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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〇年代基层社运至今的左翼求索 —— 林正慧访谈

2020-7-18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638| 评论: 0|原作者: 林丽云|来自: 激流网2020

摘要: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 台湾著名左翼活动人士、《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到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这个“课题”。

  03

  学生农村巡回工作队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一谈学生农村巡回工作队的活动目的与运作方式?

  林正慧:五二〇事件之后很多农村一片慌乱肃杀、农民人心惶惶。农盟总部感到有必要透过一些活动来重建农民的信心和团结。当时,学运社团也有大量新进成员,需要进行组训教育。基于农运和学运两方发展的需要,工作室就筹办了农村工作队。

  农村工作队的实际活动有两部分。首先,工作队的所有学生先在丰原的兴农山庄参加四天的讲习营。讲习营之后,六十位学生分成三个梯次,到不同县市下乡活动,活动前后共为期二十天。讲习营的内容主要是台湾政治经济情势、农业政策的演变、当前农业困境、台湾农运发展,以及学生下乡所需的技能(调查访问、短讲、行动剧演出等)。

  农村工作队的讲习营和巡回下乡行动的筹备过程其实还蛮严谨的。第一阶段,工作室先与学生社团与各地农权会接触。以便了解双方的程度和需要,根据初步接触结果,我们拟定了“生活营初步计划草纲”。第二阶段,工作室召集农权会和学生干部就草纲内容进行讨论,工作室再根据反馈意见拟定具体工作计划。第三阶段,工作室协助学生社团在校内举办工作队说明会。同时也去各地农权会拜访干部,了解当地需要学生协助的具体工作(比如做调查访问或制作文宣或声援抗议活动),同时也与干部确认工作队的食宿交通等庶务安排。

  林丽云:插一个小问题: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我们看到农村生活营的讲师名单里有陈忠信,他当时在社运工作室有位置吗?你们有讨论过杨宪宏与陈忠信的政治位置吗?

  林正慧:虽然我们批判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的大众主义,但是我们并不排斥任何党派,只要对方愿意站在工农的立场上,基本上都可以合作。陈忠信当时算是民进党的理论大师,不过他与小蔡关系不错,对于台湾农业政策有所研究关注,所以就邀请他来担任讲师。当时农盟主席林丰喜是民进党积极党工,各地农权会有不少积极干部也都是民进党员。在农盟里面,我们有意识想要防止个别党派来主导组织运作和运动发展,以免团体沦为个别派系的附庸,但并不排斥任何党派的人士来参与和支援。

  陈莹恩:可以谈一谈工作队的大致内容和进行方式吗?

  林正慧:学生农村巡回工作的内容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去农民家里或农作现场做访问调查。第二是宣传工作,主要是以晚会形式展开,内容有幻灯片讲解、行动剧表演和台湾民谣说唱。很多台湾民谣反映了台湾农村的问题,比如〈孤女的愿望〉描绘农村凋敝后女孩进厂打工的情景。歌谣部分是秀贤的专长,他很会讲故事,歌也唱得很好。行动剧的内容,大概是美国山姆叔叔敲开台湾的大门,要我们买他的水果之类的剧情。幻灯片的内容主要是台湾农业发展历史和农业政策的总体检。这组幻灯片是秀贤整理的,具有普遍性,在各地都适用。另外,我们也会在短讲中加入当地的议题,比如台南六甲的火鸡农面临美国进口肉品的打击,还有楠西龙眼农面临大陆走私桂圆的低价竞争等等。

  另外,工作队也会声援当地的抗争行动,好比当地农民要去县政府或农会或水利会陈情抗议,我们会帮忙写陈情书、抗议传单,或是上台演讲。当年大学生具有某些社会认可的“纯洁正义”形象,可以为受苦的农民陈情发声。

  费用方面,学生下乡唯一要支付的是到地方去的交通费。到了农村后,吃住都是由农权会安排农民家庭接待。农民都很热情,有的为了把儿女房间空出来给学生住,自己全家挤在一个房间。有些城市学生第一次到乡下,会有生活适应问题,或是队员间发生了感情纠纷,影响工作,甚至闹别扭罢吃,搞得接待家庭很尴尬。

  学生下乡除了生活上的问题,还会有政治态度的问题。比如有些学生是带着某种“救赎”的心态下乡,遇到比较退缩的农民,就会怪农民“不长进”,不值得协助;也有学生认为自己要严守“客观中立”立场,当大家讨论抗议行动时就会反对抵制。每天晚上各小组都会召开检讨会,针对生活上和政治上的种种问题和疑虑提出来检讨。

  林丽云:我们继续谈农村工作队,请问农村工作队一共办了几次?

