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社运工作室的农运和反公害运动的实践 林丽云：1989年的工作室办了《实践笔记》，也协助渔权会的组织工作和举办清流工作队。那么，1989至1990年的社运工作室与农权会、农盟的关系是怎么样? 林正慧：在1988年五二〇事件之后，农盟没有再发动大型活动，可是各地的农民抗争还是持续发生，大多是地方性议题，比如当年八月的蕉农抗议行动。各地农权会若有需要，比如他们要去农委会抗议，我们就协助联系农委会、规画抗议活动和到地方去宣传动员。因为农盟的秘书处和宣传部设在工作室，所以各地农权会需要农盟协助就会来工作室找人。 林丽云：听起来，农盟的农运工作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由农盟与高雄社运工作室发动的全岛性行动，一个是地方议题，由农权会干部主导，社运工作室支援。请问农盟什么时候正式成立? 林正慧：农盟是在1988年6月28日成立，选择这天是为了纪念“农民组合”在1926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集合。工作室不是一个时期只办一件事，很多工作都是同时在进行的。我们不时会接到一些地方居民来请求协助，不过不少都是短时期的个案。那两年间，比较常态性的长期工作主要是渔权会的组织发展和清流行动。学生清流工作队只是清流行动的一部分，当时我们串联后劲溪上下游八个社区，组成“后劲溪清流行动委员会”，试图把单社区单议题的抗争扩大。当时高雄地区的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援中港外海的台电煤灰、桥头乡农地的重金属污染、后劲与中华社区的中油污染、大社工业区化工厂的毒害，以及台塑非法弃置汞污泥和氟氯碳厂建厂争议等等。[1]透过“清流行动”的网络，这些个别社区互相声援，才了解原来他们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不幸，而是有整体的结构性因素。 林丽云：可以说，1989至1990年高雄社运工作室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内容，《实践笔记》与台南渔权会是长期进行的工作，善化居民的抗争则是个别议题上的协力。 林正慧：可以这么说。那两年工作室是台南县渔权会的秘书处。从日常运作到抗争行动都是工作室负责的工作。台南善化居民的反奇美抗争则属于“个案协助”性质。当时奇美化工想要去善化的茄拔社区设厂，那里是曾文溪的水资源保护区。设厂计划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奇美在仁德厂的污染危害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居民起来抗议。 在台南渔权会的集会上，反奇美设厂的善化居民主动来找我们协助。善化居民的抗争后来成功了，奇美撤回当地设厂计划。自救会里一位活跃里长出来参选议员，工作室和自救会都投入助选，这位里长顺利高票当选。之后，地方有什么问题就透过这位民代反应，自救会也就渐渐不再运作。不过，反奇美设厂运动当中产生了几位积极干部，持续会去参与南部的环保运动。那时候我们会尽量让各个团体互相认识，也会带他们去支援彼此的抗争。一来是扩大各团体干部的视野，不要侷限在各自的议题。二来也是试图要把大家串联起来，以便形成更大的结盟。 07 社运工作室组织运作：政治议程、资金、成员分工概况 林丽云：我们现在回来讨论工作室的组织运作，请问工作室内部有没有共同的政治议程?资金来源与成员分工大致情况? 林正慧：工作室想要展开一个独立于统独之外的社运基地。在政治上的共同想法简单讲就是透过群众运动，从实践中探索真正根植在台湾社会脉络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工作室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募款。经费主要是用在营队和活动支出。人事开销很低，基本上只有我固定领薪水，一个月八千元，其他人都不支薪。空间部分，我们有一间办公室、一间会议室，还有男女住房。之前秀贤曾经协助当地居民处理与市政府之间的土地争议，地主之一的吴先生热心提供停工的铁皮工厂[2]给我们无偿使用。为了省钱，办公室没有空调，夏天铁皮屋内经常高温达四十度，男士们光着牓子吹着工业大电扇还是大汗淋漓，我则是一天到晚头痛欲裂。还好当年大家都还年轻耐操。 工作室对外的人脉主要是靠秀贤和小蔡在维系。秀贤人面很广，做人又豪迈，所以，地方上许多热心人士会来工作室找他，或是谈时事，或是来报案请他协助。小蔡的关系主要是工会干部和美国时期的老朋友。小蔡会向这些定居在海外的朋友募款，也会在他们回台湾的时候邀请他们来工作室走动，让他们了解工作室的工作状况，聊聊当前的政经局势和运动发展。此外，小蔡早期跟美国归台的进步学者也维持还不错的关系，会请他们来支援工作，象是农村工作队的讲习营，小蔡就安排王菲林、王振寰和傅大为几位老师来讲课。 小蔡和秀贤都是演讲高手。