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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随父姓、反婚反育与反代孕 —— 谈谈“新兴网络女权”思潮 ...

2020-5-12 06:1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4979| 评论: 3|原作者: 花小磨|来自: 新媒体女性

摘要: 本文认为,“新兴网络女权”已经从女权主义的起点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它是女权前的女权 —— 未经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历史的反思的自在的女权。

 导语 本文认为,“新兴网络女权”已经从女权主义的起点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它是女权前的女权----未经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历史的反思的自在的女权。

 


 ▼ 层出不穷的“咪蒙”


总有一种错觉:女权主义正在更广泛地被新一代年轻人熟知,似乎这意味着我国的性别平等事业正在稳步前进。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伴随着女权话语在中国大范围推广,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急剧下降。二孩政策的开放、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导致的家庭主义的复辟,面临一系列困境的新一代女性正在迫切探索一条出路。因此,她们在互联网中寻找女性视角、女性故事、女性关切。

相比十年前,上下求索的女性从网络中找寻到的女权之声、新媒体女性、青年行动派女权等声音,新一代女性在反女权浪潮高涨的2015年(代表事件是女权五姐妹事件)后可以找到的却是咪蒙、ayawawa等更为商业化、情绪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而后随着咪蒙、ayawawa被禁言,“新兴网络女权”作为填补市场空白的替代品开始迅猛成长。正如唐映红老师的预测:“封禁不悦言论的舆论生态里,就算把他们封杀了,还会有新的Byawawa、Cyawawa、新的发蒙、嗦蒙,层出不穷。

2018年7月,微博ID@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果子狸7777等账号,通过运用日常性碎片化的语言,调动情绪、摒弃逻辑地讲述年轻女性关切的婚恋、身体等话题,并且高扬女权主义的旗帜,短期内斩获几十万拥趸。正是在同一时间,反对性骚扰的#MeToo运动也在国内迎来高峰。虽然两者的关注重心都是女性的身体权益,相比于后者对高校防治性骚扰制度建立的讨论和推动,“新兴网络女权”对于讨问社会结构性问题并不感兴趣。究竟该如何认识“新兴网络女权”?忌惮于其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性别话语体系以外的理性声音难以表达;其他流派的女权主义者碍于它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面对她们也会面露难色。因此关于其性质的讨论至今未能深入进行。

本文认为,“新兴网络女权”已经从女权主义的起点走向了女权主义的反面。它是女权前的女权----未经对资本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历史的反思的自在的女权。包括“新兴网络女权”在内的这些女性视角的思潮呈现出一个逻辑上的发展过程、也确实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压迫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体现在这些思潮对婚姻制度的态度上。对婚姻制度从主动融入,到争取优势,再到直接否定并加深性别对立,甚至是女性内部对立。虽然“新兴网络女权”始于女权主义的土壤、始于呼唤女权主义的广大女性,始于女权主义的起点,并且扛起了“女权主义”大旗,其某些观点确实保护了女性的权益、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但是其根本立场却站在性别平等事业的对立面。我们需要对它立场的局限性有足够的认识,深化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历史的理解,对以单婚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父权制采取历史的扬弃的态度。


▼ 网络女性视角思潮发展的辩证历史过程


本世纪初,随着男女出生性别比的走高导致的男性婚姻压力增大,“剩女”污名产生。而近两年,尽管有大批女性走入婚姻,但是也有大批女性离开婚姻。面对这种“主动退出”---离婚权利的使用,捍卫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新保守主义来袭。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对婚姻冷静期的设定,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1950年婚姻法的历史遗产。另外,随着国家力量从社会保障、医疗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渐出,政府对于家庭责任的强调也无形中加重了婚姻中的母职。而另一方面,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和非正规就业增多。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重担压在了年轻女性的肩上。不同女性视角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代表着现代中国女性在自身所处的被资本主义父权制压迫的境况中,心境和思想不断发展的辩证历史过程。

第一阶段是某些女性通过主动的自我物化、自我包装,提高自己作为类商品在婚恋市场中的价值,从而谋求资本主义父权制压迫下更好的处境。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ayawawa(ayawawa甚至称不上是“新兴网络女权”)。其观点指向的解决路径是消费主义加自我情感操控。例如“MV(伴侣价值)”、“PU(在婚姻市场的受欢迎程度)”理论,教导女性发挥性别优势,在情感世界获得主导地位。这种对外貌和其他外在条件焦虑的煽动与兜售美容产品、感情课程相结合,将女性的婚恋焦虑转换为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自我操控。

