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网络女权”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除了煽动恐惧,还在于其文案先天地适应网络时代肤浅破碎的言论风格。这些博主偏好以举例子、讲故事代替论证,同时用巨大的空格和分割线呈现出一个粉碎性骨折的逻辑偏颇的文字。我们就来看看她以偏概全、又崇尚权力的思维方式对婚姻制度的理解(见图五、图六)。 图五、图六:微博ID@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2019年3月3日讨论为何反婚反育的微博截图 鳄鱼毛毛所论述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掠夺性,是一个朴素的女权主义者基本都能理解的问题——“婚姻家庭制度,长久以来都是以女性履行义务、让渡权利的女性剥削为基石。”这段论述中,确实体现了当下时代背景中,中国城乡女性在婚育中不断被作为“生殖者”而不是“劳动者”看待的不争的事实,但是也带出来了诸多问号:“新兴网络女权”们是否真的理解制度的意义?是否真的理解抗争者的处境?是否遮蔽了阶级问题? 图七:微博ID@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2019年3月3日讨论为什么反婚反育的微博截图。 比如,她文中提到农村中女儿无法和儿子一样分遗产、分宅基地、卖田迁田、按人数发放种田补贴等问题(见图七)。农村规定或地方政府法规以“从夫居”为理由将女性从土地权益的再分配(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土地征收补偿费等)中排除,导致妇女权益受到损害,这种问题被统称为“农嫁女问题”、或“出嫁女问题”、或“外嫁女问题”。 近二三十年间,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农嫁女”大多是已婚女性,也正是她们在历时多年的斗争中针对农村性别秩序的历史性倒退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虽然这些农嫁女也只是受害者中站出来的少数人群,但她们坚持为包括未婚女性在内的广大农村妇女争权益、谋福祉。但“农嫁女”们却在“小鳄鱼毛毛”的叙述中被呈现为一种非能动的受害者形象,她们集体行动的可视性被降低。 另外,根据《中国妇女报》报道(1985年3月20日《厦门郊区承包土地搞“男增女减”》),早在1985年厦门郊区就因为实行土地承包“男增女减”, 即“男性满22岁,不管婚姻状况如何,按已婚算,可以得到媳妇的田;而未婚女性不分田”。此后,在一些研究(林志斌,2001)中,也提到相似的案例。如青海省湟中县某村,每次土地调整时,年满18周岁的未婚女子的土地使用权都将被收回,其土地分给其他无地的人;山西省平遥县某村,分配土地时,往往分给男孩好地,分给女孩差地。当地人认为:女孩出嫁后土地要被大队收回,这样做是为了让男孩拥有好地。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未婚女性也会因为被预测将在20周岁前后结婚、被依据“从夫居”的村规民约排除在利益再分配之外。 近期,北京卫视播出的《向前一步》节目中,拆迁时女儿是否能同等享受补偿政策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在节目中,北京平谷区马坊镇土地科科长郭再宽认为,“女方一般情况下结婚了,到男方(那边)去,女方已不在这儿生活”。刘先生的25岁女儿,即便是未婚的状况,也遭遇被测婚测嫁和婚后“从夫居”的理解,被排除在宅基地使用权分配之外。所以,对于社会转型、性别秩序倒退过程中的年轻未婚女性,单纯想通过反婚而抵抗资本主义父权制显然只是天方夜谭。除此以外,我们更应警惕的是,“新兴网络女权”实为城市中产阶级,却打着底层女性的幌子,代理围绕生育权的相关议题,消解不同阶层、性取向、性别之间团结的可能性。 另外,“新兴网络女权”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反随父姓,也颇为盛行。近日,因为自己的孩子“随父姓”,刚结婚生子的知名视频博主Papi酱也被“新兴网络女权”骂上了热搜(见图八)。 图八:papi酱被指让孩子随父姓。 随父姓是父系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父系地位继承和父系财产继承)。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建国后,四川等地都实行过冠母姓的尝试。小鳄鱼毛毛举得任正非的例子(见图九),或许就是这种实践的例子之一,而不是她所证的“权力与实力的对抗”的丛林法则。 图九:@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2019年11月16日讨论“冠姓权”的微博截图 “新兴网络女权”对子女冠姓权的争夺的理解被设定为一个家庭内部权力对决的内容,拆解了当下中国社会情境下冠姓权的政治经济意义——有关财产继承方面的规定的改变。例如选择从妻居或入赘的家庭面临经济利益再分配时被剥夺的现实。“新兴网络女权”用子女随父姓来恶意攻击已婚女性,将婚姻制度下女性因生育遭受的自我苦痛叙述描述成“自作自受”(见图十),将不能管理好“生育能力”使自己遭受痛苦认为是一种自我--资本贬值运营的错误示范。这不仅压制了原本应该产生共情、蕴蓄反抗能力的自我叙说,而且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厌女模式。
图十:papi酱被骂“自作自受”的微博截图。 此外,虽然“新兴网络女权”对性暴力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态度,以反对性暴力、维护女性身体权益为己任,却也同时表现出对权力的病态崇拜,将“出手打人的爸爸”作为“高阶暴力”当成救世主(图十一)。这种自相矛盾、双重标准的简单思维带来的恶果也是网络时代的一大悲哀。 ▼ 结语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把内嵌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型网络女权”进行更加细致的批判分析。比如,这种以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潮出现在今天的必然性,是否反映了正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独立人格的要求?情绪化的宣泄为何能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它和中国社会目前涌现出的其他类似网络迷因有何共同之处?其某些观点中显现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该如何理解?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给读者以启发。由于作者能力有限,观点必然有片面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本文将批判的目标定得很明确,这是批判性思考的要求。这必然会引得一些朋友的不悦,我们真诚地希望理性的讨论和平等的交流,而不是类似本文批判对象擅长的情绪宣泄。 |
搬砖小能手: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反击开倒车的自由主义女权和新自由主义下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其文字的晦涩难懂、各种自创的组合词汇等读起来实在辛苦、不明所以,尽显知 ...
搬砖小能手: 尽管作者的出发点是反击开倒车的自由主义女权和新自由主义下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其文字的晦涩难懂、各种自创的组合词汇等读起来实在辛苦、不明所以,尽显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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