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实的发现 —— 黑格尔与马克思-红色中国网

而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学说的要义就在于，把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自身不可须臾相失的、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开展出来。这一学说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坚持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堕。通过这一点并且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本质联系才得以充分显示并且被真正把握。

　　保马编者按：今年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马克思诞辰202周年。保马今日推送吴晓明老师《社会现实的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一文，通过恢复与重建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遗产。

　　如果说，对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而言，社会现实还根本未曾在其视野中出现，那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里，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则成为根本的哲学任务。在现代形而上学依然具有普遍支配力的情形下，社会现实的遮蔽和隐匿会成为一种顽固的常态，所以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从而使之能够敞开着前来同我们照面，不能不说道阻且长。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经常向黑格尔请教，而且尤其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而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学说的要义就在于，把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自身不可须臾相失的、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开展出来。这一学说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坚持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堕。通过这一点并且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本质联系才得以充分显示并且被真正把握。

　　本文节选自《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具体信息可参看每日一书。感谢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社会现实的发现：黑格尔与马克思

　　文 | 吴晓明

　　社会现实的发现，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最为本质也最为切近的联系线索。无论是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决定性批判，都是依循此一线索来制定方向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巨大遮蔽，这一联系线索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晦暗之中，甚至从根本上消失了。这种情形，不仅使得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意义经常被表面化或形式化地错估，而且使得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说本身与社会现实分离开来，从而沦为与现实内容渐行渐远的空疏辞令和抽象教条，即黑格尔所谓“外部反思”之类的东西。因此，在社会现实这个主题上，恢复并重建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成为一项紧要的哲学任务。这项任务的主旨是：经由上述的思想联系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奠基，从而由这一基础本身来说明，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是如何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枢轴和生命线。

　　一

　　倘若要从哲学上来谈论社会现实本身，我们必然首先会涉及到黑格尔。因为比较切近地说来，正是黑格尔第一次在现代形而上学的范围内，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真正的哲学课题标举出来。而为了使得现实(Wirklichkeit)本身能够真正绽露出来，黑格尔对所谓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中，伽达默尔很敏锐也很正确地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与“人类社会现实”的首次发现联系起来，并把继续克服主观意识的任务理解为20世纪哲学的基本主题。在他看来，这一主题实际上是从黑格尔哲学的伟大遗产中发源的。“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1]

　　由此可以见到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对主观思想的批判同时也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内在一致的。只要主观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就不可能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这个领域就将仍然完全被遮蔽。因此，为了使得现实本身能够显现出来，黑格尔倾其全力对所谓主观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几乎构成其全部著作之正面观点的复调。黑格尔指出，主观意识的观点在所谓“外部反思”的哲学中获得集中的表现。“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2]而抽象的外部反思，从来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如何在此一深入中切中内容的真正客观性，却只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动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倒是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疏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本身，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Sache)”[3]。我们今天很容易发现，在许多关乎社会—历史主题的研究中，到处充斥着这种“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只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众所周知，按照绝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哲学以真理为对象，而真理就是现实、理念，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理念中去，也就是说，揭示出真正的现实。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黑格尔对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反思哲学进行了清算。这种主观思想的无内容的抽象性和空疏性，在所谓道德哲学中获得突出的表现。因此，举例来说，在黑格尔看来，与其说道德意味着某种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如果说，这个“颇有些粗鲁的简单公设”已含蓄地包含着客观精神的概念，那么，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方始有社会现实的积极绽出，就像客观精神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方才获得其哲学的证明一样。总而言之，康德式的那种由反思而来的内在自由的情境，亦即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正义的和道德的行为均建筑在这种自由上面，虽说可以被正确地把握为道德哲学的一般起点或前提，但由于其与现实的内容分离隔绝，所以只是纯粹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仅从属于理智的抽象的同一性，所以最终是完全形式主义的。[4]