秀贤尤其善于抗议现场的控场，可以让群众士气高昂，但又不致于过激引来警方镇压，他很注意保护群众的安全。志翔主要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从农盟到渔权会的陈情书、抗议文宣和各种组训手册的编写几乎都是出自他手。 我的工作类似行政秘书，负责办公室的大小行政庶务，包括煮饭烧菜。我们为了节省开支，中午会一起开伙，我负责去买菜和料理。高医的学生也经常过来一起吃饭。另外，就是负责《实践笔记》和各种文宣品的编辑工作。信行那时候还在成大念书，但老是逃课往工作室跑。他很会写文章和画漫画，经常帮忙写文宣、做传单。工作室与民学联的联系工作主要也是他在跑。一些抗议演讲场合，他也常上台去演讲，锻鍊出国台语双声道演讲的能力。 林丽云：你能谈谈对于黄志翔的认识吗? 林正慧：志翔是个思想早熟的进步文艺青年。在《南方》杂志担任主编时参与“贱卖果农”活动，认识了秀贤，不久为了全力投入运动，便辞去台北工作，下高雄与秀贤和小蔡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他个性沉稳、思路清晰、文笔很好，工作室的对外文宣几乎都是出自他的手。他是个多做少说的人，不会说大话，实干肯干。他是个随时准备好为理想付出的人。工作室结束运作后，他回到台北做电视编剧。隔年秀贤决定在台南参选国大，他二话不说，就离开台北到台南去助选。选举失利继续回到台北工作。九二一地震后，秀贤和小蔡想要进行灾民组织，他二话不说又下到台中去，还把他与几位民学联干部共组的编剧班子一起带下去灾区工作。 陈莹恩：那么信行在工作室的参与程度应该也蛮深的，也是《实践笔记》的写手，不知道他在组织内部与志翔、秀贤、小蔡的关系状况怎么样? 林正慧：信行基本上和我跟志翔相似，日常工作主要是与秀贤共事。信行常说从秀贤身上学到很多做研究调查的方法。一般人觉得秀贤是个浪荡侠客，但其实他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者，他会去翻阅很多相关资料做细致的经验研究，以支持群众运动的需要，对我们的学习态度很有启发。小蔡则比较多是思想理论上的启蒙指导。《环球日报》还在发行的时候，小蔡找我们去当主笔，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学习经验。我们一早若没急事，进了办公室就先看报纸讨论时事交换看法，小蔡经常都有非常犀利的剖析和深刻的见解。不过我没有写作本事，写了几次就放弃了。志翔和信行则是很认真地写，因为他们需要稿费收入来买香菸。若就关系来说，可以说秀贤像个将军，带着我们东奔西跑到处征战，小蔡则象是我们的军师，善于给我们分析形势和提供战略。 林丽云：工作室什么时候解散? 林正慧：并没有具体的解散日期。三月学运之后不久是五月的反军人干政，学生和民进党和社运团体出来反对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三个月内的两次大动员，其实学生已经有些疲惫了，工作室的工作也逐渐减少。农盟基本上已经没有实质运作，《实践笔记》停刊了，各方来报案需要协助的抗争也越来越少。到了九月郝柏村整肃“社运流氓”之后，整个社运更显沉寂。当时台湾经济持续恶化，政府不去检讨出口加工的发展模式，只想抓个代罪羔羊，就怪说社运高涨和治安不良搞得台湾的投资环境大坏，因此需要整肃“社运流氓”来改善投资环境。其实郝柏村并不是全面提告，但是形成的社会氛围不利于运动的发展，或许台湾的中产阶级也觉得社会需要恢复秩序，他们对运动的支持热度也在降低。 我在工作室待到九〇年秋冬之交。那时小蔡在英国，志翔回到台北工作，信行去当兵，秀贤大部分时间待在台南协助渔权会，高雄工作室实际上处于熄灯状态。我一个人也不知还能做什么，某天去台南跟秀贤打声招呼也就离开了。隔年秀贤在台南投入国大选举，志翔从台北下去台南帮忙，从英国回来的小蔡也投入助选。当时我在台中打两份工，白天在我哥公司帮忙，晚上到我妈餐厅跑堂，存钱准备出国念书，所以并没有归队，只有去帮忙助选团队做了一场行政工作的讲习。 四、在美国结识左翼朋友和重新认识中国 林丽云：1990年你离开工作室之后就准备去美国念书吗? 林正慧：是的，离开工作室之后的那两年我打工存钱准备出国念书。我是1992年夏天出国，到美国密西根。出国前我们去跟小蔡辞行，他交代我们一定要去底特律找一位叫金宝瑜的大姐。宝瑜那时在底特律市的Marygrove College经济系教书。透过宝瑜的关系，我们又认识了韩丁[3]。宝瑜和韩丁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才开始对中国问题有多一些了解。在认识他们以前，我们只是从资料中去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段历史和过程，其实是模模糊糊认识不清的。 当时美加墨三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三个地区的进步人士串联起来反对美加资本对墨西哥劳工和环境的压榨。因为地利之便，我们认识底特律地区的一些工运人士，也开始关注参与反全球化运动。我们认识了几个毛派，他们年纪很大，惨淡经营一家书局，开开读书会，也就没有太多余力参与实际抗争。