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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1980-2019年

2020-7-3 06:20|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7545| 评论: 2|原作者: 红色经济观察

摘要: 希望批评我们的青年同志,能够从中国无产阶级胜利前途的大局出发,考虑我们的意见,反思自己的错误,不要为了批评而批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会出现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增强的现象。我们又为什么要回避这一现象、不敢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呢?

2020年度红色经济观察(六)

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1980-2019

 

上一期红色经济观察曾经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是决定资本积累是否活跃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稳定性的一个关键指标,利润率又取决于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

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份额的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图6.1说明了1980-2019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组成成分的变化情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向快速扩张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83年的57.3%下降到2010年的35.8%

2010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增强,中国开始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至201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42.7%

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资产阶级当局一方面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供给侧改革”等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加紧对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的镇压,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拉锯和僵持的局面,劳动收入份额略有下降。

6.2说明了2000-2019年中国城乡各种类型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或收入水平。图中,各种类型劳动者的工资或收入水平都与城镇单位职工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相比较,以城镇单位职工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0%

在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城镇单位”原指国营企事业单位、城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三资企业”(中外合资、外商独资、港澳台资)。在经过了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城镇单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城镇单位”(有时又叫“城镇非私营单位”)主要包括“城镇国有单位”和“城镇其他单位”。所谓“城镇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各种事业单位(教育、医疗等)以及极少量的所谓“国有独资企业”。因为现在人们一般通称的 “国有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国有控股企业”(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仅是“国有相对控股”,即国有股不占股本的大多数),所以官方统计中的“国有单位”并不包括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城镇其他单位”包括所有的股份制企业(主要是已经私有化的原国营企业,也包括各种所谓“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尽管“城镇单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城镇单位”仍然属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事实上最强、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较好、资产阶级法律执行较为严格的一个部门,属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正式部门”。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当局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和事业单位企业化,中国的劳动力正式部门出现了萎缩的趋势。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从2015年的1亿8100万下降到2019年的1亿7000万,在四年时间中就减少了1100万,平均每年下降近300万。

“城镇私营单位”指的是官方承认的国内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劳动力市场上属于半正式部门。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从2015年的1亿1200万增加到2019年的1亿4600万,四年时间增加了3400万,平均每年增加约850万。近年来,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保持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0%的水平。

官方统计中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除了包括一些小资本家、真正的个体经营者外,还包括了大量的非正式就业人员,如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相联系的滴滴司机、快递员等。在城镇劳动者中,非正式部门的劳动条件和待遇最差,几乎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并且劳动者还经常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和敲诈勒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当局推行“供给侧改革”、“万众创业”等反动政策,将城镇劳动者集中驱赶到不受保护的非正式部门中,导致“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总数恶性膨胀,从2015年的7800万增加到2019年的1亿1700万,四年时间增加了3900万,平均每年增加了近1000万。在2013年以前,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一般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70%左右。在资产阶级当局推行所谓“万众创业”、非正式劳动部门恶性膨胀以后,至2019年,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已经下跌到只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40%左右。

2015-2019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员从3亿7000万下降到3亿3200万,四年时间下降了3800万,平均每年下降约950万。近年来,乡村就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保持在略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的水平。

2015-2019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6.3%下降到15.6%,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此期间维持在8.4%;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总额(取城镇居民经营者收入总额的70%,以去掉一部分小资本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7%略增到2.9%,增加了0.2个百分点;乡村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总额(工资性收入和乡村家庭经营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8.0%下降到6.9%,下降了1.1个百分点。此外,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取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50%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2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5年的6.7%增加到2019年的8.3%,增加了0.6个百分点。

以上各项相加,2015-2019年,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2.7%下降到41.8%,下降了0.9个百分点。可见,造成2015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主要是乡村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份额下降。前者主要反映了城市化和劳动者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份额的下降则主要是资产阶级当局推行私有化、事业单位企业化、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化等反动政策的结果。

最近,有一些青年同志出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其中用相当篇幅批评了红色中国网。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与阶级斗争关系的问题。这些同志不承认,2010-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是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变化的反映,也不承认在未来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可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恢复上升并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在他们提出的批评理由中,企图用城市化和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后实际工资开始上升的现象)来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避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谈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观点。仅从统计分析上来说,这些批评红色中国网的青年同志犯了混淆实际工资与劳动收入份额的错误。

在一个外围或半外围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一个劳动者离开乡村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后,这个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以及实际收入一般来说都会得到提高。但是,这个劳动者在乡村中的时候,一般是不给资本家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这里指的是统计上可以直接反映出来的的资本家剩余价值;不考虑城乡间不平等交换);但是,当这个劳动者进入城市以后,他(她)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货币工资,他(她)在统计上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从而给资本家带来的剩余价值也大大提高了。

打个比方说,如果做一些非常简单化的假设,不考虑税收、折旧等,比如一个从事农业个体生产的农村劳动者,年收入两万元,他(她)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两万元,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前,这个劳动者创造的产值的劳动收入份额就是100%

假如这个劳动者去城市打工了,年工资提高到四万元,但是他(她)在资本家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十万元。这样,虽然这个劳动者的年收入提高了,但是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下降到40%

可见,除非伴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提高,仅仅是城市化本身,在统计上只能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是提高。

希望批评我们的青年同志,能够从中国无产阶级胜利前途的大局出发,考虑我们的意见,反思自己的错误,不要为了批评而批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解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会出现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增强的现象,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矛盾深化的表现,也是有其他国家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是有利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害怕这种现象,并且已经采取了种种倒行逆施来逃避他们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这种现象呢?

如果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收入份额还没有出现阶段性的上升,红色中国网就大力宣传阶级力量对比变化,那是属于我们盲目乐观、自欺欺人。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运用资产阶级的统计数据、用最慎重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比官方在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上所公布的劳动收入份额要低一些)确实发现在2010-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了显著的上升,并且如上所述,这种份额的上升只能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解释,我们又为什么要回避这一现象、不敢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呢?

当然,2015年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又有所下降。但是,过去几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是比较小的,2019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与2018年基本持平。这也说明,虽然资产阶级企图拼命反扑,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顶住资产阶级的进攻,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幅度。

未来,随着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枯竭、中国人口全面老龄化,还将出现对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更加有利的形势。


6.1 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占GDP%1980-2019年)


6.2 中国城乡劳动者的工资或收入水平(占GDP%1980-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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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20-7-5 02:33
sxm: 说的不错,但2010——2015年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变化这个结论仅仅是从收入分配反推出来的,不知是否可以找到正面的证据说明这 ...
另外也可以从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统计加以佐证;其他证据包括大量的关于资本家所谓用工荒的报道
引用 sxm 2020-7-4 20:15
说的不错,但2010——2015年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变化这个结论仅仅是从收入分配反推出来的,不知是否可以找到正面的证据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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