　　与此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客观思想一词最能够表明真理”;只有客观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它要求让客体自由地从自己本身来规定自己。[5]这种思想之客观性的存在论(ontology)根据就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这就意味着，思想——客观思想——必指派自己深入于作为事物之实体性的内容，而这内容就是合理的现实。既然现实(Wirk-lichkeit)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试金石”。[6]在这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作为反思哲学的主观思想。如果说，一般的主观意识的观点对于其脱离和伪造现实的抽象性质还是全然天真的，那么，古典哲学中主观思想的极致——批判哲学甚至力图在哲学上论证思想之弃绝现实的优越性：它自以为是地把对现实(真理，理念)的无知当成良知，从而以批判之名关闭了通达现实的道路。批判哲学“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7]。

　　正是对思想之真正客观性的的捍卫与重建，构成黑格尔哲学最基本的积极成果。为什么黑格尔的法哲学“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为什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不仅有康德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而且还有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8]其基本的理由就在于：黑格尔在批判地瓦解主观思想的哲学基点时，都力图使作为本质与实存之统一的现实本身积极地显现出来，从而开辟出一条要求理解和深入于现实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哲学之本己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的重新奠基，是社会现实的“新大陆”对于哲学来说的首次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说，在古典哲学思想家中，黑格尔代表了这种客观性的魁首;因为他力图深刻地表明，真正的哲学思考在于显示事物(Sache，Ding)在自身中的活动，而并非仅仅是人的概念的自由游戏。“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物所作的反思过程的自由游戏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并不起作用。本世纪初代表了一种哲学新方向的著名现象学口号‘回到事物本身去'指的也是同样的意思。”[9]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无论是肯定性的联系还是否定性的联系，都是从这一根本之点起源的，都是围绕着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而开展出来的。正是通过对主观思想的全面批判，黑格尔把深入于社会现实的要求当作一项根本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了。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黑格尔这一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正如卡尔·洛维特所说，由于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所以他便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这样一来，本质重要的事情就在于：弄清楚哲学的内容如何就是世界的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尽管马克思后来猛烈地抨击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但这一批判本身，乃是依照现实实存的概念来制定方向的。[10]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批判，并不在于后者要求作为内容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而恰恰在于思辨唯心主义最终依然从根本上遮蔽了社会现实本身。

　　二

　　阿尔都塞曾经做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断言，声称青年马克思从来就不是黑格尔派——他一开始是康德—费希特派，后来是费尔巴哈派(除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惊人的例外)。这个断言也许在表面上或者在政治倾向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哲学上，特别是就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言，却严重地成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必去谈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何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作出严重的保留，不必去探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自由人”决裂的哲学缘由，也不必去斟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以会如阿尔都塞所说成为一个“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而只需指出这样一点：早在1837年，当马克思开始钻研“法的形而上学”并尝试“按费希特的那一套”来进行构造时，他已经意识到主观思想之不可避免的根本困境了。“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11]结果，被构造出来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乃是一个“近似康德的纲目”，但在执行时又完全不是那样;马克思在此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实际地倾向于黑格尔主义的重要转向。“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12]这个极为关键的转向，如科尔纽所说，从那时起就基本上决定了青年马克思的整个精神发展。即使是在马克思逗留于所谓“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时，上述影响的根本重要性仍然是不可祛除的;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和《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种情形就一目了然。

