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 世界革命的起跑线

中国的阶级斗争 —— 2020年以前

          如果说，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表现为大约五十年一次的长周期，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则表现为大约二十年一次的周期。

          1949年以后，经过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功，新的官僚特权阶级也产生并且巩固下来，由此带来的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迫使毛主席为首的党内革命派孤注一掷，希望用放手发动群众的办法来继续革命、制止资本主义复辟。从1949年至1966年，经过了17年。

          由于官僚特权阶级的绝大部分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还由于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对文革不理解以及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各种局限性，文革在开始发动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实际上就已经失败。从1969年开始，毛主席设法组织革命派有秩序的退却，最终没有成功。华国锋叛徒集团在失去了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以后，也很快被邓小平、陈云联合的修正主义集团夺权，这就在政治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了条件。

          1989年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由小资产阶级右派领导、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参加但是部分工人阶级被裹挟其中的运动。其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企图以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条件换取官僚资产阶级恩赐一部分政治自由。这一幻想，被官僚资产阶级无情地撕碎了。 从1966年至1989年，经过了23年。

          在经过了短暂的犹豫以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城市工人阶级被打垮。到2000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造业出口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繁荣和正常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有企业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逐渐与一部分“老左派”、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了群众性的以“马列毛主义”为号召的左派运动。2009年，通钢工人取得了反私有化斗争的重大局部胜利。

          由于感受到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满，又被2008-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震惊，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在资本主义发展策略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并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分裂。以薄熙来为首的一部分主张部分地放弃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停止私有化，对劳动群众做出有限让步。2012年，薄熙来一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中国资产阶级巩固了推行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共识。从1989年至2012年，经过了23年。

          按照以往的政治周期的规律，中国即将进入当前政治周期的下半段，在本次周期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将在2030年前后集中爆发。

中国的阶级斗争 —— 2020年以后

          自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一方面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依靠从核心国家引进大量先进技术，两者之间的落差保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政治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几次反复以后，确立并巩固了对新自由主义反动路线的共识，那就是，一方面逐步但是全面地推行私有化，另一方面坚持所谓“对外开放”，也就是在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的同时与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资本共同占有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

          除了资产阶级以外，小资产阶级上层是中国现行社会秩序的另外一个主要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中下层中的相当一部分则仍然幻想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后代能够最终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过上与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类似的生活。

          此外，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大批劳动群众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提高了物质消费水平。这在客观上也造成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仍然默默接受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

          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而形成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共识目前正在瓦解中。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和中国的出口趋于停滞，中国的工业就业人口不再增加，越来越多的新增城市人口被驱赶到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的服务业部门以及各种缺乏保障、劳动条件恶劣的非正式部门。这些新增“农民工”的后代，在城市中出生并且长大，却无法得到与传统城市人口相当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权利，从而正在形成一支庞大的半无产阶级或次无产阶级。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爆发严重危机，这支庞大的半无产阶级或次无产阶级队伍就可能成为大规模骚乱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军，实行高校扩招，这就大大扩大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具有小资产阶级渴望的高技能劳动力的队伍。这种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造成其中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的贬值和无产阶级化，也堵塞了大批工农子弟企图靠高等教育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的通道，还迫使许多正在就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忍受“996”那样的血汗工厂式的剥削。随着中国小资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以及其中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人数的增加，其中一部分，有可能为了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和改善劳动条件而组织起来，并产生在政治上激进化的倾向。

          近年来，为了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国资产阶级加紧了对工人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并且将私有化的反动政策从残余的国有企业扩大到医疗教育等事业单位。这就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与一般劳动群众争取教育和医疗权利的斗争相结合准备了条件。

          未来十年，上述三个方面的群众斗争有可能逐渐汇聚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洪流。

中国的阶级斗争 —— 由大乱而大治？

          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后者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要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又无法从世界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来建立并维持国内的阶级妥协。

          在经济上，这种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依靠越来越多的投资来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据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测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1.8个百分点；到了九十年代，资本劳动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1个百分点；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资本劳动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劳动生产率只能提高0.9个百分点；在2009-2019年的十年间，资本劳动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劳动生产率只能提高0.6个百分点。

          由于维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当中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到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以后，就可能引起大规模资本外逃或者投资崩溃。

          为了维持出口制造业，中国还必须从世界市场上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中国对于石油的进口依赖度已经达到大约80%。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来保障主要能源生产地区的政治稳定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此外，随着美国页岩油泡沫的破裂，世界石油产量可能在未来几年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能源供应带来致命的威胁。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依赖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减少。到2030年时，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将比现在减少大约一半，城镇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比例可能超过四成。劳动力队伍的减少和老龄化将带来青壮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将意味着，不仅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上必然会要求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且到2030年以后，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在生理上也将无法再承受血汗工厂的剥削模式。

          上述发展说明，在2030年或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很可能陷入积累危机。为了挽救积累危机，中国资产阶级可能企图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将血汗工厂式剥削的范围扩大到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加紧推行企事业单位私有化，当这些倒行逆施与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要求改善自身生活和扩大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改革开放”共识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可能全面破裂。

          有一种可能，随着中国阶级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上层可能发生新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主张部分地放弃新自由主义路线，对劳动群众做出一定让步，扩大国家资本主义调节的范围，对外则重新调整与世界资本主义分工的关系。如果发生这种变化，则中国有可能在经历一个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后，在经过无产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后，以代价相对较小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将顽固地坚持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如果是那样，则中国的阶级矛盾将无可避免地向着玉石俱焚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要经历一个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

          无论美国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怎样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新的五十年周期开始了，世界已经来到了社会革命的起跑线。五十年以后，或许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复存在。但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阶级斗争将要决定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人类将迎来一个新世界还是文明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