  林正慧:工作室在1988年夏天办了一次农村巡回工作队,很多参与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学运社团的主要干部。之后工作室陆续举办五次以环保为主题的清流工作队”。这些干部就带社团的学弟妹来参加。当时我们都认为工作队可以有助于社团新血的启蒙和干部的养成。

  04

  台南县渔权会与清流工作队

  林正慧:农盟开始沉寂之后,工作室的群众运动的重心逐渐转往反公害运动。1989年初,台南县北门地区的渔民开始集结抗议附近的大型养猪场。这些养猪场规模非常惊人,最大的甚至一场就有十万头猪,当时猪场的粪便污染是全台河川污染物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粪便和死尸直接排入溪流污染水体,造成养殖海产的大量死亡。为了抗议猪场的污染,北门地区的渔民在1988年成立“台南渔业权益促进会”。1989年2月,渔权会改名为“渔民权益促进会”(台南渔权会)并举行成立大会。

  1989年2月,四个学校的学运社团(成大、辅大、中央、清华,共三十多位学生)组织工作队到将军溪进行访调,这就是第一次的“清流工作队”。当年春假,又在台湾的四个河流河域进行勘查,分别是基隆河、高屏溪、将军溪、后劲溪等四个流域。

  1989年夏天,又举办了第三次清流工作队,调查的是北港溪与后劲溪流域。1990年2月的学生清流工作队规模最大,共有125位学生,前期有三天的集训,之后再分成六个队伍进行溪河流域的调查。

  清流行动的调查是以河流污染源为主。各河流污染源不同,有的是工业污染,有的是大型畜牧业的污染。当时各地有单点单议题的反公害抗争,我们的战略是想透过流域的连结,把单点连结成一个面,除了组织的扩大连结,也是为了突显出各地不同的污染源其实有共同的结构性因素。简单说,就是台湾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下的发展问题。我们试图把环保运动从“不要在我家后院”的保卫家园提高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检讨。

  以养猪业来说,就很明显反应出这个产业发展的问题,早期台湾农户家里养个几头猪,粪便不会是头痛的污染问题,反而是可利用的粪肥。可是当养猪变成工厂化规模,粪便就变成有待处理的污染源。工业化养猪其实跟台湾的加工出口工业很相近,都是来料加工,产品外销,然后把污染留在台湾。

  林丽云:这些学生组织工作队调查河流流域的污染,有没有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因为《人间》的记者也做过几次专辑,是沿着台湾的河流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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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渔权会理事长陈志贤拜访社运工作室,右起蔡建仁、陈志贤、陈秀贤、林正慧、黄志翔。(林正慧提供)

  林正慧:应该有。我们这一代学运青年很多人都是看《人间》长大的,我想不少人会参与反公害运动,多少都是受《人间》影响。尤其是二仁溪废五金和后劲五轻污染那两个专辑的影像真是太吓人了。我印象中当时学生提到环保问题时,联想到的主要是反公害运动,尤其是关注居民和工农阶级的生计和健康受到的损害。这应该跟当时各地蜂拥的反公害运动和《人间》杂志的深度报导有关系。

  05

  《实践笔记》

  陈莹恩:《实践笔记》是1989年11月创刊,我读到邓丕云的《八〇年代学生运动史》中提到清流工作队是《实践笔记》与民学联共同组织,意思是高雄社运工作室在1989年《实践笔记》开始之后,是以这个名字与民学联发展组织关系和行动吗?

  林正慧:《实践笔记》的编辑部设在工作室,刊物内容由民学联和工作室共同讨论企画,执行编辑则由工作室负责。当时主要是希望藉由杂志的定期发行让学运和社运有更紧密的连结。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谈《实践笔记》的筹备脉络、参与人员与资金来源?

  林正慧:《实践笔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运工作室进行筹措。运作上是由工作室和民学联干部一起开会讨论当期主题和内容,再分工写稿邀稿。民学联干部会轮流写稿供稿,小蔡、志翔和信行则是固定写手,他们用了很多笔名来写作,他们文章的内容多半是经由集体讨论后再分头去执笔。所以虽然是个人挂名,但代表的是集体的共同意见。我主要负责邀稿、催稿、送打、校对、编排等编务以及跑印刷厂等印务。

  我们当初是希望刊物可以成为学运社团和群众运动的理论学习和行动讯息的交流平台,类似《南方》初期在学运中发挥的作用一样。我们在高雄完成印制,除了直接寄发给海内外订户,也会把刊物寄到民学联在北中南的据点,由他们分送到各个社团。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学运。广场指挥和决策系统的人马除了台大和中兴之外,其他大部分民学联干部几乎都是参与在杂志工作的学生干部。这些学运干部在历次工作队和《实践笔记》的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所以,在三月学运很快就集结组织起来形成维持运作的骨干群体。不过三月学运以及随后的反对军人组阁的集会游行耗尽大家的心力,勉强出了最后一期之后就停摆了。《实践笔记》总共出了四期,从试刊号到第三期,前后运作了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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