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尾注》与Aaron Benanav共同创作

　　译/怀谷

　　原发表于《尾注》第二期(2010年)，点击阅读原文跳转

　　本文共1.77万字，通读需要约55分钟

　　我们习惯透过老一代的周期理论来解释当下的危机。主流经济学家围着复苏的“绿苗”团团转，而批判性的批判家只去问“恢复”增长是不是还要再久一些。确实，如果我们从商业周期理论甚至长波理论出发，就会很容易假定泡沫破灭后就是繁荣，规律得跟钟表一样，而经济下行总是为反弹式上行“铺好道路”。但是，将来一旦这团乱码解开了，我们有多大可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新黄金时代?

　　我们可能首先想起来，上一个黄金时代(大概1950-1973)的奇迹时光所依赖的不仅是世界大战和国家开支大规模增长，还有人口史无前例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事实证明，农业人口是“现代化”征程上一个潜在的武器，因为他们为新的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来源。1950年，德国有23%的劳动力被农业部门雇用，法国有31%，意大利44%，日本49%。到2000年，他们的农业人口都不到5%。[1]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资本的处理方法是将城市无产阶级驱逐回土地那里去，还会将他们输出到殖民地。资本在迎来殖民扩张的极限的同时消灭了传统核心地带的农民，因此也消灭了自身传统的复苏机制。

　　与此同时，把那些早已被赶出农业部门的人们吸收进去的工业化浪潮，在197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极限。自那时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雇用数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下滑。过去30年来，制造业雇用数下滑了50%，这个幅度相当于这些国家总雇用数的1%。就连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比如韩国和台湾的工业相对雇用数，也在过去20年出现了下滑。[2]同一时间，非正式行业的低工资服务业工人数与贫民窟居民数出现扩张。在那些相较萎缩行业的需求而成为多余的人看来，非正式行业是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危机趋势，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动的定期下行这个范围。这个趋势将自己暴露得最猛烈的地方，是工作生活的永恒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性区别——也就是好收成了可人们会挨饿，人们对产品有需求了可生产资料一动不动——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一刻。这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在货品丰富的情况下，职位稀缺的情况被持续再生产出来。正是这一场危机的动力，这一场劳资关系再生产的危机的动力，成为本文探讨的对象。

　　[1]FAO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FAOSTAT (2009).

　　[2]Robert Rowthorn and Ken Coutts,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70, May 2004), p. 2.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资本的结果尽管复杂，却只有一个本质性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缺少直接渠道，去获取他们认为是生活必需的货品，同时人们要发现，这个渠道只能通过市场的中介实现。由此才有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本身，起初它所指的是罗马城市里的无地公民，他们没有工作，于是先被国家配发面包和竞技场驯服，最后成为了雇佣兵。但是，无产阶级的条件在历史上并非普遍：纵观历史，全球的农民都能直接使用土地，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夫或者牧人，即便他们几乎总是被迫将一部分产品交给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由此才有了“原始积累”的需求：把人们与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然后产生出对商品交换的全盘依赖。[1]在欧洲，这个过程是在50和60年代完成的。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过程现在才开始接近完成，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局部和中国是例外。

　　起初是将人们与土地相分离，这一步一旦达成就无法休止。为了让资本和“自由”劳动能在市场时时碰面，这个过程必须恒久重复下去。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劳动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缺少生产资料的直接使用权，他们要希望用工作交换工资。另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商品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已经获得工资，他们要希望用金钱换取货品。缺少这两个条件，资本就受限于自身的积累能力那里，既不能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大规模出售。1950年前，英美之外大规模生产的规模受限制，正是因为市场的规模有局限，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一个巨大的，可以说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他们并不主要依赖工资生活。战后时期的事情，就是全球剩下的农民被趋势性消灭，他们原本自给自足，后来就只是拥有土地，自己在上面工作的农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再生产”一章那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性特点。我们会将这个概念放在生产-消费的整个周期当中，解读为资本与工人关系的再生产。[2]简单再生产的维持不是出于“习惯”，也不是因为工人拥有了虚假或不充分的意识，而是因为物质驱动。这就是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总的来说只能购买一部分自己生产的货品：

　　[资本]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3]

