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列宁其实都提出过，无产阶级不但要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还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命，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可能不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从来不认为文化领域、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学术领域）只存在单纯的文艺问题、学术问题，而一定存在政治问题。因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任何文艺作品，包括学术方法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都一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价值观的。而代表一定阶级

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利益。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贵们总是豢养了一堆学术研究人员和媒体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背书，乃至影响政府决策。已经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在形成了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更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发展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做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以便让无产阶级成为他们思想上的俘虏。因此，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样是一种阶级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传统深入人心，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开展一场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移风易俗，破除传统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改变包括男尊女卑在内的封建观念和封建道德；

（2）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用唯物史观重新书写历史；

（3）文艺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4）反对文化领域的权威压制和学阀现象，鼓励小人物向权威提出挑战。

什么是毛泽东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呢？那一定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决肯定革命，肯定阶级斗争，肯定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艺作品。毛泽东从建国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抓的非常紧，1951 年就批判了电影《武训传》。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毛泽东批判这部电影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反对宣传被晚清以来的

统治阶级所极力颂扬的武训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专门委托江青组织调查团赴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调查，并写成了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可见其重视程度。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坚持用唯物史观，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问题。

几年以后他支持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翖向红学权威俞平伯发起挑战，也同样是基于这个原因，认为两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过自己对红楼梦的观点：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的斗争激烈，出了几十条人命。这部书中所写的统治者只有三十三人，其他三百多人都是奴隶。毛泽东还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因此，建国后 17 年间，虽然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建立无产阶级观点的斗争，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尤其对于文艺领域，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仍然没有成为舞台的主人，大量的旧戏、鬼戏仍然霸占着舞台，文艺形式也没有得到太大的革新，因此毛泽东抨击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意识形态

领域的各种旧的剥削阶级观念仍然在广为流行，民间的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这些状况，都让毛泽东极为不满，并作为修正主义在文化领域“专了我们的政”的重要依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文艺作品《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走资派与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互相勾结，互相掩护，共同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正好既是一个当权派，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他作为突破口，就能触及到他背后的北京市委，以及北京市委背后的中宣部、刘少奇，乃至全国的走资派。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精心部属下，向着修正主义开火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发轫的文章，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首先提到了人们对《海瑞罢官》这部剧的议论：

“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然后提到了剧目对海瑞的塑造：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

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关于冲突核心的“退田”：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

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

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文章对于海瑞的评价则是：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

最后，对于“贪官清官”命题的评论则是文章的核心：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

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

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 年 6 月，毛泽东在和胡志明的谈话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