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话从头；海外民运的滥觞自1982年医学博士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揭竿而起，成立中国民主联盟，发行“中国之春”杂志，一时引起很大轰动效应；王炳章抱负远大，以孙中山第二自居，不仅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募捐，还抱得美人归，一位来自台湾的女留学生宁勤勤以身相许，俨然孙中山、宋庆龄的佳话再现！
王炳章的财源丰富，资金不匮；他指派专人驻守各大机场，向大陆出国人员发送宣传资料；“中国之春”杂志免费寄赠留学生、访问学者（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湾中央日报亦然）；1983年，王炳章以“中国之春”名义召开全球代表大会，银子花得淌海水一般；引人疑窦：这么多钱从何而来？王炳章本人一再表白，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人们对此将信将疑。王炳章花钱大手大脚，与其每月从中国民主联盟领取1000美元的薪金明显不符；王炳章的解释是：“我手头有一笔钱作为主席基金，可以机动使用。”
“中国之春”杂志还有一份兄弟刊物“探索”，发行人、主编分别是1975年被北京释放、后以政治难民身分移居美国的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及早年脱离中共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这两位耄耆老人都是老黄忠，其狂热干劲丝毫不亚于王炳章等年轻人。
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年纪偏大，惨烈的文革记忆犹新，对政治问题不敢轻易涉足；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都因资产阶级背景及海外关系吃够苦头，；“中国之春”杂志、”探索“杂志便成为他们倾吐苦水的最佳阵地；关于土改、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的可怕内幕，堪称一字一泪！
北京迅速作出反应：宣布王炳章系叛国分子（当时，国内普遍不知王炳章为何许人也，还以为是原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王秉璋叛国呢；一大笑话！）中国民主联盟是反革命组织，严禁“中国之春”杂志入境；致使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避之唯恐不速；中国驻美五个使领馆（华盛顿大使馆、纽约领事馆、旧金山领事馆、洛杉矶领事馆、休斯敦领事馆）均有教育组，对大家盯得很紧；教育领事经常说：“千万不要和王炳章混在一起，你们学成归国，都是国家的宝贝，将来都是上天安门城楼的人！”
——三十年后，方知此言大谬！时至今日，七常委之中，只有一名北朝鲜留学生；相反，当年因托福考试失败、未能来美国留学的李克强最有出息！
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毕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中国之春”杂志封底印着“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口号，颇有吸引力；不少人以各种方式秘密与之联系；笔者就在校内租一邮箱，以笔名向“中国之春”杂志、”探索“杂志投稿。
“中国之春”杂志来信邀我去担任编辑，承诺代办绿卡；我唯恐株连国内亲人，婉言谢绝；友人杨某就任这一位置，国内七大姑、八大姨皆受连累；笔者深幸有先见之明！
后来，笔者来到纽约，供职于某华文周刊，与王炳章、段克文、司马璐都成为舆论界的熟朋友；他们直言不讳地透露，其财源就是台湾的情报机构；一次，段老克文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怂恿笔者通过关系去搞北京的机密文件；笔者对这种当间谍的主意深恶痛绝，借酒打哈哈，笑答：“我自由散漫惯了，口无遮拦；只怕文件没搞到，先泄漏阁下的天机！委实不堪此任！”段老克文酒后失言，大骂台北高官颐指气使，看不起人；笔者安慰道：“拿钱就得受气，您老受委屈了！”
王炳章欲介绍笔者加入中国民主联盟，笔者笑道：“在国内事事不离组织，烦死了！好不容易来到自由世界，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笔者冷眼相看，发现王炳章虽然口称民主，写过不少宣传民主的文章，他领导下的民联却是个百分之百的列宁式政党，绝非西方式的民主政党。
台湾方面只单线和王炳章联系；对《中国之春》也是定期向它的帐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管道;笔者暗忖：任何人的品质都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那么，制约王炳章的制度何在？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是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留美学人作为一支分脉，也很单纯；大家虽然希望办绿卡留在美国，对于政治庇护、假结婚等歪门邪道却嗤之以鼻。
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上台，台湾对大陆政策急转，台湾情治机构经费大幅縮水，且人事调动，自顾不暇，殃及海外，造成中国民主联盟财务危机，“捐款”断了来源；民运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供这帮职业革命家们吃饭的问题。王炳章曾经扬言“以商养运”，他也的确象征性地卖了几天保险；后来，台湾的款项恢复，皆大欢喜。
直到1989年国内的民主大潮，中国民主联盟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中国之春》自然是海外第一份民运报刊。
六四之后，天安门名人纷纷逃到海外，他们相继组织了不同的民主运动组织；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显要人士和港台輿論均对这些组织持有好感。