　　所以，资本的积累不是生产领域或者消费领域的组织问题。过分强调生产或者消费就会倾向于产生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片面理论，也就是“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雇佣劳动架构起整个再生产过程：工资将工人分配到生产中，同时分配工人的产品。这是资本的不变量，独立于地理或历史的特殊性。再生产如果崩溃，创造的既是生产过量的危机，也是消费不足的危机，因为两者在资本之下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从简单再生产结构的展开前进到危机理论。因为，简单再生产就其本性而言，同样是扩大再生产。正如劳动必须回归劳动市场来补充工资资金，资本也必须回归资本市场，将自身利润再投资到生产的扩大之中。所有资本都必须积累，否则就会落后于同其他资本的竞争。竞争价格的形成加上行业内可变成本的结构，两者导致行业内部的利润率出现离散，这又会相应地驱动以效率提升为目标的创新，因为通过将成本压低到行业均值以下，企业要么可以囤积超级利润，要么可以降价来赢得市场份额。但是，成本下降无论如何都会导致价格下降，因为行业间的资本流动会导致行业内利润率趋同，此时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发生运动，供应(和价格)因此上下变动，导致新投资的回报围绕行业内均值而波动。资本的这种恒久运动还将减少成本的创新扩散到各行业，从而建立了利润力的规律。这个规律迫使所有资本去最大化利润，而不论自己身处的政治和社会参数。相反，如果利润力下降，那么为了重建积累，就只能进行“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为利润力重建条件。

　　只是，这个增殖过程的形式主义概念没有把握到马克思的分析所落脚的历史动力。利润力规律本身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因为规律还需要新工业和新市场的出现。利润力的升降充当了资本家阶级的信号，表明特定行业已经发生创新了，但是，重点是假以时日，产出的构成，由此也包括雇用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曾经占据大部分产出与雇用数的工业增长放缓了，而新工业在两者中的份额正在增长。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独立于供应的决定因素之外，需求有哪些决定因素。[4]

　　需求会随着一定产品的价格而变化。价格高了，产品就只有富人去买。随着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积累起来，价格就会下降，将产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在这种转变的转折点，创新会使一定产品的市场巨大地扩张。这种扩张伸展过了现有企业的产能，价格下降的速度就比成本下降慢，导致一个时期的高利润力。于是资本涌进行业，把劳动也捎带上。不过在某个节点，市场就到达极限了，也就是说，市场饱和了。[5]这时候创新使总产能涨超了市场规模，价格下降的速度比成本下降快，导致一个时期的利润力下降。资本就会离开行业，驱逐劳动。[6]

　　这个经济学家称为工业“成熟”的过程已经发生过许多遍了。农业革命首先在早期现代的英格兰爆发，最终触及了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极限。劳动过程创新，比如将零星的土地持有整固，废除敞田制，按照自然优势区分土地使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意味着劳动与资本都被系统性地赶出了农村。结果英格兰迅速城市化，伦敦成为了欧洲最大城市。

　　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动力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了。工人被迫抛出农业以后，不是任由他们在城市永远懒散的。他们最终被承担了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行业，特别是在不断增长的纺织业从羊毛过渡到棉布的时候。但是要再次说明，劳动过程的创新，比如珍妮纺纱机，走锭细纱机和蒸汽动力改善，这些意味着纺织业也开始抛出劳动和资本。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的行业，它们占总雇佣劳动和总积累资本的比例出现下滑，这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行业铺好了道路，比如化学、通信、电力和以引擎为动能的商品。正是这种劳动与资本的运动根据不同的利润率反复出入，保证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延续下去：

　　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膨胀]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7]

　　从这个角度看，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的持续再生产。由于利润力下降而无法在某行业上再投资的资本，将根据劳动市场的情况，寻找被其他行业抛出的工人。这些资本和劳动的“自由”量，此后会在利润率更高的扩张中的市场寻求雇佣，又或者在全新的生产线上联合起来，为尚未存在的市场制造产品。越来越多的活动由此被归属为资本主义的增殖过程，商品也从奢侈品市场扩散到大众市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里描述了这个过程。[8]他注意到，旧行业的收缩甚少顺利平和，通常伴随着工厂倒闭破产，因为在竞争性的价格战之中，资本会试图将亏损相互转移。当多行业同时收缩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少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一套相互联系的技术创新)，衰退就成为必然。熊彼得将这种资本与劳动的脱节称为“创造性毁灭”。“创造性”不但指毁灭受创新的刺激，还因为毁灭为新投资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在危机之中，资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折价以后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可见衰退犹如森林大火，为新芽的成长铺好了道路。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类似熊彼得周期性增长理论的东西，只不过往里面加上工人的抵抗(可能还有生态的极限)作为外部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危机理解为自我规范的机制，这个观点还有一个信念的补充，就是认为危机为劳动获得权力(或者为修正资本主义的生态毁灭趋势)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时候，“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只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没有包含“内在”动力和“外在”局限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内外，将自己彰显为自己的局限，这种彰显不是通过繁荣与破灭的周期，而是通过资本自身的积累条件的长期恶化实现的。

