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中国和世界，至今已持续近四个月。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冠病毒的危害和影响所知甚微。但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社会各界实现了快速动员：从发现不明性质肺炎疫情、启动一级响应到武汉封城只用了20多天时间，再到4月8日武汉解封，用了正好一百天时间，标志中国已经取得了抗疫的初步胜利。中国不仅已经完成病毒测绘、发现新冠病毒感染造成肺炎的发病机理，而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防控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对新冠病毒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都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的宝贵经验。因此，当疫情全球大暴发时，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面对的是已知疫情，并有中国抗疫积累的诸多宝贵经验可供借鉴。遗憾的是，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抗疫行动和效果来看，这些国家不仅滞后了两个月窗口准备期，而且抗疫措施迟缓、无力，结果造成更为严重的疫情。
其他国家难以学习中国经验，原因有很多，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外国情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国情和特色体制正是中国战胜疫情的重要条件，其他国家国情不同，学习效果也会不同。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中国基层治理体制和城乡体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所起的作用。
一、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较
从国内疫情的整体发展和抗疫过程来看，存在几个较为鲜明的时间节点。武汉封城(1月23日)和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一级响应(截至1月24日)，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标志着全国疫情防控战拉开了序幕。
首先，简单回顾中国疫情发展初期的主要时间节点(参考消息，2020)。具体见下表1。
此后，中国正式开打疫情防控战，形成了以河南为代表的硬软防控、以浙江为代表的智慧防控、以四川为代表的专业防控模式。全国高度动员，对可疑人员进行拉网排查，湖北以外各个省区市对所有确诊人员应收尽收，对所有疑例病例和密接人群进行隔离。
各种措施多管齐下，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各个省市确诊陆续实现零新增。在春节假期，全国几乎未设防的情况下，大量新冠肺炎感染者和新冠病毒携带者从武汉流向全国，中国只用了很短时间便全面控制住了疫情。
表2列举了全国当日零新增省市的代表性时间节点，可以看到经过联防联控取得的防疫效果。
截至4月12日，全国确诊病例(不含港澳台地区)：湖北67803例，广东等四省市确诊病例超过一千例，广东最高，为1552例。安徽等八省市确诊病例为500—1000例，福建等12省市确诊病例为100—400例，其余省区市确诊病例皆低于100例。
总体而言，从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冠病毒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到2月22日全国18省市零新增，再到3月18日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为零，仅用一个月就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完全控制住了疫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抗疫的初步却又是决定性的胜利。
对比中国抗疫的举措、结果和发展过程，国外疫情防控并不理想。截至4月12日，全球确诊病例超177万例，其中美国已超过53万例，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伊朗均超过7万例，土耳其、比利时、瑞士、荷兰、加拿大、巴西均超过2万例，奥地利、俄罗斯、以色列、韩国、瑞典超过1万例。如果按百万人确诊比，这些国家确诊率要远远高于中国。更为严重的局面是，当前绝大多数国家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快速上升，死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疫情拐点远未到来。这些国家开始抗疫时间也不算短了，意大利从3月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已一个月，法国从3月12日起关闭学校也有一个月了，意大利和法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然高达4000多例。美国纽约3月12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个月后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超过2万，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明性质疫情的遭遇战，采用坚决果断的防控措施，用最短时间控制住了疫情。西方主要国家面对已知性质疫情，将阵地战打得十分胶着。在同样的新冠病毒面前，中国抗疫较之于西方主要国家更为有效。
中国疫情防控之所以可以取得优异成绩，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决策层一旦对疫情有了充分认识，就敢于按下暂停键，以果断态度来应对疫情。二是中国具有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可以做到全覆盖的群防群治或联防联控。
二、中国疫情防控中的基层动员能力
突然遭遇不明性质肺炎疫情，首先要做到的是判明疫情性质。新冠肺炎潜伏期长，病死率较低，早期症状不明显，潜伏期即有强传染性，因而防控难度非常大。从2019年底发现不明性质肺炎到2020年1月初判明新冠病毒感染引发肺炎，再到认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危害，中央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实行甲类管理，武汉封城和全国各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用了大约三周时间。
新冠病毒隐蔽性很强。在中央决策武汉封城前，新冠病毒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区传播。据后来流行病学家的估计，到武汉封城时全市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达万人。因为恰逢春节，人员流动频繁。1月26日晚湖北省召开的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介绍，武汉封城时已有近500万人离开武汉，留在武汉的人口有900多万人。
