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

（一）大国竞争中发生对抗性冲突的可能性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得到了发展机遇。这得益于中国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要矛盾，更不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对立面。然而，现在最具本质性的不同，客观地看是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地成为主要矛盾中被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次要方面。当然，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主要方面。而这个条件，就是矛盾双方还或多或少地分处于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是占据核心地位的第一大国，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 40%。⑲ 而在产业资本阶段，中国是第一大国，产业门类最为齐全，装备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 1/3。⑳世界由此形成美国占据金融资本高级阶段，中国处于产业资本次级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源经济低级阶段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据此，全球化之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处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具有经济互补性的利益关系。而且，中国当前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总量上都居世界第一，但之所以仍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主要因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制度权和话语权都是美国这个国家所独占的。

　　中美关系是否会向对抗性冲突演变，也是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这是因为 2007 年次贷危机、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2009 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国沿海被动地发生产业外移的“去工业化”，迫使中国经济迅速向金融资本升级。而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体现为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历经 10 年经验教训后的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为世界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虽然金融资本阶段占据主要地位的依然是美国，但其主要竞争对手已从仅有统一货币而没有统一财政的欧盟转向要件完备的中国。于是，不论主观意愿如何，中国已经成为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

　　概括来说，中国是一个经历民族民主革命而建立起独立自主政权的国家，不是美元金融资本的代理人政权。依托这一独立政权的中国拥有主权货币和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结构，在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依然保持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以及本币未自由兑换，尽管外资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但中国产业资本崛起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以本国货币计价和体现，催生了人民币金融资本的崛起。中国在产业资本阶段走了自己的路，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模式，虽然有不同声音，但任何产业资本的崛起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斗争，包括大规模占有劳动剩余价值，同时占有资源变现收益。社会矛盾是内生的，某种程度上还是尖锐的。

　　而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因被占据单极化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掌控，而具有对下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和能力。比如，美国 2008 年遭遇金融海啸之际连续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增发美元流入新兴市场 , 导致新兴经济体被迫对冲增发货币，使本应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并未发生在美国，而是“通货紧缩”;反过来美国再向全球输出通缩使得全球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工业过剩。2014 年 1 月美国正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㉑，2015 年 11 月中国提出工业供给侧改革㉒ , 先从“三去一降”开始。这个先通胀后通缩的演变，很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处在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被动性。如上所述，2019 年中央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也因为过去应对外资流入而派生了大规模增发货币，创造了过多的流动性，构成金融相对过剩的压力。此前，中国已于 2010 年开始推进金融投资和实体产业“走出去”战略，并在 2013 年以来全面实施“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项目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说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现象，真正的问题仍然产生于，在 21 世纪中国从原来产业资本阶段的竞争迅速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海外布局，演化为世界金融资本及海外投资都是总量最大的国家。2013 年美国在停止 QE 政策之前，已经联合欧洲央行、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几大经济体，宣布将原有的临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无限额、多边的互换协议。㉓这意味着“1+5”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新核心及其运作机制将得以确立——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发生流动性短缺，即要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金融流动性立刻会成为这个短缺国家的金融资本，并且不得提高利率。2020 年 3 月美国连续股市暴跌之后，又增加了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及北欧三国等，扩充为“1+9”，形成“半核心”。㉔

　　在金融资本阶段，本来是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这两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互相争斗。现在，一旦形成重组的金融资本新核心及半核心之后，没有被纳入的、金融资产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使中国上升到了矛盾主要方面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在中国金融资产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同期， 一些西方舆论的“中国威胁论”也随之替代了“中国崩溃论”。这意味着，在新冷战意识形态环境之下参加疫情防控大考，中国人答卷做得无论多好都可能动辄得咎。　　

（二）疫情之下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危机

　　疫情爆发对中国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和全球化危机有怎样的关系?

　　我们是按照全球产业布局形成的产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上其他国家的生产停滞，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假如疫情继续，企业难以为继，大量的打工者将面临失业，接着贷款就会变成坏账，银行的不良率会显著增加。何况全国各省政府财政在 2019 年已经出现一定亏损，在 2020 年财政赤字率进一步上调㉕的预期下，将会派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目前，西方都在“量化宽松”使流动性充裕，也因此更要谨防金融资本恶性扩张造成全球化危机的代价向外转嫁。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投资商将增加的流动性的 60% 以上投到海外，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市场、粮食期货市场等各种利于跨国资本投机的市场，于是美国很快度过了这场危机，因为它本来就是靠金融资本全球化形成全球掌控能力的。但接着就导致生产性国家相继陷入危机——大量流动性输入到石油、粮食期货市场上，导致价格陡涨，像中国这样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和原材料的国家也遭遇输入型通胀，而北非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 2009年发生了饥荒，进而是社会不满引发 2010 年的“颜色革命”。

　　当上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过剩金融资本造成全球通胀，在通胀压力下资本就会流出成本升高的实体经济。当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时，2009— 2010 年在中国发生了大量资金析出实体进入虚拟经济。大家应该还记得某某炒房团、炒股团的说法，甚至整村人凑钱组团去炒。当时投机经济在中国四处泛滥，宏观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尽管官方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但是有钱人会投资遭遇通胀的实体经济吗?客观规律左右着人的行为。2008 年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时，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将石油收归国有，油价一暴涨，查韦斯就可以让贫民窟的老百姓得到政府因石油收入大幅度增加向他们转移的福利，帮贫民窟建房子，办企业，搞社会组织，也可以援建其他拉美国家。俄国也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占有了大量收益，从而有条件扩大国内的福利。

