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下架徐志摩

　　工農兵學員出身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劉禾，以偵探筆法寫了本以一戰後的劍橋、牛津大學為人物核心背景的書——《六個字母的解法》，它藉考證當時沙俄流亡學生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自傳中一化名“奈斯畢特”(N E S B I T) 者的本尊，將當年人文圈海耶克、艾略特、里爾克……及科學界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等人的生命風華串結成敘述網。提及創作意圖時她表示：

　　“我想通過《六個字母的解法》提供這樣一個機會，尤其讓年輕人讀過這本書以後，會願意去找更多的書來看，這樣他們就不知不覺地對20世紀的人和事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比方說被奧威爾牽著鼻子走，被徐志摩牽著鼻子走。”

　　徐志摩當時是劍橋國王學院同意選科聽講的特別生，也是書中人物之一，牽鼻之說緣於：

　　“1919年纳博科夫刚到剑桥的时候，红色风波正热闹呢，但徐志摩什么都没看见，他只留下一些轻飘飘的诗文——他长期以来影响国内人对剑桥的认识，那完全不是剑桥当时的气氛。”

　　我們讀一下文本的縷析：

 　　“徐志摩和纳博科夫都是外国留学生，又差不多同时都在剑桥，为什么这两个人眼里的剑桥大学，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对此我想了很久，检索了不少有关徐志摩去英国留学的材料，其中有一个发现，为我提供了一把钥匙：那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没有正式注册的短期留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学生和英国社会，我甚至怀疑，徐志摩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接触？

       实际情况是，徐志摩并不住在剑桥，他租的房子在郊外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地方，这地方距剑桥足足有六英里之远，而且他每次去一趟剑桥都不太容易。

       我觉得，徐志摩吟诗赏月，自娱自乐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融入剑桥那个特殊的小社会，这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无论如何，与剑桥生活隔绝是最直接的原因。

       毕竟，旅游和流亡，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徐志摩从来没有像纳博科夫那样，参与那些充满硝烟的辩论，被卷入大学生中间无处不在的思想冲突之中。”

　　徐並未融入朝氣蓬勃的學院生活，《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有告白可參：

　　“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著。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

　　認為“文學不能不誠實，文學必須有思想性”的劉教授於受訪時進一步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社会发生很大变迁，纳博科夫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回头看徐志摩，徐志摩居然在那里待这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看到，他真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跟他所在的那个剑桥，所在的小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就好像人们今天跑到剑桥旅游，在校园里拍照或者是在哭泣桥上拍照，结果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徐志摩就是这样的旅游者。”

　　“他不敢面對自己的處境，他在英國劍橋的時候是很孤獨的，肯定也碰到了很多問題，但他全都緘口不言……他應該清醒地面對自己在國外的境況，發現自己孤獨的原因在哪裡，而不是用一些煽情的詩文去掩飾，還管它叫‘新詩’，誤導那麼多的中國讀者。總之，這種寫作就不誠實，因此也說不上有價值。”

，　“他写的那些诗文，现在居然长期以来在国内编到教科书里面，其实是很差的。第一没有信息量，第二他的文字在我看来就是三流，所以徐志摩的诗和散文应该被剔除中国的教科书。”

　　說徐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旅游者並未誇張，“在康橋我忙的是散步，劃船，騎自轉車，抽煙，閒談，吃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閒書。”不見有讀書聽課的跡象，儼然不學有術的公子哥兒，這跟時下遊而不學的遊學時髦有何不同？自然難以期待他會如纳博科夫般捲入学生中无处不在的思想交鋒和辩论硝烟。

　　诗文該下架者斯時的孤獨處境也有他自己“啊，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癡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之自白可佐。至於詩人誠實與否，將他的文字作番比對就可分曉；先來几段《我所知道的康桥》：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 ”

　　“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

　　“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似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啭鸣禽。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尝新。”

　　曾在彼邦“对著这冉冉渐翳的金光”“真的跪下”者简直把康桥跟英国颂扬到天上去了；可你想不到，在吟成《再别康桥》前一月于自英返国客轮他给“爱眉”陆小曼写信，却大泄“英国鬼子”的“洋气”：

　　“同船一班英国鬼子都是粗俗到万分，每晚不是赌钱赛马，就是跳舞闹，酒间里当然永远是满座的。这班人无一可谈，真是怪，一出国的英国鬼子都是这样的粗伧可鄙。那群舞女(BawoardCompany)不必说，都是那一套，成天光着大腿子，打着红脸红嘴赶男鬼胡闹，淫骚粗丑的应有尽有。此外的女人大半部是到印度或缅甸去传教的一群干瘪老太婆，年纪轻些的，比如那牛津姑娘(要算她还有几分清气)，说也真妙，大都是送上门去结婚的，我最初只发现那位牛姑娘(她名字叫Sidebottm)多难听！)是新嫁娘，谁知接连又发现至九个之多，全是准备流血去的！单是一张饭桌上，就有六个大新娘你说多妙！这班新娘子，按东方人看来也真看不惯，除了真丑的，否则每人也都有一个临时朋友，成天成晚的拥在一起，分明她们良心上也不觉得什么不自然这真是洋人洋气！”

　　好一幅日不落国子民競往殖民地钻营争食的画面。“这班人无一可谈，真是怪，一出国的英国鬼子都是这样的粗伧可鄙”之納悶，反證徐在劍橋“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学生和英国社会”的論斷。两相对照，到底是“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者公开神往的英伦风情可信？还係其私信中以“粗俗到万分”來恶评的“英国鬼子”可采？

　　如今劍橋國王學院將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在康河邊草地為徐志摩立了詩碑，並稱許其 “是一位西方文化的先行者，他把西方的文化帶到中國，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啟蒙之所，智識之源”為訓的學術殿堂，沉淪為市儈逐利之場——假不誠實者年歛三十萬中國遊客觀，我們只能說，辜鸿铭眼中“具有无耻、卑劣或变态堕落道德禀性”者，真不愧其先祖鴉片販子的底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