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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国网部分错误思潮批判

2020-6-21 23:54|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237| 评论: 2|原作者: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编写组

摘要: 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左翼青年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尚未对群众运动产生直接影响。在运动发展起来后,红色中国网的这些观点及与之类似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一定会顽强地冒出来,并试图掌握群众,影响运动的方向。而统治者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2012年左翼网站遭遇集体封杀之后,红色中国网作为境外左翼网站,在国内左翼发声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其便利条件,在左翼宣传与鼓动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红中网的一大特色是大量的理论争鸣与思想碰撞,这为左翼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进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红中网编辑部集中了一批留美背景的左翼知识分子,熟悉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政治经济学观点,也关注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左翼动态,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并积极参与国内左翼活动。红中网编辑部对于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战略、政策和策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集中体现在以主编远航一号为核心的红中网编辑部的一系列论述中。

但是,红中网编辑部的一些重要论述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认“中帝论”)、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对群众组织的错误认识(工会无用论)、对未来斗争战略的幻想(地方割据论)和对群众工作方法的错误理解(反对灌输论)等。作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长期生活在海外,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精英思想等问题若不能有效克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引起左翼思想的混乱。


第一节 对时代特征的错误认识:否定帝国主义论

远航一号认为: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当然,在中国资本家争夺非洲等地原材料的过程中,会与具体的欧美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中国所获取的海外原材料,是维持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所必需的,而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业又是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通过对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向美、欧、日等核心国家输出巨大数量的剩余价值,保证了后者的超额利润,进而保证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红色中国时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井冈山卫士认为: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这些说法,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

说它在事实判断上是错误的,是中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是因无法达成妥协而升级,贸易战早已超出了双边贸易的范围,而上升为以中美两国为主、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也参与的高科技之战、遏制与反遏制之战,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中美谈判中的妥协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中美两国的力量也存在很大差异,分工上长期互补,但决不能说明“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这种判断与中美“夫妻论”并无二致,只是立场有区别。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际垄断资本之间一定范围内的妥协与合作决不是排斥竞争与斗争,而只能理解为竞争与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像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遏制政策始终是不会改变的,“中美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是一厢情愿的说法。

出现这些奇谈怪论的根源,在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帝国主义论与世界体系论,并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补充与发展。但是,两种理论体系对时代特征的理解有着重大区别。

大致来说,世界左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两种:

一种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矛盾,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外部的力量也会起作用,但需要通过改变其内部的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高度结合,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的阶段,也是垂死和腐朽的阶段。帝国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特殊的压迫与剥削政策,比如现在时髦的“剥夺性积累”、“帝国主义租”等说法。这些政策可以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具体情况而变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说超帝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有其限度,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升级,无论国际资本分工细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华为的产品分工涉及154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供应商,其中包括33家美国供应商,但是,一旦帝国主义者认为华为可能威胁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这种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顷刻化为乌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已被列宁时代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彻底否定,新时代的超帝国主义论(利益一致论)在现实面前同样濒临破产边缘。

另一种理论则把帝国主义体系当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一些地方能够充分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针对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一种替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观念发展起来了,即依附理论(这里说的是广义的依附理论,包括远航一号等人援引的世界体系论),以弗兰克、沃勒斯坦、阿明等左翼学者为典型代表。依附理论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中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通过世界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来确定,是通过某些国家被其他国家的剥削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其内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来界定,即不是通过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程度来界定的。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差异巨大的国家被列入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也被列入半外围国家。

依附理论这种重视外因(分工地位)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十余年前,中国刚加入WTO时,中国的国际分工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左翼一片“殖民地化”的痛惜之声,但十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有着显著提高的,说明分工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并不是“自变量”。当年流行一时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逐渐在青年中丧失市场,左翼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对不同国家的内在结构差异的考察,转向了国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具体到关于“中帝论”的讨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强国”的意义上去理解帝国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心国家”也绝非同一概念,远航一号等同志将帝国主义国家等同于中心国家、等同于强大与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小资产阶级强国派的庸俗看法。我们谈论的帝国主义,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愈来愈走向腐朽、没落、衰老的阶段。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体领域流出而转向金融领域,越来越多地从一个国家流出而在全世界寻找增殖空间,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被迫开辟海外市场、强化国家能力与军事力量、加强地缘政治斗争,这一切正是资产阶级积累危机的表现。而贸易战、科技战和遏制与反遏制战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家矛盾日益尖锐化、不可调和的体现,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衰老与腐朽的国际体现。

相反,远航一号等人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看得十分强大、十分稳固,恐美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远航一号等人看来,不仅现在中国的发展由这种所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所决定,连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受这种天上掉下来的规律所支配,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所难免。远航一号等人的唯心史观可见一斑。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被列宁批评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远航一号等同志鼓吹的当代超帝国主义理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反思,最终会演变为“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民族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理论,不管其现在的言辞看上去如何革命与激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下问题:今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度?是内部的金融垄断资本阻碍并窒息了社会的发展,还是外部势力(所谓的中心国家)决定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认识,马列毛主义者与远航一号等同志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些判断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判断,不可不察。关于“中帝论”相关问题,本书“时代篇”有更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对工人力量的错误认识:利润挤压论

