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不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人却只强调“发展生产力”，无视“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似乎生产力是孤立的，可以摆脱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而自我发展，看不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反作用。尽管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但现实让人们看到的是，“马克思是对的”只停留于口头宣传，在实际工作中几乎完全无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事实上长期以来，用一个“GDP”就偷换和取代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全部内涵。
一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社会长期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统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着产品的分配权，劳动人民不占有生产资料，迫于生存的危机，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而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认为，是自己的资本和工厂养活了工人，因此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些人认为，私有制是自然规律，而不懂得它只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的产物，无视私有制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是引起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根源，从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到工人革命，都是对私有制生产关系带来的阶级压迫的反抗。但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起义和革命，不是被统治阶级镇压了，就是用一种新的私有制代替了原有的私有制，被压迫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尤其是马克思揭示的“剩余价值”理论，使人们认清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它是建立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基础上的，是维护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利益的。是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养活资本家，而不是相反。因此这种生产关系必将遭到被剥削压迫者的反对，走向灭亡。也正是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形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切向钱看”、“损人利己”的意识形态，毒害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此“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265、271、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一定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可见，“消灭私有制”，与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观念实行“两个彻底决裂”，这是共产党份内的事。推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旧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是我们党的初心，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使命。回避了这些，就谈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大前提。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而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人，从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之中，社会生产力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和发展。
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够起到反作用，其真理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首先改变了上层建筑，然后改变经济基础，没收了地主、官僚资本的生产资料和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从此生产资料掌握在了人民手里，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此同时不断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整党整风”，提倡“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毛主席在晚年还专门讲：“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目的就是要求逐步地将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甚至控制了人们思维的旧的传统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企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文选》第七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就是通过改变所有制关系来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每个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是平等的，在生产关系中体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积累起来的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再受资本家压迫，为资本增值打工，而是为自己共同的事业劳动，国家负责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使得组成生产力的劳动工具得到了改进和提高，同时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土地集约化的农村合作化，提高了组成生产力的劳动对象发挥更大效益，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 “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说明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二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它是因为工农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从来不是靠突发奇想出现的。它也只有融入组成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中才能形成生产力。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科技日报》2006年1月8 日第1版)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又一次明确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
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人来发明，融入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生产工具要由具备科学知识的人来掌握，对科学技术发现和扩展了的劳动对象同样要由人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才能形成生产力。因此，如何对待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新中国建立之初，文盲达到90%以上，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一穷二白”、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的经济基础上，运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开展了扫盲运动，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少年儿童享受着几乎免费的教育获得知识。很明显，只有在普及基础上才可能有提高。到1976年，小学发展到104.43万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人数1.5亿多，入学率达到96%。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小学。而旧中国最好年份1946年，小学也只有28.93万所，在校人数只有2368.3万，入学率只有20%左右。1976年，小学比1946年增加了3.61倍，人数增加了6.3倍，入学率增加了4.8倍。中学到1976年有19.2152万所，比1949年的0.4045万所，增长了47倍;在校学生5836.5万，比1949年的103.9万，增长了56倍。1949年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毛入学率0.029%;到1965年全国有高校434所，毛入学率为2%。大学数量是解放初期的2.1倍，毛入学率是69倍(数字来源，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大学不仅根据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进行招生和分配，大学生还享有国家助学金，不存在因高额学费而“念不起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因为充分发挥了教育资源，保证了和其他行业一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教育中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否定了旧的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传统观念。所有学生都能够按照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奔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同时特别注意对劳动人民子弟进行培养，打破了旧社会只有富人子弟能够受教育的现象。
劳动人民文化高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能够最快地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先进的工具，设备，提高生产力。因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36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以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处处为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着想，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认知水平，他们就会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在分配上“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指苏联)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他们(指苏联)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
三
正是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我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5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了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盲目竞争，结构失调，产能过剩，靠经济危机来达到平衡的可能。正是通过计划经济我们对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断的进行调整，使得新中国生产力高速发展，从建国时的只会制作桌椅板凳，进行粮食加工的极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建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且具有内生产力的门类齐全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行业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民用工业到国防军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从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到70年代末成为了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用2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
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了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出版社)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全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即便在被人诟病的“文革”期间，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是：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亿2千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亿零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3亿亩扩大到现在的6亿7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其实毛主席去世前的经济总量增长要比现在统计数据高得多，因为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纳入的劳动力成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当年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水库、公路、铁路在劳动力成本的统计中为零。