第二阶段是通过鼓吹女性为主体的自恋消费主义,强化男性在婚恋关系乃至社会结构中的义务,并将这种强加的义务冠以“女权”的名称。这也是“新兴网络女权”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思想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咪蒙。其观点指向的解决途径是男性必须接受女性的全方位依附,包括经济依附和感性依附,并进行自我矮化,把女性塑造成不能独立思考、平等沟通的“非主体”;并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术宣泄情绪、贩卖焦虑,进行营销,一时间获得了极大影响力。从表象上来讲,由自恋消费主义表现出的虚幻的主体性,以冲破旧人身依附关系、谋求原子化个人自由为其目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话术表面追求自由,实则追求奴役;表面追求独立,实则追求依附;把自由这一概念理解为在充分经济供养下的消费自由。这一思潮同样是我国市场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性别矛盾加剧造就的新人身依附式社会关系的具体反映。最终导致其灭亡的也是其用虚构故事煽动焦虑直至到了造谣的程度。

其后发展起来的是女性视角思潮的第三阶段:打着“激进女权”的旗号,以反婚反育为核心观点。婚姻和家庭制度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历史的存在,必然随着私有制的废除而废除,但这一阶段的思潮把直接拒绝进入婚姻制度作为终极抵抗方式,进而挑起两性对立、已婚和未婚女性对立、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对立。本文重点批判的就是这种思潮。


 ▼ 批判“新兴网络女权”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早在本世纪初欧美各国就出现了“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这一提法。后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以lean in 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为代表而兴起。美国的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曾指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自我”成为应该根据特定的标准和规范被投资、增殖的资本。这种女权运动成为一种个人运动,一种后果自负的正确“选择”。通过自我赋权,获得成为经营“自我”的小企业家的幻觉。因此后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否定集体运动,否定共通性”。中国的“新兴网络女权主义”也无一例外拥有这个特征。

2018年,以微博ID@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果子狸7777、@写字楼大妈等为主的“新兴网络女权”为女性婚恋焦虑提供了一条反婚反育的“出路”。首先,它把婚姻作为剥削女性的最大敌人,也是唯一敌人,从而导出反婚反育的理念,根据这条理念,它把婚姻的对方——男性当成女性权益、健康、自由等一切方面的祸根;其次,它煽动女性群体的内部对立,称已婚女性为“婚女”、“婚驴”、“女奴”(见图),用新名词污名化异己观点。为何“新兴网络女权”根据是否已经结婚、是否已经生育给妇女贴标签、入另册?这是由于这种思潮恰恰反映了某些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年轻城市未婚女青年自认未进入“吃人的”婚姻体制带来的优越感。




 图一:婚女(@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图二:女奴(@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图三:婚驴(@写字楼大妈)。截图时间:2020年5月10日


婚姻生育问题是青年女性的最大关切,对于这方面问题,其他流派女权是不是做了相应的回应?致力于团结弱势女性群体争取权益的青年女权行动派以讨问体制,用行动推动改变而著称,其议题涉及高考招生制度、就业歧视、性骚扰等社会热点问题,但对于婚姻中女性的财产、子女姓氏方面的制度讨论,青年女权行动派参与度较低。此外,由于土地补偿款以及村籍问题涌现出的农嫁女群体,城市中也有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2的第二十四条提出修改的反婚姻法二十四条联盟,这种当事人互助团体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对这一群体来说,第三方的救助就显得不足。

而与此相对应,“新兴网络女权”以踩踏这部分互助团体利益的形式,提倡个人主义的反婚反育,不仅不是什么激进的女权主义的思想,而是一种反女权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后女性主义的表现。她们不把婚姻制度、资本主义父权制度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而把它作为静止的、永恒的对象,从而认为只要个人脱离了婚姻制度,就永保太平,岁月静好,就可以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选择”逃离资本主义父权制婚姻制度,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这个“选项”。她们拒绝讨论婚姻这种压迫制度产生的根源—婚姻家庭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否定抵抗婚姻制度压迫是女性普遍的共性问题;她们还以拥有这种“自由”——经济特权带来的自由而沾沾自喜,用人格侮辱的词汇攻击没有这种“自由”的女性(请见图一;图二;图三)。她们所理解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否定的自由、破坏的自由,黑格尔曾论述这种自由的特征:“这种否定的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定在”,“诚然,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平等或普遍宗教生活的状态,但事实上它并不想望这种状态成为肯定的现实。”(《法哲学原理》,第5节附释)她们抛弃了理性思考,对一切反对者熟练地实施侮辱、谩骂、网络暴力。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其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

