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两大挫折,先有1930年代前期的王明路线导致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后有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9 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1]

猪队友除了死不回头、死不认错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被特点”的特点也很重要: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选择及其恶果,往往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最爱,所以,各种反共反社反毛势力,无不齐心一致地掩盖猪队友的机会主义特征,协调一致地选择把猪队友的作为说成是代表毛共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来讲述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够实现抹黑效果的最大化。敌对势力想要最大化利用猪队友来实现抹黑目标,而猪队友自身又有着强烈的不认错特点,这样,双方就心照不宣地实现了默契的最优。

在1958 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

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毛主席也有猪队友:一九五八年的那些事儿-激流网

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 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 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 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1、1958 年4 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2]

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3]

3、1958 年8 月6 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4]

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5]

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 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 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

【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一: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

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DXP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6]

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内容,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都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7]

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

【老田按二: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 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 月13 日才实施的(8 月13 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 个团,417 个营,1409 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 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

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1958年3-10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8]

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我们知道“不换思想就换人”所以对“不干就换”很容易理解,而“不通就辩”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通过辩论解决思想问题吗?不是的,安子文的“不通就辩”是推广徐水的“斗争会”的方式,去压服不同意见,毛泽东派了两批人去实地调查,对安子文的“辩论”有一个评论,“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这种野蛮的方式不仅在干部中间进行,还推广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了,对农民说的不同意见也采取斗争会和捆绑殴打的方式。[9]

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七千人大会上“共产风团队”被地县委书记批斗了一通才有所收敛,王任重去湖南讲话阐明新政策才终止了这一次残酷打击。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1958-1962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10]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 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

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11]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

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12]

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13]

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1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上刘少奇和彭真共同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