六四期间，海外热情高涨；以纽约为例，任何人只要在街头放一只募款箱，声称为天安门学生募捐，不多时便大有收获；点石成金，也不过如此；黑眼珠见到绿钞票（美元），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的普通人，突然间得着一大笔钱，腐蚀力强大；许多人经不起考验，迅速地堕落了，走向自己的反面。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些唯利是图之 輩，自封各种大得大嚇人的民运组织头衔，他们各立山头，相互贬斥、倾轧，使海外民运进入 五代十国时代；中国外加民主、自由、联盟、阵线这几个词颠来倒去，皆成独立政党；民联、民阵、自民党、民联阵、民联阵-自民党等等民运组织都陷入“双胞胎”的怪圈之中，不间断的内讧和分裂让外界耻笑不已。
还有一些政治变色龙来到海外；此前，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入团入党，口沫飞溅地在团旗、党旗前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才当上了团干、党干，平步青云；六四风云突变，他们跑到国外，一头钻进台湾或洋人的怀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民运人士，绝口不提入团入党时的风光；他们在海外不劳动，不打工，搞个什么基金会或办公室之类的机构；他们打着民主的招牌，实际上个人的生存比良心更重要；他们离开满嘴的假话，便根本无法生存，就是无家可归者！
最突出的例子是阮銘，他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担任要职，流亡美国后，投奔台湾情治部门；台湾变天后，阮銘又拜倒陈水扁门下，任陈水扁总统府国策顾问，鼓吹台湾应联合全世界“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吞併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姓（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家奴！
笔者少年时，即认识该人；文革初期，拜读其与夫人阮若瑛共同署名的大作“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十分欣赏其文笔；哪能想到，今日之阮銘，半点政治贞操也没有——有奶便是娘！
与阮銘相若的，是流亡海外二、三十年的异议诗人北岛；他回到中国，在杭州出席“大运河国际诗歌节”，佩戴红领巾，这个六十几岁的糟老头还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丑态可掬！
同样， 今日之北岛，半点政治贞操也没有——有奶便是娘！
六四使得海外民运变成鱼龙混杂的江湖！所谓江湖，与自然界的河流、湖泊并无关系，也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而是指四处流浪、卖艺、卖药的游民的一种生活状态；江湖也有多重引申含义，指远离朝廷、政府的民间；甚至也是黑社会的代称。
六四话题在国内是不许说，而在国外是乱说一气；1989年岁末，纽约华人社区开始流行这样两句随口溜：一是“三百六十行，民运也是一行”；二是“要想混，搞民运”。
法国曾是中国民运分子的聚集地,随后，许多人从法国去了美国，主要原因是美国给的钱比法国给的多;哪儿给钱多，他们就去哪儿;之后,民运内部的斗争，多是围绕权力与财政：因为欧美各国基金会或各种官方、半官方机构对民运的经济支持，是按其组织规模、掌权人物来定多少的。
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北京经济上的宽松政策，以及民运前途无望，有头有脸的人相继离去;民运队伍里只剩下乌七八糟的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海外民运圈的许多人，都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许多民运人物原本就有其人格缺陷；一位因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而出名的民运老将，飞来纽约，下机伊始，即要求接机者带他去红灯区，迫不及待之态，令人喷饭！
而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支持民运的海外华侨华人急剧减少，民运无法依托海外华人的力量。
如此，海外民运散沙一盘，疏于实事，失去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追随者，终将难以为继。
笔者认识一位热情单纯、爱憎分明的青年学子林心声；他是香港富商之子，在加州圣荷西有幢豪宅。然而，为了民主信念，他竟然开车横穿美国，风尘仆仆地赶到纽约的中国民主联盟总部，为总部管理财务；他是准备来作义工的，头两个月都不给自己开工资，直到他确认捐款来源稳定之后，才给自己发工资；后来，海外民运实在不争气，林心声黯然离去。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长严家祺先生，是海外民运名流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六四后流亡海外，严家祺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他两袖清风，甚至一度在西班牙语裔开的皮萨店送外卖，却不挪用民运公款，可敬又可叹！严家祺的所谓的三室一厅湫溢不堪，原是一室一厅，将客厅隔开了，大一点的给儿子当卧室，小一点的，做了杂物储藏室。所谓的一厅是在厨房里，刚够放一张桌子；如此生活水平，与民运贵族有霄壤之别，然严家祺先生依然不改初衷，积极从事民主运动，体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高尚追求。
对于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民运人士来说，没人没钱，尴尬无奈的时候，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