远航一号认为:

……如果要考察工人斗争的效果,还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是不是从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从而缩小了资本家可以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份额。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由于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在中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了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和官僚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缩小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的投资就要下降;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有些资本家会企图通过举债投资的方式来维持积累,从而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陷入政治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工人工资的上涨会造成经济危机吗(利润挤压论的核心观点)?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吗?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论不同,利润挤压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产业后备军人数下降将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会导致利润日趋下滑,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说法和新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工人福利太好不谋而合。这种理论在西方左翼中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利润挤压论不仅不是一种发展反而是巨大的倒退。比如在卡莱茨基看来,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不是对资本的主要威胁,因为公司拥有定价权。安瓦尔·谢克认为这一假说在理论上是无效的,它只考察了事物的表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争论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说工人阶级力量表现在劳动份额的上涨,这种说法也是既不符合中国现实,也不符合马列毛理论。

远航一号认为:

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开始明显出现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2010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大约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到了2013年,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上升到41%,而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下降到28%。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基本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前的基本形势,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处于暂时稳定,资产阶级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而统治基础的动摇是其走向垮台的第一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

高调的口号固然能得到一片赞赏,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工人的自发力量固然可能在劳动力价格的涨跌中发展壮大,但这远远不能说明远航一号津津乐道的“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局面已经出现了,也不能证明远航一号所谓的“相持阶段”论能够成立。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那社会主义革命真是件很简单的事,劳心费力的组织工作也成为多余的了。

首先,工人的力量体现在组织上,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涨跌没有实质性意义。

2010年之后所谓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快速城镇化进程。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民工荒,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开始上升。这种增长更多是补偿性的,即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新工人劳动力供应过剩导致工人工资严重低于维持城市正常生活的劳动力价格,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速,也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导致新工人产生“用脚投票”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一个农村居民中等收入户人均消费总支出,仅相当于城市中下等收入户的一半左右。这在种大背景下,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些因素推动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如果从工人数量增长这个角度来谈工人力量增加是可以的,这个时期的工资上涨显然是由资本高速扩张期工人的被动防御(用脚投票)造成的,远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失败”。

另一个极端的反例是1978198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曾一度增加:在这段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内效应(主要职工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1.8个百分点,产业间效应(主要农民收入增长造成的)增加了 2.2个百分点,两种效应叠加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4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收买农民,国家一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致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另外,企业的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也在润物无声地进行,为顺利推行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实行奖金制度,也一度促使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动。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工资制度及经营制度改革,这两项都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手段,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相反,是牺牲劳动者的政治权利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对资产阶级而言,这个买卖十分划算。政治权利丧失后,经济利益也就没有任何保障了,这很快就被历史所证实。

贝弗里·J.西尔弗在其名著《劳工的力量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中将劳工的力量分为两大类:一为组织性力量,即劳工结社产生的力量;二为结构性力量,即劳工由于生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的与资本对抗的力量,结构性力量又分两种,一为市场谈判能力,即劳动市场中劳工相对于资本的优劣地位,二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即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由于自己在生产流程中所处的位置而产生的相对资本的优劣地位。这种分类法颇有参考价值。

在工人力量中最重要部分 组织性力量的获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上涨并非是必要条件。工人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对于经济斗争而言是一个有利条件,工人在萧条与危机时期则很难争取到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引导得当,这个时候工人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可以得到飞跃发展,而这比获得一点随时可能失去的经济利益,显然要重要得多。

所以,远航一号所津津乐道的劳动份额的上涨,即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的增强,且不说有多少是事实,这部分恰恰是工人力量中最不重要的、最易失去的部分。

列宁说:“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团结去谈力量,十分空洞无力。

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发表于2015年初。2010年至2012年,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经历了第一次新工人的大斗争。此时无产阶级的力量比现今更强一些,阶级斗争的战线推进得更靠前一些。以本田为代表,成立了大致数十个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从2013年经济持续衰退以来,资产阶级发起进攻,这些聚集起来的零星的组织力量再次被打散,阶级斗争的战线被再次推了回去。远航一号在2015年初罔顾事实,断言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是非常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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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无套裤汉 2020-6-23 13:09
《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编写组和红中网编辑部都共同使用中国这个没有阶级属性和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内涵的中性词来叙述特色党中修叛徒复辟盗国集团及其非法伪政权,这说明二者的区别不在于阶级本质上而在于形式上或技术层面上,区别是很有限的。

因此,双方就更不可能视邓修的特色社会主义为前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延伸或变种,也就不认为特盗集团及其伪政权属于对内法西斯式专政黑帮了。

没有深刻的性质上的区别,仅在中国这个国家层面上斗嘴是双方的强项,但也因此避重就轻,辩论的意义不大。[Mark Wain 2020-06-23]
引用 redchina 2020-6-22 00:02
此文由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发到我们一个编辑的信箱中。现全文转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根据工作需要,做出相应的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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