群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整合起来，将广大医务工作者、防疫人员、科研队伍、干部职工、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机制，这是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绝对做不到的，也是“否决政治”盛行、社会撕裂的西方国家绝对做不到的。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应对重大疫情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誓死不退”，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政治本色。此外，医务人员和防治疫病物资的调集、药物疫苗的研发、市场供应的保障、海外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对祖国的支持，以及为防控新冠肺炎而采取的“一省包一市”对口援鄂方式等，都展现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协作互助的优良传统。
第四，依靠科学技术是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利器。中国共产党人崇尚科学，认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3]当今，一些传染病至今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一些疫情发病迅速、传染性强、流行范围广、病情危重凶险，但新中国以“不怕鬼”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坚持依靠、运用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家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使之成为战胜疫病的利器。例如，在同疟疾作斗争中，屠呦呦带领科研团队发现了青蒿素，“中国小草”挽救了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在同非典、新冠肺炎作斗争中，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坚持真理，为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依靠科学技术，新中国在应对重大疫情时既按客观规律办事又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确定病原体和研制诊断试剂、预防疫苗、治疗药物、防护设备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而通过中医药这个“祖国极宝贵的财富”（毛泽东）、“中华文明瑰宝”（习近平）的参与，我国更是走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防控疫情的独特道路。
第五，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有效手段。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主要采用政策手段，那么改革开放后，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上文提到的法律法规的创制即是明证。对疫情的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14]特别是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依靠法律的预测、惩罚、威慑、预防等作用对相关行为进行约束和追责，不断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由于德治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在道德教化和道义感召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因而在应对重大疫情中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既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又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失德行为，有助于在疫情期间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化解矛盾纠纷。事实证明，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对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产销假冒伪劣商品、抢购物资、哄抬物价、制造恐慌、传播谣言等言行的处置，都需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致力于建立列宁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这是最能收效最崇高的工作”。[15](P131)
三、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启示
第一，始终保持应对重大疫情的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始终存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对重大疫情首先要增强忧患意识。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6]正是因为有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沉着应战，展现了其他国家政府做不到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多难兴邦，不论是毛泽东强调的保持“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6](P285)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17](P246)都启示我们出现重大疫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泯灭斗争精神、丧失斗争意志，只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就不会也不可能被疫情压垮，并必将最终战胜疫情。
第二，在应对重大疫情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的重要表现。1951年9月，毛泽东针对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重视的情况，提出今后必须把这些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8](P395)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就是奔着“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0](P165)的目标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而“改造国家”，正是对国家的制度和治理提出的破旧立新要求。上海在甲肝流行过后，不但积极改善公共卫生条件，而且在国内较早建立了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流行病预警机制等，提高了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非典疫情中，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缺陷，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摆上议事日程，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上推进国家治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19]这次战“疫”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市场监管、国家储备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在供给侧一端还较为薄弱、滞后，同全民健康、关注生命全周期和健康全过程、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为此，党和政府决心从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真正落到实处，并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这对深入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把应对重大疫情同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起来。应对重大疫情既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又需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项工作是同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如在开展“除四害（指传播疫病的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时，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把这个运动的计划“放在总的生产建设的计划之内”，[10](P167)在农村要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在城市要同市政建设、工商业管理、城乡互助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和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21](P249)因而上海在甲肝流行过后，朱镕基（当时拟任上海市市长）面对记者的提问，坚信上海“正面临一个新的重要转折点”，“重振雄风的日子就快到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揭开这个历史的第一页了”，[22]后来上海的发展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非典疫情过后，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并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复工复产，抓好在建项目复工和新项目开工，“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19]可以预计，疫情之后中国将更加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更加稳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四，加强应对重大疫情的舆论引导。思维着的精神作为“物质的最高的精华”[23](P426)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因而人在面临突发性危机时，个体总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某种焦虑、恐惧心理，产生一些情绪宣泄，而这种反应一定会通过一定的舆论表达出来。在应对疫情中，加强舆论引导、确保舆论导向正确至关重要：一要讲好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故事，引导人们保持积极乐观、理性平和的良好心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二要普及疫病防控的科学知识，专业性的问题交给相关权威人士解读，以此释疑解惑，提升人们用科学态度对待疫情、用科学手段防控疫情的素养；三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强化舆情分析，注重科学处置，减小负面舆情的消极影响，树立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同时坚决打击谣言，防止因谣言扩散而造成社会过度恐慌、社会秩序失控等恶果；四要顺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加强网络媒体管控，通过互联网、新兴媒体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同时做好个人信息保护；五要深刻认识“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21](P48)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人员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总之，在应对疫情中，生活、安全、人文关怀都要保障到位，舆论引导作为一种人文关怀，需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话语权。
第五，推动应对重大疫情的国际合作。回顾历史，人类与传染病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不同国家在应对重大疫情中的合作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请求苏联帮助应对重大疫情，如1949年10月，当时的察哈尔省暴发鼠疫，斯大林应毛泽东的请求，派出苏联的医学专家和防疫人员予以援助，另一方面又针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细菌战（波及我国），建议世界和平委员会“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24](P217)改革开放后，面对疾病蔓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现实，中国高度重视应对重大疫情的国际合作，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时候，中国强调国际社会应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25]并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用行动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当然，对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利用疫情抹黑中国、唱衰中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胁迫中国屈服的企图，中国也予以坚决反击。病毒无国界，疫情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可以预见，重大疫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全球化的进程越推进，就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这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世界各国在应对重大疫情中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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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