　　[1] 这不一定通过马克思所描述的暴力手段来实现。20世纪有许多农民所以丧失土地的直接使用权，不是因为充公没收，而是因为在土地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他们持有的那部分被超额划分了。小农由此越来越依赖市场，从而在面对大农的时候处于劣势，最终失去土地。

　　[2] 马克思有时候将简单再生产处理为抽象的思想试验，也就是不增长的资本主义，但如果止步于此，就会错过概念要告诉我们的积累过程的内在机制。简单再生产一章的结论是：“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66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661-662页。

　　[4] 由于认定了新古典主义对这个话题有垄断权，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避开需求问题，但是马克思没有如此矜持。扩大市场的驱动，为市场份额而斗争，这是价值规律生效的根本，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496页。

　　[5] 饱和不是产品买卖的绝对数量的问题，而是产能的增长率与需求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变化的问题。

　　[6] 这个过程只应用于消费品产业。资本品产业的趋势是按照每个周期里“领头”的特殊消费品需求，出现扩张和收缩。不过这两个“部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我们会表明，第一部类的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可能会导致第二部类的“产品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市场。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729-730页。

　　[8] Joseph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Martino Pub, 2005).

再生产的危机

　　人们通常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笔记中寻找周期性衰退的理论，恩格斯正是将这些笔记编辑整理成《资本论》第三卷的13-15章。在那里，利润率在各行业趋同的趋势，再加上所有行业的生产率的上升趋势，被理解为是利润力在全经济范围的趋势性下降的原因。几十年争论的中心就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在这一点之上才有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以及各种趋势与反趋势相互交织的情况。不过，参与争论的人通常忽略了一点：资本的这同一个构成还支撑了另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通过周期性危机与长期危机趋势表现出来的，可以解读为马克思对上述构成有更多思考后的二次构建。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

　　这一章紧接三章关于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容，一般被人们解读为开放性较弱。读者只关注马克思的第一部分论证如何阐发工资率的内生决定因素。马克思在那里表明，通过对某种程度的失业进行结构性维持，工资被限定在符合积累的需求的程度。失业人员的“产业后备军”随着劳动的需求增加而收缩，相应导致工资增加。工资增加随后会侵蚀利润力，导致积累放缓。随着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后备军会再次增长，此前的工资增长也会消失。如果本章的论证只有这个，那么“一般规律”就只不过包含了简单与扩大再生产理论的一个脚注。但是，马克思正要开始展开自己的论证。如果失业人员往往被资本主义的循环重新吸入，成为产业后备军，也就是说依然失业，但对劳动市场的规范来说必不可少，那么他们同样往往超出这个职能，重新确认自己是绝对多余的：

　　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与自身的增长天然相伴，这个规律就是：资本产生在工人群众当中生产出相对多余的人口，这些多余人口往往成为常备的过剩人口，对资本的需求来说绝对多余。[3]

　　马克思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即便马克思描述的趋势在失业性复苏、贫民窟城市和稀缺一般化的时代当中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也不是直接明了。马克思在第一卷法文版里有更清晰的论证。他在那里注意到，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积累必须继续维持就业的速度就越快，“社会资本的增长本身会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源泉，而这些技术变革又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这不仅仅是特定的高度集中的行业的特点。随着积累的继续，“大量增长”的货品拉低了利润率，加剧了各行业的竞争，促使所有资本家去“节约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4]