毛主席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家底是“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战备粮，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支援国外300多亿美元，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人民币。”(高哲等著《开国领袖毛泽东》，第2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都是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实行计划经济，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69年下水了导弹驱逐舰，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导弹及其反导系统，一跃成为主要的核强国。取得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核潜艇，大型喷气式客机，内燃铁路机车，微电子，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还出口日本)、运用70年代的技术的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建成下水的现代十万吨集装箱的海轮，“向阳红”、“远望号”系列造船的高科技技术，中国的船泊工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各个技术领域创造了无数世界第一。
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具有“两弹一星”精神，为科学献身精神的，不讲条件，不讲报酬，不讲名利，甘愿默默无闻，能够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作，艰苦奋斗，耐得住寂寞，不为金钱所诱惑，淡泊名利，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坚持下去的决心，即便一辈子没有成果，也能够为后人留下经验教训信念的科技队伍。涌现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方向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这一切都为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却有人认为，不否定这一切，就不能发展经济，真让人匪夷所思。
四
任何社会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需求。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都有明确政治目的，以实现阶级诉求。
因为目的不同，必然采用有利于实现目的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但不管生产力怎么发展都离不开组成生产力的“人”。因此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如何对待“人”的问题。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在它改变了上层建筑之后，创造了比以前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里所需的大量有劳动力的人口，是资产阶级先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让农民破产，流落到城市，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廉价出售给资本家，用自己活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为资本增值。资产阶级为了便于控制工人，就在衣、食、住以及医疗上为工人制造生存“危机感”，使他们陷入悲惨境地。至今还是这样，美国的无产阶级感到绝望，爆发了“99:1”的抗议活动。当本国劳动力不够时，资产阶级就通过贩卖殖民地人口来获取劳动力。即便是现在，它也是通过资本输出，剥削他国的劳动力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当本国的资源(劳动对象)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们就通过侵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生产力?这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的政治目的紧密相连。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保障人民生活之上，消除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危机感”。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所以尽管建立之初生产力及其落后，还是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全部包养下来，通过计划调解，“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安排他们就业，解决他们衣、食、住问题，保证了社会安定。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和人口增长迅速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采用的这种“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方法安排就业，首先是保障人民生活。一台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原来是“两班倒”用2个人，现在采用“三班倒”用3个人，这在资本家的眼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么做，降低了生产效率，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减少了他的利润。他们只有眼前利润的多少，没有国家全局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我们这么做，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有时间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和劳动技能。“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后备人才”基础。“提高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二者都是精神作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4-125页，人民出版社)正因为这样，当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时，我国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这都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发展的成就。
曾几何时，有些人无视历史事实，不是站在整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而是站在资本短时是否盈利的角度，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个别企业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企业在生产效率相比较，得出了公有制生产关系“养懒人”，必须“打破大锅饭”、“砸烂铁饭碗”，让工人有“危机感”。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看不到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造成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竞争，引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破坏了生产力。
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攻击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用个别代替一般，甚至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法，在影视剧里表现农民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站在地里不干活。我国1949年人均粮食占有是209公斤，到1979年是340公斤，这些都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取得的成果。如果都站在地里不干活，这么多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国家号召群众义务劳动，有计划地建成了8万多座水库，平整了上万亩的土地，使几亿亩土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违背党的决议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大行其道，不知其中的缘由何在。
一些人片面地只讲发展经济，却忘记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他们千方百计地要让劳动者有生存“危机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而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最能够满足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给劳动者造成“危机感”，所以强行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让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沦为“雇佣劳动力”，甚至贱卖国有企业，使之私有化，将住房推给市场，将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医院、学校办成为盈利而生的市场化产业……一切以是否赚钱为标准。在他们的推助下，本来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却搞成大有“喧宾夺主”之势。2016年7月22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分析了上半年新增市场主体的情况。到2016年6月底，中国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在内资企业中的占比首次超过90%。全国工商联统计，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的占比超过了80%，GDP的比重超过了60%。于是立即有人站出来说，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主体经济，而绝口不谈公有制经济。随后又有个别官员说，“谁要是与民营企业家过不去，我们就和谁过不去。”“我们就是要为民营企业家当‘店小二’。” 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权力是劳动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摆出了一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其实，只要恢复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民营就是私人资本运营，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他们的“初心”和“使命”与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能是一回事吗?还推出“对企业家犯罪，能不抓的不抓，能不判的不判”的所谓司法解释，理由是企业家一旦被判有罪，企业就没人管理了，工人就会失业。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到底是应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主要依靠资本家?怎么就能把“刑不上大夫(老板)”的剥削阶级法律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还一味把私有制企业容纳了城镇80%就业者作为改革成就来炫耀，却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两面性，即在私营经济发挥了社会就业巨大功能的同时，也说明社会大多数劳动者又处于受资本剥削地位，这并非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
必须看到，如果我国经济基础被私有化，经济发展成了以依靠私有制经济为主，那就是社会性质根本改变的颠覆性失误。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凡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兼并，其结果无一不是在廉价占有我优质资产和庞大市场份额而大发横财后将我企业品牌和技术统统垄断扼杀，并将债务、失业、金融风险、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矛盾留给我国。事实告诉我们，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适量引入外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当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被改变后还不加限制地为引进而引进，一味投怀送抱，其目的就成了配合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资本主义发展。”(《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86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邓小平同志曾在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关头，振聋发聩地指出，“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297页)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去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用私有制生产关系颠覆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工资被拖欠，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房屋被强拆，耕地被强占，生产结构失调，产能过剩，自然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严峻，这些都严重打击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主张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人，总想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轨道，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发展，又企图用这种生产方式来解决由它自己造成的社会矛盾，这无异于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必然陷入困境而无可救药。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新华社2016年7月4日电) “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就是要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但为什么“听者众，和者寡”?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要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才有希望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途，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