比如妇女权益攸关的《民法典》修订问题,一部分“新兴网络女权”就无法跳脱其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和个人利益,无法跳脱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法跳脱肤浅的观点(见图四)。《民法典》修订期间,她们更多关注离婚冷静期规定的危害,却看不到民法典婚姻篇草案的实际条款,很多地方貌似没有性别歧视,实际后果上在离婚时对女性的剥削却是全方位的。

针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她们不仅看不到争取妇女权益的公益团体,例如反婚姻法24条的女性们跳脱个案得失推动立法,是为中国女性争取系统重构夫妻财产制度和降低女性离婚门槛女性离婚代价而努力;还站在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上带头恶意散播已婚女性是在“臆想着婚姻法得利”,不婚、反婚的她们才能代表女性正当权益。


图四:新兴网络女权@写字楼大妈的关注者的微博截图

“新兴网络女权”的反婚反育的提法绝不是什么“激进的”提法,而是一种用狭隘观点看问题的“消极反抗”。因为除了家庭制度,她们的社会阅历、包容性和思维能力共同决定了她们无法再对婚姻之外的土地分配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社会结构性问题进行思考乃至提出抗议,只能把消极逃离婚育奉为圭臬。

此外,“新兴网络女权”在《民法典》三稿修改之际,针对同运界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议提出抗议,称同性婚姻合法化会带来代孕合法化。早有研究表明,是代孕中介将LGBT和代孕联系起来,而不是同运一方推动。但是,“新兴网络女权”设立了一个逻辑滑坡的伪命题:同婚合法化必然带来代孕合法化。实际上,代孕的主要目标客户是异性恋。据媒体报道,国内代孕公司”宝贝计划”自成立以来已帮助1000余位客户得到孩子,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至少在30%。在它所有客户中,约有85%的客户因为各种身体原因无法生育,有9%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又过了生育年龄无法生育,有1%是同性人群,还有5%原因不明。将代孕合法化与LGBT群体的平权事业进行绑定的策略只是恐同的体现。

此外,我国目前虽然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但是在上位法层面并没有做出具有强制力的明确规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原本计划增加禁止代孕条款,却遭删除,因此目前我国个人和中介机构从事代孕并没有被明确禁止。反代孕合法化应重点倡导从国家层面尽快完善有关代孕方面的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制约、监管机制。

代孕的危害性并不只是单纯源自需求的存在,而是还包括供给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资本主义鼓吹过度消费与信贷安全监管的缺失导致不少女青年只能以裸贷、取卵、代孕等方式偿还债务。“新兴网络女权”的反代孕话语,切断了女性生育自由权益保护与信贷安全方面的讨论,也割弃了完善国家层面代孕相关法律条款的有益讨论,并割裂地看待同为性别平等运动的同运和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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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20-5-12 23:17
搬砖小能手: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反击开倒车的自由主义女权和新自由主义下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其文字的晦涩难懂、各种自创的组合词汇等读起来实在辛苦、不明所以,尽显知 ...
社会民主党女权 这个概括好
引用 陕青1988 2020-5-12 09:50
搬砖小能手: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反击开倒车的自由主义女权和新自由主义下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其文字的晦涩难懂、各种自创的组合词汇等读起来实在辛苦、不明所以,尽显知 ...
作者的话确实很不亲民,对学术论文和政治评论的定位不明确。不过什么是社会民主党女权呢?它和一般的进步女权有什么区别?
引用 搬砖小能手 2020-5-12 09:17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反击开倒车的自由主义女权和新自由主义下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其文字的晦涩难懂、各种自创的组合词汇等读起来实在辛苦、不明所以,尽显知识分子气息——不把话简单说。这如何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另外,作者对资产阶级法律体制仍残存幻想,并把斗争方向定位在完备法律提高监管审查等。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改良派社会民主党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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