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继续丰富和发展《宣言》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根据时代、实践、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谈几点认识。
第一，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P151)】
他指出，旧的国家政权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而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5](P156)一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有了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接着就把《法兰西内战》中的上述结论直接引录到序言之中。[4](P6)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这个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列宁解读了这一修改的含义：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2](P209-210)】
在1871年与马克思一起把这一基本原理加进《宣言》之后，恩格斯1891年又在《法兰西内战》德文第3版导言中对这一原理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剖析了“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即“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他指出：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所以，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5](P111)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而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并且防范自己的代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政权的真正民主的新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P111-112)】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形成的这些新成果，把1848年《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P52)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第二，恩格斯运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的批注发展了史前社会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宣言》中说：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P31)】
在1888年英文版上，恩格斯在这里加上了一个注释，他写道：
【“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4](P31)】
在此之前，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概括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时，在“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论断前加上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限制语。这一修改体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研究原始社会历史取得的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宣言》写作的年代，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和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这时已经存在着“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13](P521)所以他们在《宣言》中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人类对自己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还很不够的状况，是由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决定的。
1877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的发现引发了原始历史观中的革命，他的这部著作被恩格斯称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6](P16)马克思在1880年至1881年对《古代社会》做了详细摘要，并做了批注。恩格斯运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的批注，加上他自己在1878年至1882年间研究德意志人的早期历史，写作《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法兰克时代》和《马尔克》等手稿和著作取得的成果，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884年出版。这部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分析了史前各文化阶段的特征，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和氏族制度的演变，揭示了私有制和国家产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历史。这一新成果使此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文明时代历史的研究而创立的唯物史观进一步建立在对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全部历史的科学认识之上，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成果也使此前达到的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的认识更加准确、完善。恩格斯通过深入分析指出，由于社会分工、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过时了，产生了奴隶制。“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4](P195)这样就揭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科学认识修改、补充了《宣言》中的论断，也使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9](P106)的基本原理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坚实的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第三，恩格斯晚年在多篇书信中针对把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现象，阐述了“相对独立性”“反作用”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包括攻击和曲解它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的。19世纪9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德国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攻击；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保尔·恩斯特等人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加以鼓吹。二者殊途同归，共同之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针对这样的问题，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既坚持、捍卫了唯物史观，又用新的理论范畴和思想观点完善、发展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9](P591)】
这就划清了唯物史观同所谓“经济唯物主义”的界限。把物质生产、经济运动看作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是荒诞的无稽之谈。恩格斯在强调“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9](P592)同时，着重论述了政治、思想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反作用”“第二性的作用”。他指出：
【“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9](P586)“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P591)】
经济运动“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9](P597)恩格斯既始终如一地强调归根到底是经济决定政治和思想观念，又充分肯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的反作用，包括一定意义上的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肯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和巨大作用时，又始终强调这是“相对的”独立性，是“第二性”的作用，是在被经济所决定的前提下的“反作用”。这样既坚持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反对历史的唯心主义，又坚持了历史的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构成了“相互作用”，所以，“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9](P601)“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9](P668)
马克思在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思想，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范畴。当时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唯心史观阐明经济的决定作用，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所以《宣言》中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即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4](P50-51)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回顾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当时“必须这样做”。[9](P637)“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9](P593)他说：
【“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9](P657)】
恩格斯的这一反思对于《宣言》是适用的。贯穿《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虽然《宣言》对国家政权和思想观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阐述已经蕴含着肯定其反作用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相对独立性”“反作用”“相互作用”等观点。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是由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针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而明确提出并给予论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贡献。这些新的范畴和观点对于构建完备严整的唯物史观科学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5]
第四，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指南，确立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
在恩格斯晚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凸显出来了。一些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德国党内发生了“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报纸上出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6](P396)一些人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一些人把唯物史观“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套语，“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9](P587)针对这些现象，恩格斯明确提出：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9](P560)“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P562)】
恩格斯在答保尔·恩斯特的书信和文章中严肃地批评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作公式”，并且指出：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16](P94)】
恩格斯晚年的这些论述，在同新出现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宣言》及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5)的思想，从思想原则的高度提出和解决了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问题。
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关于“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思想，认为这是“经典性的论点”。[2](P157)恩格斯这些经典性思想观点为后来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基本准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论述，指出：
【“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和他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恩格斯，学习他的著作、思想和他的精神。列宁说：
【“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2](P50)】
恩格斯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我们纪念恩格斯，要坚决反对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坚决反对曲解恩格斯晚年著作和思想，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们要以恩格斯为榜样，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再过二三十年，20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时，正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到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必将实现自己的宏伟梦想，同时以自己的壮举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让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以实际行动迎接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吧。”[3]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3—465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05-05（1）.
[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J].求是，2019，（2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2] 田心铭.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J].政治学研究，2018，（2）.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 田心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例——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J].解放军理论学习，2011，（11）.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田心铭，察网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3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