　　客观上看，中国正处在产业崛起的过程中，产业资本发展趋势尚未停下来。但随着通胀导致世界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因外需下降而面临不景气。对于这个困境，中国大规模启动新农村建设， 接着是乡村振兴战略，把产业过剩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有点像当年“罗斯福新政”的做法。不少人批评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投资却没效率，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实，把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及农村基本建设，短期内能产生收益吗?能产生税收吗?当然都不能。往农村修路通电这些事儿不太可能由私人企业干。中国现在基本上做到了 99% 的农村通路、100% 的农户通电，往农村通电，能向农民摊收设备费吗?不能。往农村修路，能向农民收过路费吗?也不能。这些市场无效率的投资大部分是国企在做，同时也为上游的设备制造业开拓了市场。

　　2008 年美国爆发危机先造成通胀后造成通缩的时候，中国是先进口通胀后进口通缩，但毕竟把实体经济维持住了没垮。

　　然而，美联储无限量 QE 放出来的巨量美元货币向何处去?我们看到为了应对此次危机，美联储直接入市买入资产。从最初买入美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为主，到现在开始买入公司债券甚至垃圾债券。有分析预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今年将扩张至 10 万亿美元。㉖美国股市也因此暂时摆脱了恐慌情绪，债券市场也暂时稳住了。美联储紧急降息 100 个基点至零利率后，2020 年 3 月 25 日，1 个月与 3 个月期的美国国债出现了利率为负的情况。㉗既然投资美元资产可能会亏钱，金融资本必然寻求稳定成长的市场。在美元计价资产成为不稳定资产的同时，人民币计价资产受到青睐，大量资本涌入中国。㉘

　　如果找不到具有稳定收益的外部市场，这些过剩的美元资本很可能继续进入到美国金融市场空转，比如回购股票吹高股市泡沫，变相发放次级贷款催生资产证券化泡沫，以及催生各种垃圾债券的发行泡沫等。可以想象，负利率的外国资本对于仍然有正回报率的中国敞开国门的需求会多么强烈。4 月 1 日起，中国金融市场如约开放。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被取消。高盛马上就宣布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将在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从 33%增至 51%㉙，成为继瑞银证券之后，北京第二家增持合资证券公司股权以实现控股的外资金融机构。被动处于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矛盾非主要方面的中国，似乎正在竭尽全力跟上矛盾主要方面的制度改革要求，再现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的“谁也离不开谁”……

　　回望 2008 年金融危机美联储三次 QE，这些美元资本通过机构投资者之手涌向全世界，主要是新兴经济体，但很快在 2013 年新兴经济体就遇到严重经济危机。㉚ 2014 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经济新常态㉛ ;2015 年，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始工业供给侧改革“去杠杆”;㉜同年开始放开股票社会融资，旋即发生股灾，蒸发掉 21 万亿元。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放开金融市场的同时，必须谨防输入型风险，防止外资不是进入实体，推动产业升级，补充产业链，而是大规模进入虚拟经济，兴起投机风潮，致使一些实体恶化、出现衰败迹象。我国目前已经处在资本过剩阶段㉝，政策也需要随着资本短缺时代向资本过剩时代的转变而及时调整。越是危机时刻，越是需要冷静判断。　　

（三）中国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和战略耐心 ：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或是出路

　　在西方，产业资本“过剩”曾使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走向了大规模战争。那么，在三大资本都过剩的今天，中国将走向何处?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危机之中，不可能靠造成危机的资本主义方式去解决。中国正在做出战略调整，几届领导集体都强调生态文明转型。但以前被西方主导的人类资本主义历史各个阶段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今天中国的调整对人类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

　　中国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源自中国在产业资本阶段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发达地区越是搞“一小时经济圈”，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越是意味着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将混合成为重度污染。气候不断暖化，就不断地把造成的混合污染裹挟进暖湿气流往北推，每过一个工业带就叠加一层污染，到了津京唐上空可能就成了重度污染。

　　对此，我们的政策不断调整，从“以人为本”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并且从过去强调“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直接改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㉞，最终实现资本为生态服务，达到“生态资本深化”㉟。

　　可见，资本主义框架下制度权和话语权缺失的中国，在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话语系统已转，不仅超越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阶段，而且由于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定，使中国有了跳脱被矛盾主要方面锁定竞争领域的外在条件。

　　既然提生态化，那么生态在哪?在乡村，因为山水田林湖草都在乡村。国家生态化转型要求的最重要改变，就是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平面资源开发改为空间资源的立体开发，这完全不同于原来产业资本为主的工业化时代，当然，也就不同于金融资本时代的虚拟扩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求的是空间资源的立体系统综合开发。只有乡土社会才是一个自然资源循环往复的生命过程，它存在着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所以乡村振兴才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有机载体。

　　我们以往的产业化农业是在石油、化肥等能源和原材料充分供给、物流通畅条件下形成的。但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和新冷战划线极可能导致被“脱钩”的情况下，未必还能延续。因此，建议及早做好“备胎”，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那块土地——乡村，形成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就有可能产生机会收益空间。

　　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在乡村也最为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农村的货币化程度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充分、非标化的资源性资产定价不充分，农村的资源、土地、产品、商业服务等价格远低于城市。如果国家的货币增发从锚定外汇改回到锚定主权范围内的生态资源资本化，就能够以合理的方式把资金导向乡村，这样既可以发挥生态化战略配套的金融工具的长处， 让资金流入乡村促进数百万亿空间生态资源货币化和实现生态产业化，同时也可使农民获得生态产业化吸纳货币增发的财产性收益，还可抑制被动脱钩的总体制度成本上涨。㊱

　　(本文由张俊娜根据温铁军2020年2月17日和3月2日两次演讲整理、修改并补充而成，何志雄、陈冬梅、王鑫参与了修改和讨论。因篇幅有限，文章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