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打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缺口，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共同胜利”的道路，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一国胜利论”不会因为苏联东欧的剧变、解体，也不会因为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一时的低潮而“过时”或“破产”，恰恰相反，会越来越彰显出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积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列宁  社会主义革命  一国胜利  论共同胜利

　　一、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无产阶级如何推进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共同胜利论”(又称“同时胜利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取得胜利，“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1]，只有“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 并相继取得胜利。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同时发生”指的是“同一历史时期”而并非“同一时刻”，他们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顺序的大体看法理所当然是指，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首先从一国或几个国家开始，然后另一些国家继续，最后由某一个国家来完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比如，从对哪个国家最有可能首先爆发革命的预测看，起初马克思恩格斯偏重于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认为英国将首先发生革命。后来，他们更多从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发展状况来看问题，认为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情况下，有可能首先爆发革命。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同胜利论”，强调“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也决不否定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倡精神和率先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 否则，他们绝不会热情讴歌和礼赞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世界各国革命形势高涨的基本情况，以及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即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

　　在1915年撰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一国胜利论”。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之后,他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4] 列宁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提出的“一国胜利论”还只具有“可能”的意义，或者说尚不明确。

　　1916年8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第一次明确了“一国胜利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5]

　　列宁提出“一国胜利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胜利”，并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而是反对托洛茨基、考茨基等人在“欧洲联邦”口号问题上或曲解或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托洛茨基、考茨基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似乎就是以成立“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为目标，立即搞世界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同时胜利”;似乎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到“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这种“国家联盟”，即资本主义“最后的”“最高级”的形态，然后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实行总决战并取得同时胜利。他们的这些意见和主张，根本没有看到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保护祖国”为幌子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背叛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事业的实质，也根本无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经济政治的发展明显表现出不平衡的时代特点。他们的问题完全可以套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番思想极为深刻的话，即“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6]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赞同过“欧洲联邦”的口号，但他们的赞同是基于正确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有利于历史的进步。比如，1893年6月底，恩格斯在回答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关于“欧洲联邦”的问题时，表示自己乐见“欧洲联邦”的成立，“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学习联合的艺术”。[7] 又如，1914年9月28日，列宁认为，如果是基于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8]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明确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盲目附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欧洲联邦”的企图。尤其是在深入分析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后，列宁认为，从殖民大国的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9] 他甚至认为，即便是作为“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的“世界联邦”，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也不宜把它作为独立的口号提出来，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10]

　　列宁明确提出“一国胜利论”，并不是要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内容(即社会革命的内容)上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胜利论”，而是强调富于革命“灵活性”和创造性地结合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当然也包括“共同胜利论”)的重大意义。

　　毋庸置疑，列宁始终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置于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共同胜利的历史命运之中考虑。即使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后，他郑重表示自己向来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1]，他始终没有放弃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对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战斗并战而胜之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12] 同样地，他始终认为，“一国胜利论”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变成现实，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世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3]

　　因此，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后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正确。

　　需要指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同胜利论”，但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它虽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推进世界革命，但无疑更加关注和强调“一国革命胜利”的现实性。这是它和“共同胜利论”的根本不同之所在。“共同胜利论”虽然不排斥一国革命率先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更多强调革命的“共同胜利”。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同胜利”的路线走。引领社会主义成功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可能性和现实道路的实践证明，成功的是“一国胜利论”而非“共同胜利论”。毛泽东在1959年2月14日接受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里山德里采访时，曾就“共同胜利论”谈了看法。他认为，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14]

　　二、列宁对“一国胜利论”的丰富与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检验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这场伟大的革命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者”[15]，开创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16] 但是，历史也向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都利益攸关的现实问题，即在面临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严峻形势下，俄国能否巩固苏维埃政权，保护“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呢?

　　俄国孟什维克如尼·苏汉诺夫等人认为，俄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17] ,因此,用俄国革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所谓“先天不足论”否定俄国“十月革命”和唱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成为他们永恒不变的主题。苏联解体后，也有一些人用“病态的早产儿”等时代的“新”语言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

　　列宁指出，俄国孟什维克用所谓“经济条件”否认俄国革命必然性的观点忽视了卷入世界大战的俄国已经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农民战争”与工人运动的联合以及十倍地增强了工农力量的现实情况,因而表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极其迂腐,丝毫不理解革命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方法论，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8]

　　俄国孟什维克用所谓“经济条件”否定俄国革命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只不过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曾经竭力宣扬的“经济决定论”的俄国版。恩格斯曾经对这种否认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经济决定论”作过深刻而系统的批判。他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19] 因此，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在恩格斯看来就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

　　这里不妨分析如何正确对待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关系。列宁用革命辩证法来批判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先天不足论”，并非意味着列宁否认“经济条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在于指出孟什维克丝毫不懂得唯物史观唯有“借助”革命的辩证法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关于这一真理，恩格斯在188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撰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阐述，他这样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1]

　　列宁还指出，用俄国革命“先天不足”的论调来暗淡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的观点更是荒谬可笑的，正如他所说，“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2] 他认为，即使俄国革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是多么地“不相称”，也不能据此认为俄国革命绝对没有出路，这种“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23]