传染病防治主要有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和切断传播途径三个方法。因此，全国抗疫主要采取两大措施：一是对武汉市进行封堵，阻断传染源头;二是武汉以外地区群防群治。
武汉以外地区疫情防控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将近期到过武汉甚至到过湖北的所有人员排查出来进行隔离，对密接人员进行隔离，隔离期间进行留置观察尤其是测量体温，凡有发热即进行核酸检测。对所有确诊病例进行溯源，并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进行隔离观察。这样就有效地阻断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源头。第二，进行严格的社区防控，包括封闭小区，出门戴口罩，不聚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业停业，社区防控的同时进行严格社区消毒。
严格的社区防控很快就见到成效。2月23日已有24个省市新增确诊病例降为零。除湖北以外的省市，绝大多数确诊病例都是从湖北返回人员及其家人，社区传播病例很少，且几乎所有新增病例都可以溯源。因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辅助以严格的防控措施，因此除湖北以外的地区极少发生聚集性传播。尽管聚集性传播极少，但应对措施仍保持较强态势，一旦发生聚集性传播的风险，便立即进行大范围全面隔离和阻断。比较典型的是天津宝坻百货大楼案例，发现5例感染后宝坻区迅即在2月11日18点组织近3000名工作人员成立了917个专班连夜开展走访调查，累计排查出超过2万人，并对这2万多人实施居家隔离(张赫洋、刘畅，2020)。福建晋江一个隐瞒武汉行程的村民外出活动，在其确诊后，排查与其在不同场所有过各种形式接触的三千余人进行居家隔离观察(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
严格社区防控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人民群众对于抗疫战无条件的支持，抗疫战是典型的人民战争，需要全民参与。尽管“待在家里就是做贡献”，但长时间待在家中，克服生活不便，甚至婚事停办、丧事简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全国人民群众对此却无怨言。所以，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抗疫战就不可能打得如此顺利。第二，健全的基层组织。全国所有城乡基层干部一夜之间动员起来，不辞辛劳、不讲代价、不怕危险进行社区防控。包括对疑似患者和密接人员的摸排监测。第三，强有力的上级指导。
湖北孝感孝昌县的案例(黄垚，2020)：
23日这一天，孝昌县出现了第一例肺炎确诊患者，是一位常年在武汉收废品的老人，1月19日回乡过年，当天下午他感觉发烧，第二天到县医院就诊，一直留院治疗。老人确诊后，乡里立刻把他住的村湾划为重点地区，封闭道路，组织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入户发体温计和口罩，让所有人居家隔离观察;对老人的家人和他回来后接触的人进行摸底核查，同样在家隔离。
中国社区防控采取了很多硬软措施，双管齐下。同时中国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手机定位技术，在最短时间找到确诊患者密接人员并进行隔离观察，用最短的时间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相对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疫情防控，中国基层疫情防控的有效性就更加突出了。因此，中国在湖北以外的全部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十分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暴发，确诊最多的广东省仅有1500多例，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输入及输入病例家人感染，真正的社区传播极少。中国一个省区市的人口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国家，这些同样外防输入的国家却普遍发生了严重的社区传播，确诊病例动辄上万例，造成这个状况的关键就是社区防控不力。
社区防控不力，大量新增病例发生，就会占用医疗资源。一旦发生医疗资源的挤兑，就会有大量轻症得不到及时救治转为重症，死亡率就快速上升。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省市因为做到了有效的社区防控，新增病例不多，当地就有足够医疗资源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新冠肺炎病人就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因此，中国除湖北以外的新冠肺炎致死率很低，不到1%，其中浙江一千多病例只有一例死亡，江苏六百多病例零死亡。
再来看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防控。武汉市疫情防控与全国其他地区完全不同，作为最早的疫情暴发地，在发生广泛的社区传播之后，突然封城造成了社区恐慌。由于医疗资源有限，疫情暴发早期，无法及时收治患者，患者需进行居家隔离。为了获得医疗资源和及时救治，新冠肺炎病人不得不到各个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大量发热病人争夺有限医疗资源，恰好冬季又是发热疾病高发期，导致武汉市发生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这种挤兑进一步造成新冠肺炎的交叉感染。这使得新冠肺炎病人成为流动的传染源，不仅患者家人被感染，而且社区传播无法阻断，新的被感染患者越来越多。通过如此恶性循环，武汉市确诊及疑似患者数和治疗需求远远超过武汉市传染病收治能力。疫情遭遇战打了武汉市一个措手不及，早期医疗物资严重短缺进一步造成了医护人员感染。大量确诊和疑似病例无法收治，尤其是重症患者无法收治，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在一床难求的情况下，患者及家属想尽办法尤其是通过网络求助，形成巨大舆情。
因此，武汉抗疫战就需要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收治病人尤其是收治重症病人;第二，隔离疑似患者和密接人员;第三，进行严格的社区防控。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具有较大的难度，且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首先，收治病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法增加医疗资源，扩充医护力量，提高医疗系统抗压能力。如集中资源迅速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及诸多方舱医院的设立，这些举措迅速改善了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此外，统筹全国力量，共抽调超过4万名医护人员定点支援湖北各市，极大缓解了湖北医护力量不足的压力，保障医疗物资的供给从源头解决了医疗资源挤兑的问题。
