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前言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为什么明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作幌子？欺骗人民？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走资派确认社会主义真的是失败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现在该由我们领导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不敢这样做？另外，由毛主席创立和领导的共产党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将共产党解散，另建一个新的政党，好几个东欧国家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作法是利用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把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借着这个党来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

40年之后，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已经认清了今天的共产党的真相，他们看清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再依靠人民，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他们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处境，原来在社会上被尊敬的工人阶级，如今成为弱势群体，工人亲身体验到当他们的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时，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劳动者的尊严。农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后，无法抵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他们的欺压。几亿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丢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亲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钱来养活家人。这些离家到外谋生的新工人，和被解雇的前国有工厂的老工人承受着各种艰难，工资低、没有福利、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新工人更承受了没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证，因此子女不能上学，他们被强迫承受与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离痛苦。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以前已经被铲除了的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事件，每天每时都不断地重复着。钱财不断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权力、有资本的方向流，让极少数人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些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国外，在美、欧、加拿大等国的大城市，他们大量买房置产、开豪华车、戴高价的珠宝，成为当地极为引人瞩目的富有华人。这些富豪子女带走的财富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辛苦工作，却满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积累（每年在数字庞大的GDP里，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只从30%多一点增加到39%）。在这样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当政者却不断地提倡所谓和谐社会，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

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还有不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过着相当好的日子，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余钱可以去各处旅游，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中多数是已经工作了多年，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已经退休的知识份子。年轻人为了能够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困难，他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劳动者他们的生活的确好多了，但是他们长期不顾自己健康的过份劳动能够持久吗？几乎耗尽了生命换来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值得吗？

许多曾经在社会主义生活过的人对过去是怀念的，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会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严、有希望。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是清廉的，没有人可以靠政治权力而致富。这些人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中间包括忠诚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基于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他们自己到目前没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能够过着小资产阶级相当富裕的生活，因此对当今的共产党虽然不满，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们认为共产党过去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经过整党，共产党把错误纠正过来，仍然可以回到正确的路上去。40年过去了，在这40年里，共产党每一个新的领导出来，这些人都会对这位新领导寄予无限的期望，他们会细心地观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听他的讲话，一厢情愿地去解读新领导每句话的意思，他们是真心的不想要放弃对共产党的希望，这也难怪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尽了极端的苦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严。尽管他们对现今社会怀着各种不满，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当今的共产党。因此总的说来，资产阶级一切欺骗的伎俩，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人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个骗局我们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果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会有助于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继续斗争的事实。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所要执行的各种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坚持抵制，堵住了他们的路，这些政策今天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可以敞开地、无遮掩地实行。只要把他们所有要执行的都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口袋里就行了，他们这样没有任何真实性的谎言还能维持多久？

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增强劳动人民（工人与农民）的力量来和资本作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一切具体政策都是根据这个目的来制定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则是用一切力量来打击劳动人民，以便增强资本的力量来建立和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劳动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路线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紧密的联盟，并且尽所有力量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资本主义路线则是尽一切力量打击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团结，并且竭力破坏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盟。

上面说过了，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都是成功的，但是资产阶级夺去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这篇文章将分析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并且尝试分析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实践期间，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资本主义路线？以致这股力量可以强大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与资产阶级相比较，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以致失去了政权？在被夺取政权40年之后，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我在这里作一些初步的尝试，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将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因此可以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是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写出来供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做参考，更重要的是要请他们纠正错误，并且补充内容，以便能够正确地和完整地对待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解放后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一篇文章将用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来说明在1949年到1976年中，两条路线的根本差别，并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二十年，直到走资派夺取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仍然继续到今天，并且因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两条路线斗争也就随着资本主义改革越来越明朗化。两条路线斗争从解放开始，持续到今天，更会持续到未来。这篇文章将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解放后在各个领域里，主要是集中在生产领域里，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向前迈进，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各种建设，阻挡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对中国的各种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设。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赞成学院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分析。我当然也不赞成资产阶级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我从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这种说法，只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结论，无论从生产力在20年内快速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在这20年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旧社会，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和在新社会生活的人。虽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得承认，在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顾历史的发展，教条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即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他们也肯定它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我反对他们看不到历史现实的固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不足对发展社会主义所产生的限制和挑战。

生产力发展不足使得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国在工业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农业上只能成立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属公有制）。如果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生产已经非常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个国家就可以把大型农场接收过来，或者赎买过来，把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这样做。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只能有两种（或者多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在中国两种所有制并存，造成了许多限制和挑战。直到七十年代初，这些困难和挑战在毛主席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却越来越严重。这个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走资派制造了夺权的好机会。这一点在这里先作简短的说明，之后，在文章中，将作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后，全国各地农业的发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个地区，譬如说在长江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还有较富有的省和较贫穷的省；即使在江苏省内，也有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和发展程度较低的苏北，而中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的差别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曾经有过以生产大队（一个村的大小）作为核算单位的尝试，但是即使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有问题。因为在一个村规模大小的大队，有几十家农户，这几十家农户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劳动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们都归在一个生产单位（核算单位），就会把他们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压低，这就是当时反对“一平二调”的批评。“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调”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资源给调走了。因此，最后只好改为以十几家大小的生产（小）队作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

走资派对集体所有制的批评是，农民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下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他们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和农民向国家订包产到户的合同。他们认为用这些所谓“多产多得”的伎俩可以鼓励农民多生产。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一个较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产多，除了社员的收入多，每年的公积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积累多，这个公社肯定比一个较贫穷的公社要发展得快。因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员生活所需之后，所剩下的能够放入公积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富社更富，穷社与富社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两极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严重。因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农业要高，回收也比农业要快。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件大好事，但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的两极分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农业发展最高的地区，在人民公社进行工业化时，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公社有很多资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这些公社社员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贫穷公社，无论在生产建设上，还是在社员生活上，都与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远，根据一些资料说明富社与贫社之间的收入的差别，可能达到十比一之大。

对这种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形，国家能够做的有限，因为是集体所有制，所以国家不能调动集体所有的资源，把富社的资源分配给穷社。国家规定，工业发展较快的公社应把工业所得利润的40%用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许多有工业的公社对这样的规定并不满意，因此，造成了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的基础。在劳动人民中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结成紧密联盟时，就给了走资派非常有利的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机会。

另外，在生产力不足时，农村两极分化不能很好地体现集体所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因为贫穷的大队和公社的生产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税和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队员的口粮外，剩余不多。按照工分来作分配时，每个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虽然有的社员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换成收入却是非常有限。这就无法实现集体所有的按劳报酬的原则，对贫穷社队的农民会有发挥劳动的积极性问题。

这篇文章将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分作三部份，在每一部份中再分成几个小节来作陈述，每一部份的最后有一个总结，全文最后有一个根据三部份作出的总的结论。另外，这文章有三篇附附录，每一篇都对重要议题的进一步讨论，希望读者能够阅读。我将这些讨论放在附录里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不想把主文的论述过于分散。

[1]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50 Years, Monthly Review, May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