　　那么新产业呢?新产业不会收纳闲置的就业吗?马克思透过商业周期的整个运动内外，辨认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向，这将导致新行业与旧行业的劳动需求同时下降。“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5]这就是“一般规律”的秘密：能节约劳动的技术，具备在行业内外一般化的趋势，导致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除此之外，这些创新还无法扭转，要是利润率恢复了，这些创新就不会消失(我们确实会看到，恢复利润力的条件通常是在新产业或者扩张中产业那里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如此不受节制的劳动需求相对下降，有剥离资本积累从而成为绝对的风险。[6]

　　马克思不是从价值规律的抽象分析中简单推演出这个结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13章试图为这个趋势提供经验材料。在那里，他提供了英国1861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数据表明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新产业，从雇用数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很大”。他给出的例子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这些都是高度机器化和相对自动化的流程，它们的总雇用数不到10万人，相比之下，纺织业和金属业的劳动力超过100万人，由于引入了机器，他们正在经历萎缩。[7]只看这些数据就能清楚这一点，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的产业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们对劳动的吸收远不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马克思在25章进一步提供了数据证明，1851-1871年间，雇用数字在尚未成功引入机器的旧产业那里继续大规模增长。可见，马克思所预期的这个长期走向，也就是劳动需求先是相对下降然后绝对下滑，是出自他当时能获得的证据。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所说的那种生产危机、消费危机甚至积累危机。从这些周期性危机涌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长期危机，是劳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的危机。如果扩大再生产表明了工人与资本被萎缩的行业赶出以后，会到新行业或者扩张中行业另谋出路，那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要预示的，就是假以时日，无法重新将自己安插到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工人和资本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在趋势上会变成自己再生产的过程的外在因素，这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不但脱离了再生产资料，还脱离了工作本身。

　　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们被下降为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成为工人，因为他们工作了就会损害自身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雇佣劳动离不开资本积累，也离不开节约劳动的创新积聚，这些积聚假以时日会减少劳动需求。“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8]似乎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引发的货品丰富一定导致岗位丰富。但是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货品因此才会丰富——只能表现为岗位稀缺，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危殆就业。[9]

　　马克思对一般规律的说明，本身是对23章开头的论点进行的再说明和戏剧性展开。他在那里有点武断地写道：“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论点意味着资本的扩张使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张成为必要。但是，无产阶级不等同于产业工人阶级。按马克思在本章的结论所论述的那样，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在过渡之中的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工人阶级，是具备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趋势的阶级。这个解读的支撑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提供的唯一的无产阶级定义，就在上述论点的脚注里：

　　“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10]

　　[1] 第一卷虽然卷数上更前，但该卷写于1866-1867年，与大部分材料写于1863-1865年的第三卷相比，第一卷的版本要后于第三卷。因此，对第一卷23章和第三卷15章之间惊人的平行进行考量是合理的，这里的前提是，马克思将第三卷的关键要素引入了已出版的第一卷，因为他料到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第三卷相当困难。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742页。

　　[3] 这种过剩人口无需完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外”发现自己。资本可能不需要这些工人，但是工人还是要工作。因此他们被迫献身于各种形式的最痛苦的工资奴役，这些奴役具备小生产和服务业的形式。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本段引文出自674页、675页、67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724页。

　　[6] 马克思有时候会将这展望为革命性危机：“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29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513-514页。

　　[8] 同上，727页。

　　[9]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减少的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数，而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数。不过，因为资本家的所得利润来自应付给工人的工资之外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不会关心减少每个工人的单独工时(当然了，除非国家或者工人暴动迫使他们这样做)。除非工资相应减少，否则减少工时将直接侵蚀利润。可见，由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资本家必须裁减个体而不是每个个体的工时，从而减少相对于剩余价值的劳动成本，将大量个体推上街头。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709页。