其次，到2月2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对重症患者、轻症患者、疑似患者、密接者集中收治和隔离。通过大量建设方舱医院和征用宾馆酒店、大学宿舍，武汉市终于在2月9日打响应收尽收攻坚战，将轻症患者收治到方舱医院，将疑似患者和密接人员进行强制集中隔离，对重症病人应收尽收。经过几天努力，武汉市终于切断了病毒传染源。
最后，进行严格的社区防控，包括建立专门的管控队伍、严把监测和检查关口、加强社区动态管控、动员基层志愿者、确保物资供应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从武汉严格的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和实行严格的社区封控开始，到3月18日为止，40天时间内武汉就做到了零新增。
从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来看，传染病防控本质上不是医疗问题而是社会治理问题，不仅要救治患者，而且要防止疫情传播。正是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具有显著优势，可以保证打赢一场同心协力的抗疫人民战争。从中国内部来审视，这次抗疫仍然存在各种不完美的地方，不过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更为突出。
三、新冠疫情与中国农村稳定器
中国之所以可以取得抗疫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判明疫情性质后果断采取一级响应措施，按下暂停键，采取严格封控措施。这也使我国在最短时间阻断了疫情传播，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初步胜利。
之所以国家敢于果断按下暂停键，不仅是基于对新冠疫情的认识，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便是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对中国一般家庭生活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社会中相对弱势家庭能否继续生活，社会能否保持稳定。
中国疫情防控正值春节。春节是中国人口流动最多的时期，不利之处是大流动带来病毒在全国传播的风险，好处是春节本身就是一个全国长假，尤其农民工基本上都已回到老家过年。因为正值春节长假，国家为防疫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不难，但显然只有一个春节假期是无法完全阻断疫情传播的，因此再延长假期，一直到疫情基本控制，不再有反弹的趋势，才开始复工复产。中央在3月初开始强调湖北以外地区复工复产，此时距按下经济社会暂停键已过去一个半月时间。正是基于对中国家庭承受力、社会承受力等诸多方面的考量，国家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按一般的理解，中国社会中家庭承受力较差的是农户家庭。这种观点认为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自进城务工收入，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就要全家挨饿。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户家庭恰恰具有最为顽强的家庭承受能力。正是农村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3月初中央在初步控制疫情之后强调复工复产，沿海出口导向型地区也有大量积压订单生产任务，因此有强烈的复工复产需求。不过，据我们对全国的调查，复工复产进展一度十分缓慢，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地方政府有风险厌恶的倾向，为防万一而限制农民工流动，如不恢复公共交通。二是农民工缺少复工积极性，除了对被感染风险的担忧以外，农民工在农村家中生活不错。虽然复工会有工资收入，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在农村虽然没有务工收入，却有农业收成、家庭积蓄，最重要的是农村生活成本很低，每家都有自己的住房，有土地，还有村庄熟人社会关系。既然外出风险仍然存在，农民工也就愿意在家乡多住一段时间。
正因为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户家庭具有强大的抗压能力，而让国家具有进行自由决策的意志，也才可以依据抗疫需要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
实际上，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正当中国复工复产扩大产能满足世界需要时，新冠疫情扩展到了世界各国，世界各国相继按下了经济社会暂停键。之前中国出口订单因为按下暂停键无法完成，现在世界按下暂停键取消了正具备产能的中国企业订单。没有订单，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就难以复工，农民工也就难找工作。很多外出农民工因为难找工作，不得不再次返乡。
不过，仅从农民工家庭来看，农民工有乡可返，返回家乡有自己的住房，还有土地来支撑生活。也就是说，城市有就业获利机会，农民工就可以外出就业获利，若缺少城市就业获利机会，农民工就返回家乡。农民工返回家乡，虽然收入减少了，但他们也不用支付高额城市生活费用，而且在很多农村人看来农村生活远比城市轻松休闲。
目前看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会比较大，世界性经济萧条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萧条必然造成大规模失业，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动荡和冲突。因为有农村这个稳定器，进城农民工可以随时返回农村，中国就具备应对世界经济萧条的强大能力。相对来讲，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巴西、伊朗等发展中国家，都缺少应对大规模失业的能力，这些国家往往是“一人失业即全家挨饿”。而用中国农民的说法来看，农民工失业返回农村无非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也是因此，无论是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巴西、伊朗等发展中国家，在断然按下经济社会暂停键和恢复经济就业时，都不得不反复权衡，可选的决策空间相当狭窄。而这种犹豫还进一步加剧了疫情传播。