近年来，许多内幕相继暴露：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项目”、“文正项目”、“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人士充当间谍，至少花费上千万美元；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叫嚷“中国很快要崩溃了”、“中国威胁世界和平”、“台湾有权决定独立”、“中国大陆将破局“等等陈词滥调，然后再编写一份经费开支报告发给台湾。
能够与台湾搭线充当间谍者，毕竟不多；退而求其次，靠办理“政治庇护”赚钱不失为民运败类的一条生财之道，专门以此谋生的“假民运”更是打着民运旗号迅速兴起；为抢“政治庇护”这碗饭而衍生出来的真假民运，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狗咬狗的闹剧；人的劣根性，至此显露无遗！
在美国，批准政治庇护的要件是，有理由相信申请庇护者由于政治原因返回原住国后，将遭到原住国政府的迫害；或有理由相信申请庇护者确实存在遭受这种迫害的恐惧。因为“恐惧”是一种心理状态，法律条款很难对此作具体规定，因此判断申请者是否具有可信的“恐惧”，基本上依赖于承办申请案的移民局官员的个人主观判断。
对于确定申请者返回原住国是否会遭到迫害，法规上有一条重要的准则，即如果申请者以前在原住国遭受过迫害，则这个事实可以合理判断申请者返回原住国后还会遭受类似的迫害。
这就给民运败类提供了一条財路：用五花八门的伪材料（假通缉令、假逮捕证、假释放证等等）欺騙移民局，收費做伪证；说他们是人渣也不为过！
对于那些想办政治庇护又担心得罪北京的阔绰客户，民运败类更有妙招：出版一份号外，该人发表反共声明，言辞无比激烈，附照片、简历，似与中共不共戴天；其实，号外仅此一份，并不在社会上发行，只送移民局；当然，如此特殊服务，价格不菲！
民运败类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无孔不入，甚至把敛财之手伸进监狱！
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规定，犯了“特别严重罪行”的非美国公民必须递解出境；但是何谓“特别严重罪行”，法律条款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于是乎，在执行上，所有非美国公民犯罪后一律递解回母国，哪怕是酒后驾驶这样的轻罪！
美国毕竟是仁慈的国家，为待递解者留下一条出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宣言，缔约各国协议签订《联合国反酷刑公约》。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1条对酷刑解释如下：“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
美国认为中国未能履行她已经批准的一些国际人权公约，包括联合国反虐待公约；大陆公检法普遍存在刑讯逼供， 待递解者回到中国大陆，有可能受到酷刑虐待。
据此，某些刑事罪犯为避免递解恶梦，在民运败类的指导下，向移民法庭请愿，请求免除递解和给予庇护身份。民运败类心计极深，故意将在押犯的请求分成两部分处理，先审理免除递解部分，如果批准，几个星期后再审理庇护请求；堪称一鱼数吃！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在押犯身上榨取油水，民运败类往往分几步走——暂缓递解，中止（免除）递解，给予庇护。所谓“暂缓递解”，从字面上看就只能属于临时的过渡性命令——暂缓的期限再长，也总有到期的时候。暂缓期一满，法官还是要作出最终裁决的；而按照惯例，法官一旦作出最终裁决，他以前发布的临时过渡性命令就自动失效，故纯属多此一举。
民运败类老于此道，文书写得道地周全，陈述及逻辑都十分严谨；在移民法庭进行的不公开听证时，他们坚称在押犯遣返中国后，必会受中国政府的迫害；故应当在反酷刑公约下给予保护，免除对在押犯的递解。
美国法律条文的特点是：行文古典化，用字冷僻化，遣词贵族化，还夹带拉丁语；法官的判决里也常出现拉丁语，而且这些拉丁语在一般的英语辞典里还找不到译文，使在押犯连理解判决都有困难，只能乖乖地听从民运败类的摆布。
美国法律以判例法为主，几百年来的前例浩如烟海，繁若牛毛，法律知识生涩难懂，造成了无数的法盲；美国法律难学难懂难掌握，律师行当灸手可热，于是市场上充斥着拿了律师执照混饭吃的黑心律师，他们与民运败类狼狈为奸。
移民案件不是刑事案，当事人不能享受公费律师的待遇。有钱的在押犯，民运败类视为至宝；穷光蛋根本无人理睬。
许多政治庇护的申请者都是目不识丁的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为了赚钱，必须像辅导幼儿园孩子那样，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如何应对移民局的问话；对个别实在不开窍的榆木脑袋，只得请翻译帮忙，好歹蒙混过关。如此行为，和民主运动何干？
等而下之的，就是在民运败类指挥下赚小钱的喽啰；早在1986年，台湾出钱让中国民联组织群众抗议李先念訪美，华裔人数不足，就用韩裔、越裔滥竽充数，反正脸孔都差不多；在美国，打工很辛苦（特别是餐馆工），而抗议活动包接包送，有吃有喝，不失为一件美差；后来，江主席、胡主席等来美，中国领事馆交派亲北京团体花钱组织欢迎队伍，手法亦然；以致若干呆在家里坐领社会福利金、残疾金的残疾侨胞、智障侨胞，也在家人陪护下，加入队列；更绝的是，一些老油子今天参加欢迎队伍，明天参加抗议队伍，摇旗呐喊，两边拿钱，真是饥不择食“拉郎配”！令观者啼笑皆非。
局外人以为欢迎或抗议北京要人来访是政治行为，殊不知只是一台戏！
民运败类缺乏做人的起码底线；2001年，在王若望葬礼上，身为中国民联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女眷与“中国人权”负责人鲍戈及其女眷，大打出手，有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死者为大的传统道德；令人齿冷！
笔者当场直言不讳地批评这帮丑类：“你们是中共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正是因为你们干的这些拆滥污（上海话）的事情，鄙人乞告中共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