　　列宁深入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经过国内战争与短暂的社会主义建设后的具体政治经济条件，认为俄国的国内条件已经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正如他指出的：“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24] 我们很难设想，认为俄国已经拥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的列宁会怀疑俄国最终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对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进行了严格区分。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列宁那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可以用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5] 的著名论断来回答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列宁这里所谓的“共产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他认为，“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26] ，并表示相信只有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才会使共产主义的原则，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原则在俄国获得最终的胜利。[27]

　　鉴于苏维埃俄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的现实，鉴于“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28] ，列宁预见到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路无异于“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必定布满荆棘，充满艰险和异常困难，因此，他严厉批评说，“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29] 他也一再强调，“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30] 列宁尽管承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小农占大多数的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率先开启一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异常困难，但其根本的着眼点绝不是为了唱衰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而是为了强调俄国共产党和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31]

　　列宁绝不是历史悲观论者。与那种不相信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光明前景的人们不同，他坚定地表示，“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和危险”[32] ，“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33]

　　列宁的这种信心来自哪里呢?来自“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必然性”，来自他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光辉前景的高瞻远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形势普遍低迷，但没有动摇列宁对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信心。因为他认为，决定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归根到底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如他所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4]

　　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论”的人们则空谈俄国“十月革命”的生存应当“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同时“像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与这些教条主义者不同，在思考“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时，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辩证统一。他虽然认为在俄国这样小农占大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除了“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35]，即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这一条件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这样一个条件，并坚决认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36]，列宁虽然热切寄望“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全欧洲革命这一抽象真理，但是，他也指出，“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37] 他反对当俄国面临国际帝国主义进攻的现实危险时,一味空谈世界革命这一“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而不研究如何正确运用革命的战略策略，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成功化解这种危险,从而为俄国赢得有利的喘息时机,进而发展壮大自己。在这里，列宁进而论及了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俄国“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区别。

　　苏联解体，苏共丢掉政权，并不能证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证明了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思想的英明和富于远见。宣扬苏东剧变证明列宁“一国社会主义论”失败的种种论调，只是表明它们或者曲解了列宁“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真义，误把“一国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思想想当然地归为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基本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丝毫不懂得区分列宁“一国社会主义论”与“一国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论”的思想深意。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一国胜利论”，其深刻立意不仅在于世界革命最终的“共同胜利”是“一国胜利”的根本保障这样一个常识性真理上，也在于结合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以及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通过“一国社会主义”打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缺口，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共同胜利”的成功道路。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38]

　　三、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时代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对处于低潮，硕果仅存的几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在资本主义占据巨大优势的世界体系中生存，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绝没有因为苏联东欧的剧变、解体而“过时”“破产”，恰恰相反，越来越彰显出它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及其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39] ，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对努力探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再度复兴之路的人们赋予太多的启示和教益。

　　把社会主义事业写在自己旗帜和纲领上的各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要看到尽管现在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现在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另一方面要看到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加深入，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把握这个时代大势的基础上，要结合资本过度逐利导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一些西方国家治理陷入困境，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加剧，结合各自国家的国情、党情，努力进行理论创新，深入探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时代再度勃兴的新理论与新策略，写出符合自己国情和特点的“一国胜利论”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要科学把握列宁“一国胜利论”深刻阐明的“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一国社会主义胜利与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努力沿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路奋力前进。

　　同时，各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巨大成就、鲜活发展经验和对解决关涉人类进步与发展重大问题的积极态度与不懈努力作为榜样，“实际地表明，即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40] 尤其在新时代，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意义尤其重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展示出其历史意义”。[41]

　　第二，有利于增强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科学回答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情况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其理论原理和实践策略并没有因为时代特点的发展变化而丧失其“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42] 或者说国际意义。在当今时代，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各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依然会面临各种艰难险阻，虽然大都面临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但是只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善于向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汲取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的营养，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妥善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他们有理由对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前途命运充满信心，有理由更加坚定自信地依靠各自国家的人民以及同情、支持它们的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推进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这种自信应该更加坚定，绝不能有丝毫的灰心失望。这里很有必要重温列宁的告诫与教导，“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富裕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为它们所歌颂的、它们所熟悉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43]

　　第三，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即吹响了列宁主义阶段的进军号角，而且开始了打通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历史新道路的努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新征程中，我们要学习与借鉴列宁“一国胜利论”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道路上深深镌刻下来的历史经验。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避免无的放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前，我们尤其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尤其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4]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紧密结合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准确反映一定时代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当前，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45]

　　最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诉诸群众作为引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我们要紧密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要紧密结合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等事例，用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巨大威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引导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继续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推进到新的水平。

　　作者：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朱思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释：

　　*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高潮判定标准研究”(2018MZD011)的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4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5页。

　　[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12]《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5]《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567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2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2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30]《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3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3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页。

　　[3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页。

　　[3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3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3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3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56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4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41]《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0页。

　　[4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4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641页。

　　[44]《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45]《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