　　然而，确实是借重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创见，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哲学——首先是其法哲学——实施了全面的批判。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是存在论基础的革命性变革，它一方面导致了一个拯救行动，亦即从思辨唯心主义中拯救出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掉转头来袭击了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如果说，费尔巴哈哲学是全然遗忘并且实际取消了社会现实的那一度，那么，思辨唯心主义所指证的社会现实本身最终却仍然是虚假的。这种虚假性起源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性质：思辨唯心主义必然要把经验神秘化，而它之所以把经验神秘化，是因为现实最终被完全等同于理性。这种等同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亦即自我意识的理性与存在着的理性的和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把握住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然而在这种分离中，黑格尔却把市民社会的矛盾称作“现象的矛盾”，从而把本质性导回到国家的理念，并最终导回到绝对理念。这样一来，市民社会的“现象的矛盾”便最终被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13]了。马克思追问道：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统一(即如此这般地建立起来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一方面意味着以所谓国家的本质来为现存事物进行哲学辩护，另一方面又意味着通过思辨的推理把现实羽化为纯粹的思想物。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14]——就暴露出来了。正是这样一种本质上的非批判性，使得真正的社会现实再度被掩盖起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使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一成果得以保存、深化和完成，就必须使之从绝对唯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借助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在他的“中介过程”或“思辨推理”中实际地制造了主体和谓语的颠倒。于是，法哲学由家庭和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推移”，就不是由家庭等等和国家的特殊本质引申出来，而是从所谓“理想性中的必然性”引申出来。因此，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就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它把“现象的矛盾”直接归入“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这意味着，“现象的矛盾”的本质性就在于理念，也就是说，真正的现实乃是理念，而“现象的矛盾”只是由于它通过种种环节分有了理念方才是现实的。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现象的矛盾”，而恰恰就是“本质的矛盾”;并且正因为它是这种本质的矛盾，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居间者”的理念来实现和解。[15]因此，真正的社会现实决不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念中，而是在市民社会中，在市民社会之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中。正如马克思在后来回顾这一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6]

　　很明显，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最终结果不仅瓦解了理念与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联盟，而且彻底重建了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向度。同样明显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开端。由此出发并且围绕着这一枢轴，马克思在进一步开展出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全部“黑格尔哲学分支”的存在论批判的同时，开展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哲学变革的真实核心和积极成果，正在于拯救社会现实本身。只有从根本上把握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把这一革命牢牢地置于当代哲学的意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从而对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决定性超越，并且才有可能真正领会经由马克思的批判性变革方才开始同我们照面的社会现实本身。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命题意味着社会现实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被重新开启：当黑格尔把所谓“现实”的内容最终转变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正是在这种全新的观照中，黑格尔理解现实的全部方案就表现为一种哲学上之根本的虚妄。由于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不过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所以它最终体现的乃是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因而是绝对精神的“内部自身”。这样一来，作为实体性内容的社会现实就不得不被围绕着自身旋转的抽象精神所扼杀：绝对唯心主义所设定的那种本质，说到底仍是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本质，因而真正说来乃是其“非现实的本质”[18]。只是通过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思辨唯心主义附加在社会现实之上的全部神秘魔法才得以彻底解除，其积极的思想内核方才显示出真正的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9]历史唯物主义全部深刻洞见都是从重新开启通达于社会现实的路径中发源的。

　　三

　　如果说，对于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来说，社会现实还根本未曾在其视野中出现，那么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则成为根本的哲学任务。但这两者的原则差别在于：在思辨唯心主义那里，社会现实只是在理念中、亦即在精神的自身运动中获得其颠倒的反映，并且最终被溶解在无人身的抽象的思想中;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社会现实乃是在人们的感性活动中生成和实现的全部物质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从而人类历史的本质，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并且是从这种社会现实获得基本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理解和把握社会现实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任务，也是一个实践的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的优越性——并且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按其本质来说，面向并切中社会现实本身，是其最根本、最重大的思想创获，也是其不可须臾失之的生命线。哲学在20世纪所经历的变化，不仅没有否定这一点，相反却使之进一步明确起来了。就像伽达默尔或多或少地看到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基本贡献一样，海德格尔尽管对马克思的存在论性质或有错估，但依然做出如下判断：“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0]1969年，在其晚期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再次指证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从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意义：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21]

