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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的?

2020-7-13 22: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052| 评论: 0|原作者: 双石 铁流|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共产党人是一个能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革命团队,他们最后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成长和成熟起来,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学会了“实事求是”,学会了“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达成了全党共识。 ...

  毛泽东坦然面对“组织处理”,没有任何要与“临时中央”搞“组织对抗”的意图!

  次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这时博古已到中央苏区)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1936年9月中旬,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宗派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转引自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40~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后方中央局成员手执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问是非,不讲对错,似乎是铁了心要把毛泽东逐出军中,这个目的的确达到了——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是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的最重要原因。

  从此,“王明路线”在苏区全面贯彻的障碍被扫除,开始全面占据统治地位。

  宁都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等按照此前与毛泽东取得一致的方法和战略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套路还是毛泽东的套路,但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们也不再跟以前一样大吵大闹了。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成员的认知则不同,他们认为恰恰是因为剥夺了毛泽东在军中的指挥权,才取得了这样的胜利。这就使后来到了苏区的博古、洛甫等认为有了本钱,于是固执地按“六届四中全会进攻路线”的方略来反第五次“围剿”,从而导致了严重损失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的恶劣后果。

  思考

  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几个毫无实际斗争实践和体验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竟然能统治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这实在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检点的。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年轻幼稚和不成熟: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这些来自遥远天际的图腾盲目崇信和拜膜,过度迷信自身脱离了革命实践的书本理论知识,对近在眼前的实际情况的无视或忽视,对党和红军通过血的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极度不自信,对在实际斗争中煅炼出来的“群众领袖”极度不信任、不认同、不支持,反而极尽百般冷落甚至于打击之能事。始作俑者当然得担当其责,但盲目而非完全违心的附和者们,也应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可汲取,具体的策略,终归不能替代最终的路线之争。

  至于毛泽东本人,当然也有教训需要汲取:如何才能让自己正确的意见更易于为自己同志包括反对自己的同志们所接受?应该说,这段时期的毛泽东已经做得足够地好了,但这个“足够”是不能以后来者的认知为考量前提的,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才是一个高难度的“正在进行时”课题。毛泽东后来也越来越能面对这样高难度课题,越来越能团结同志,越来越能把自已正确的意见传递给自己的同志们并使之更能达成共识,这说明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他本人也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成熟,探索到正确的革命之路,从而最终趋向伟大!

  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到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们不同于坐在上海书斋里构思空想计划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党的组织和纪律责成的路线推行人;以他们当时还不成熟的认识水平,既不能在理论上有力反驳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又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残酷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从而处在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两难境地。

  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作出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其实与宁都会议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之一是非常近似的: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问题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但环境条件却已然大不相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走上前台参与军事指挥已是众望所归;而周恩来对毛泽东更是衷心拥戴,把毛泽东当成了事实上的“下最后决心者”,由衷地与毛泽东相互易位,使毛泽东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全军统帅。

  在兴国会议和宁都会议上不能容忍毛泽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任弼时,后来在湘赣苏区自己独当一面成为最高领导者之后,实际上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许多认知,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感性认识和初步觉醒。在湘赣苏区特别是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驱的西征中,他也一再地根据实际情况,违背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和指令,自主地决定红六军团的行动,从而胜利地完成与红三军会师的任务。后来在长征中,他与红二、六军团首长们一起,又多次独立自主地作出行动选择,最后胜利地完成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在延安整风批判王明路线时,任弼时也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出了彻底的清算,思想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在纠正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潮时,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比如对晋绥土改问题的纠偏意见等等。而后来用于纠偏的法宝之一,恰恰就是他当年在赣南会议上当靶子批评过的《反对本本主义》。

  从历史文献资料上看,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对临时中央的路线和各种指示,哪些是真心地赞同,哪些又是在一定程度上策略性表示赞同,很难明确加以区分;对待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完全不同的主张,周恩来、任弼时也呈现出同样的复杂态度,仍旧很难明确区分,他们在哪些方面是真地与毛泽东的主张有分歧,哪些方面又是根据具体实践,面对着临时中央的高压,而策略性地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任弼时这种复杂的难以明确区分的思想态度,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直至延安整风全党统一认识之前,都一再地表现出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找到一条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过程中,经历多少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曲折和艰辛。

  中国共产党人的的一代领袖们,也都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成熟最终趋向伟大!

  这一切都证明了,只要是胸怀坦荡的布尔什维克,最终都能殊途同归,走到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党人是一个能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革命团队,他们最后在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不断地成长和成熟起来,终于学会了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学会了“实事求是”,学会了“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达成了全党共识。

  于是这群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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