另外，有几个托派很积极吸收我们，几次到我家吃饭辩论，我们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抗议行动。 那时我们也常和宝瑜一起开车到纽约参与当地的左派聚会与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3年春天在纽约的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由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办的年度大会，许多左翼党派与独立学者都会出席)，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论坛上，宝瑜、王严铸与大陆留学生韩东屏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走资性质。当时这个说法受到一些美国左派人士的激烈质疑，他们认为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助长美帝威风。 我1994年硕士班毕业离开密西根，信行继续攻读博士班，他的学校RPI(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壬色列理工学院)位在纽约上州的小镇特洛伊。当时苏姊也回到宾汉顿念书，从特洛伊到宾汉顿开车只要三小时。苏姊经常邀我们去她家相聚，她为了来我们家，也特地去学开车并考了驾照。透过她的关系，我们认识了海外保钓人士与大陆的进步学生。当时苏姊很努力地想把老保钓(包括杨宁荪、老林〔林孝信〕夫妇、小董〔董叙霖〕和杨贵平夫妇等人)、老左派金宝瑜和许登源(老许)，和两岸新生代的左派留学生结合起来。 我们有固定聚会。通常是几天几夜的会议，有时在芝加哥的老林家，有时在纽约的小董、贵平家。大家就世界局势和两岸的政经发展进行讨论，也会报告个人在进行的研究或实践，好比贵平分享“滋根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大陆情势是我们经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我那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陆左派学生虽然跟我们一样批判改革开放，但总是对党内高层抱持高度的期望。他们会从当时的领导人的讲话去寻找线索，强调他其实有“左”的一面，并对他寄予希望。他们总是认为共产党领导人其实都是心系社会主义，只要找到适当时机就会往左调整。 林丽云：这里厘清了苏姊对于中国大陆与《夏潮》系统和老同学们不同立场的脉络。这是不是可以说苏姊在美国就已经了解自己的路线与他们是不一样的? 林正慧：苏姊八〇年代回台参与工党和劳动党时，双方对于大陆问题的看法应该还没出现重大歧异。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清晰，彼此的差异才越来越大。等到我们1993年在美国相聚时，她对于大陆改革开放后的走资就非常批判了。 林丽云：那么你跟信行基本上是认同苏姊的这些观点吗? 林正慧：是的。当时我们聚在一起，话题大都围绕大陆层出不穷的贪腐和欺民事件，我还清晰记得她痛骂腐败官员时的咬牙切齿。在我们看来，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就一路滑向资本主义。 林丽云：你们在美国认识的老保钓或海外左派，有碰到与你们的路线是一致或者接近的吗? 林正慧：就我们接触到的老保钓里面，小董、贵平夫妇应该算是看法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吧。海外左派里与我们想法最接近的就属宝瑜和老许，还有一位西岸的老李。我们四个人和苏姊经常聚会，一起讨论两岸的情势和未来的运动。 林丽云：就老杜(杜继平)的看法，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美国的一些左派就逐渐走向“统”、“左”分离了。在他的认定里面，金宝瑜与许登源就是“统”、“左”分离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是没有统一立场的左派。 林正慧：宝瑜和老许很早就看出大陆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他们来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左”是最优先且必要的。 林丽云：你们在美国也有接触过台湾同乡会的人吗? 林正慧：有接触，但没有太多交往，只是在联谊性质的活动碰面。感觉他们是待人热情的老乡。但是经常会有强烈的仇中反共情绪，所以并没有多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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