　　所谓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不是别的，指的就是社会现实。然而要能够真正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直到今天仍然绝非易事。在现代形而上学——特别是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依然具有普遍支配力的情形下，社会现实的遮蔽和隐匿会成为一种顽固的常态，就像汪洋大海般的意识形态幻觉总是对现实本身进行种种伪装和掩盖一样。如果人们过于轻易地来想象“现实”或“社会现实”，仿佛它就是某种在知觉中被直接给定的现成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纯粹外在地经历的某种孤立事件，那么真正的现实在这里就根本不曾出现，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想象至多是出自抽象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要是我们这样来设想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社会现实，那么我们非但没有从黑格尔那里前进一步，相反倒是大踏步地退回到主观思想的窠臼中去了。

　　在那种表面上执科学之名、实则完全沉溺于非批判性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真正的社会现实难道不是经常被作为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所遮蔽吗?在那里被恢复起来的，难道不正是抽象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粗陋的唯心主义以及它们的混合物吗?因此，一方面由于广为流传的意识形态强制不断地巩固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另一方面由于完全无思想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根本无力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侵蚀而不断蜕化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所以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从而使之能够敞开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将不能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把理解社会现实及其实体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思想任务标举出来。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经常向黑格尔请教，而且尤其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

　　因此，在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个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主题上，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就是本质重要的了。无论是就其对黑格尔遗产的承续来说，还是就其与之批判的脱离来说，事情都是如此。在这个主题上，恢复并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传统”，不仅具有一般所谓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事关哲学本身的意义。在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倾向中，针对着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之抽象的科学实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首先是并且特别是卢卡奇——曾十分突出地强调过某种“黑格尔主义传统”。尽管这一强调决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它实际产生过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但并未真正集中于切中社会现实这个根本之点，因而最终并未成功地巩固这块历史唯物主义的拱心石。当卢卡奇声称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乃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却把“经济的优先性”与之对立起来。这一方面导致了黑格尔传统中“费希特主义”的复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更高的科学要求实际地让渡出去。

　　这里所谓更高的科学要求，一方面体现在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的批判性纠正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纠正中。在这里几乎无需补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要求同样必然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纠正中。然而，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十分切近地借重于费尔巴哈的伟大发现，但就上述科学要求的决定性奠基——本质重要地揭示出并且深入于社会现实——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乃是一脉相承的。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之所以软弱无力，费尔巴哈在进入历史领域时之所以表现出“惊人的贫乏”，恰恰在于社会现实这个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对于他们来说是全然缺失的;这个本质性的一度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建立起来的，因而这一度也实际地构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最关根本的联系纽带(无论是肯定的联系还是否定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并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晚年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列宁也一力指陈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理解《资本论》来说具有关键作用。只是这些重要的申言在流俗的解释中很快就变得十分表面和肤浅了：仿佛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得不借助于黑格尔的作为纯粹逻辑框架和概念图式的辩证法，仿佛辩证法可以被完全抽象地形式化和中性化，从而可以被移置到任何一种存在论的基础之上，就像它可以作为抽象的一般原则被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一样。不消说，这种解释本身已然沦为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了，而辩证法恰恰是这种外部反思的死敌;即使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也无非是作为现实的内容本身的展开，而根本不是什么可以脱开内容的抽象形式。同样不消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不可能也无需乎倚仗那种已被全然抽象化的“空虚的辩证法”，仿佛现实内容的杂多总有待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来予以宰制似的。如果说蒲鲁东的经济学形而上学不得不求助于这种概念框架，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真正的社会现实——例如在《资本论》中——能够被揭示和反映出来，而辩证法就是这一现实的自我运动过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批判，乃是从这个根本之点发源的。

　　总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学说的要义就在于，把揭示和切中社会现实作为自身不可须臾相失的、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开展出来。这一学说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坚持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堕。通过这一点并且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本质联系才得以充分显示并且被真正把握。

　　注释

　　[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111页。

　　[2]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0页。

　　[3] 黑格尔：《小逻辑》，第300—305页。

　　[4] 参看黑格尔：《小逻辑》，第142—144页;并参看《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287—294页。

　　[5] 参看同上，第93、100页。

　　[6] 同上，第295、43页。

　　[7] 同上，第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9]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71页。

　　[10]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第183—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