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曾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当时无论学界还是政策部门都很担心农民工失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上，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夏柱智、贺雪峰，2017)，农民工家庭中年老父母仍然留村务农，家乡有宅基地、有住房。因此，农民工失业返乡以后，他们可以与父母一起生活，吃住都不是问题，失业失去了工资收入，也减少了城市消费，所以农民工返乡就变成了休整，对他们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会得到有效缓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一个可以为进城农民工提供退路的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为国家应对经济周期和各种危急状况提供了回旋余地。有了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可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就可以应对各种挑战，就可以顺利度过各种危险情况。
进一步讲，中国也许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有应对危机能力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讲，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危”何偿又不是“机”呢!
四、总结与讨论
新冠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国家、地区都要在新冠疫情面前经受考验。中国在面对不明性质肺炎疫情情况下，能在最短时间控制住疫情，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国情。
防控新冠疫情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级别的全国动员，而正是全国动员能力决定了战争成败。中国现代化之路会遇到很多暗礁险滩。而在面对重大战争中，我们不能失败，因为一次失败就可能葬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保持正面应对危机的强大防范能力。新冠疫情检验了中国国家动员能力，也让我们对中国基层治理能力和农村稳定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从反思的角度，我们可以就基层治理和中国农村稳定器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从基层治理方面来讲，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主要功能已由之前主要协助国家汲取社会资源变成国家向基层输入资源的转换。尤其是农村基层治理，取消农业税之前的主要工作是完成“收粮派款、刮宫引产”的国家任务。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不再向农村汲取资源，反而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之前基层干部的主要角色是国家“代理人”，现在变成了农民的“服务员”，利用国家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为农民提供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大幅度改善。城乡基层都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城乡基层干部主要工作变成了为群众提供服务。
这本来没有错。但问题是，当基层治理主要工作变成花国家的钱为群众服务时，群众就变成了单纯的服务对象，群众中对利益敏感的边缘群体率先响应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下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由此造成了国家资源下乡越多基层治理服务能力越强，基层群众就越是依赖国家越是缺乏主体性和内在动员能力的问题。在这次抗疫战中，基层干部工作比较得力，群众参与不主动，基层组织能力稍有欠缺。典型表现是武汉抗疫期间的“武汉嫂子汉骂”事件(温潇潇、孟津津，2020)。
基层治理必须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必须与自下而上组织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没有农民群众的内在积极性，农民群众不组织起来自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这样的基层治理就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中国基层治理应当加强对群众的动员，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基层干部不仅要当好“服务员”，更加做群众治理的“组织者”。
从农村稳定器的方面讲，中国之所以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很重要的是有农村这个稳定器，农村不仅可以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退路，而且可以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低成本方案(贺雪峰，2019)。
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是基本保障，是底线、是退路。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场化的。
最近有观点认为，农村改革滞后了，只有农村快速发展起来，城乡两条腿走路，中国现代化才会更快实现。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第一，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已经足够快;第二，中国大多的发展机会在城市，城市是中国发展极，世界上所有国家如此;第三，农村是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应对底线而非为了发展。当前中国城乡体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放开所有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限制，同时禁止城市资本下乡，这是一种保护型的城乡二元体制，这种体制看起来牺牲了效率(因为不允许资本下乡，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却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他们失去最后保障。正是中国广大农民有了最后保障，农村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中国现代化才有应对任何危机的能力。所以，激进的城市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能快速战胜新冠疫情，中国也定能战胜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原文刊发于《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