从再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解读《资本论》的影响已然明了，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遭到忽视，因为在“贫困化命题”的名义之下，这个规律在20世纪前后屡屡被人采用和抛弃。人们认为，马克思的失业率增长、工人人口的贫困化因此加剧这个预期，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互相矛盾：马克思死后，产业工人阶级既增长了规模，生活标准也有提升。不过，除了这些趋势通常被过分宽泛化以外，近期出现的趋势反转也使贫困化命题更有说服力了。过去30年，我们见证了全球产业工人的相对数量出现停滞。低薪服务业部门已对高GDP国家产生不可小觑的改变，而在低GDP国家，贫民窟居民与非正式工人则出现难以匹敌的爆发。[1]那么贫困化命题终究是不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问题。问题应该是：这个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马克思在1867年就常备的过剩人口有过写作。只是他描述的趋势，是新产业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对旧产业机器化后抛出的资本与劳动，在比例上吸收得少一些，而这个趋势在现实中和他预见的不同。我们在下图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在他的时代在英国是正确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的上升中产业——比如化学、铁路业、电报业等等——无法填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雇用数下滑。结果，制造业雇用数的增长率出现稳步下降，在20世纪初还似乎固定为绝对下降趋势。马克思没预料到的和1890年代的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同时吸收劳动和资本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得以将增长率的下滑推迟了半个世纪多。这些新产业以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为主，它们的增长依赖了20世纪的两项进展：国家在经济管控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消费者服务转型为消费者商品。[2]

　　图1：英国制造业雇用情况(1841-1991)

　　来源：Brian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2005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马克思在1860年代写到的新兴产业——煤气厂、电报业和铁路业(我们只会再加一个电力)——在当时已经开始向消费者供给。只是这些技术产生的消费者服务，起初只是给富裕精英保留的享乐，后来与向产业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提供的服务相比，也只居于次位。铁路业出现的时候是采矿业内部用来节省劳动的创新，后来才延伸到其他产业。铁路业成为消费者服务，要到全国性的铁路基础设施在国家支持的卡特尔发展之下实现扩大的时候。即便成本下降，通过铁路实现的机器化交通也向越来越多人开放，但是这个消费者服务依然保留了起初在产业内部作为“流程创新”而使用的时候许多特点。客货两用的全国性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资本与劳动，但是在随后相对自动化的流程那里，并不需要那么多资本和劳动进行维护。[3]

　　在国家道路资金的补贴之下，突飞猛进的汽车业最终将机器化交通这项消费者服务转变为一种货品，可以供个人消费购买。产品的这种分类和复制，也就是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转变为吸收资本与劳动的“产品创新”，意味着这个产业能够随着市场扩张而吸收更多资本和劳动。电报业向电话的转向也是类似的情形，电子制造业到消费者电子产品也一样。在这些情况之下，某种集体消费的服务(通常从产业内部的中介服务脱胎而出)转型为一系列供个人购买的商品，由此而开辟的新市场随着成本下降和产量增加而相应成为大众市场。这就为20世纪的“大众消费主义”提供了基础，因为即使生产率的增加减少了生产的相对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人获得稳定的就业以后，这些新产业还是能够同时吸收大量的资本和劳动。

　　不过，正如在这过程背后支撑着的史无前例的国家赤字所表明的那样，资本并没有内在一致的趋势，能够允许产品的每一代持续出现创新，从而抵消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相反，产品创新本身的目的通常就是流程创新，致使手段只能加剧了起初的问题。[4]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产业在1960和70年代开始抛出资本和劳动的时候，微电子等新行业即便在几十年后也没能吸收这些过剩。诸如上文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创新，是涌现自产业内部和军队内部的特殊流程创新，要到近期才转型为多样的消费者产品。从产生新就业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向的难处不仅在于监控软件市场很难，还在于微电子所产生的新货品，它们吸收的资本和劳动量在趋势上变小了。诚然，电脑本身不仅降低了劳动门槛(限制在全球少数工厂的微芯片产业，机器化程度高得难以置信)，还通过迅速增加自动化的程度，降低了各行业的劳动门槛。[5]所以，电脑产业的崛起并没有如熊彼得预料的那样，复活了某个停滞的产业部门并恢复扩大再生产，而是正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助力了去工业化和积累规模的减少。

　　[1] 我们在本文一般用“高GDP/低GDP”(即人均GDP)来描述世界的分野，一边是富裕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是贫穷的多数国家。我们用这些不尽人意的表达，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分野不同，与令人生疑的政治和理论分析之间不存在联系(比如第一/第三世界，核心/边缘，发达/欠发达，帝国主义/被压迫)。

　　[2] 我们在下文只会处理后一种现象。关于前一种现象，见下文“论新住宅问题的笔记”。

　　[3] 铁路交通向消费者提供的时间经济，和向资本家提供的时间与劳动经济之间的差别，本身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时间观念逐渐统治社会而消失。这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稀缺资源，要以最大效率来分配。

　　[4] “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和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726页。

　　[5] 见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