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各国共产党的反思和探讨

　　作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分水岭上的标志性事件，柏林墙倒塌因其政治象征意义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左翼政党、智库、报刊、网站以及一些独立左派学者，聚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围绕其前因后果进行了阐释和评析。当代西方左翼构成复杂、成分多元，对相关具体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捍卫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坚持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上表现出一些相似性和共同特征。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30年之际，西方左翼对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反思与前瞻，有助于我们多视角、多维度地探究历史真相，更加全面地认识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汲取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探索社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复兴的道路。

　　一、修建柏林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

　　结果

　　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一个重要话题引发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辩护，即民主德国到底因何修建柏林墙?2019年西方主流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将主要原因归结为“阻止东部共产主义地区向更繁荣的西德地区人员外流”“防止民主德国人口大量移民到西柏林的民主飞地”[1]，因而柏林墙也被渲染为民主德国人民通向“自由的阻碍”，是社会主义“独裁”“暴政”“压迫”的象征。

　　西方左派反对这种偏狭地归咎和指责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立场。意大利共产党批评西方媒体既不做任何分析，也不考察历史，直接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恐怖和黑暗，将柏林墙极化为“邪恶社会主义”的象征，企图在整个欧洲和西方构建一种虚假的大众意识。[2] 希腊共产党的批判更加直接激烈，斥责其为“帝国主义谎言”，是资产阶级宣传的典型错误观点，认为30年来资产阶级史学和媒体一直在反共框架内对柏林墙历史进行一场扭曲的战争，目的是诋毁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企图操纵舆论，尤其是针对青年一代。[3]

　　在这个问题上，多数西方左派倾向于进行更具综合性的考量，强调柏林墙“决非只是每到周年纪念游行时为证明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所谓优越性的极权主义支柱”，其修建是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导致民主德国长期发展困难的结果。美国共产党人约翰·沃克西在美共网站“人民世界”刊发文章提出，民主德国当时面临九大不利因素，包括经济基础薄弱、外部政治和经济封锁、国际局势紧张、富有经验的人才外流、不公正的贸易竞争关系、不公平的汇率体系等，因而强调修建柏林墙是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应对这些困难局面的举措。[4] 维克多·克罗斯曼是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亲历者，也是西方左派中有影响的民主德国历史研究者，他在20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叛逃者：从哈佛到马克思》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和西德采取多种策略破坏民主德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美苏军事紧张关系加剧等因素，最终导致民主德国在1961年修建柏林墙以拯救国家免于崩溃。[5]

　　还有不少西方左派站在维护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立场，捍卫“反法西斯屏障论”以及修建柏林墙的积极后果。如葡萄牙共产党和爱尔兰共产党都强调，修建柏林墙是安全和主权行为，是民主德国针对西方进攻政策的防御性措施，是为确保社会主义安全所做的努力。[6] 英国共产党《晨星报》也刊文认为，德国的内部边界是冷战中一个危险的引爆点，规范边界(修建柏林墙)既稳定了政治体制，又是民主德国经济奇迹般复苏的基础。[7]

　　二、柏林墙倒塌在苏东剧变中的地位及其性质

　　如何认识柏林墙倒塌?这是西方左派集中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当前西方左派大都认同柏林墙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标志性屏障，并强调柏林墙倒塌在整个东欧剧变中具有关键作用，引发了战后欧洲地理版图的唯一重大改变，是1989年发生在整个东欧的一系列事件的缩影，是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终结以及东西方冷战结束的开始，等等。

　　在以柏林墙倒塌为代表的东欧各国剧变的性质问题上，西方左派内部有不同看法，“革命论”与“反革命论”是目前存在分歧的两种观点。

　　持“革命论”的主要是第四国际激进的托派社会主义者。但与西方主流舆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出路的“和平革命”“真正的革命”“自由与和平理想伟大胜利”等论调不同，托派社会主义者在根本上否认原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而反对社会主义失败说。比如托派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平等党于2019年11月12日在柏林举行的纪念会议上指出，东欧剧变只是斯大林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失败，而非社会主义的失败。[8] 丹麦托派报纸《革命》编辑玛丽·弗雷德里克森也刊文认为，柏林墙倒塌表明“崩溃的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被庞大的官僚机构增长所扼杀或窒息的共产主义畸形漫画”。[9] 因此，托派社会主义者将1989年东欧发生的系列事件称为“具有反革命后果的革命运动”[10] “争取真正社会主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逆转”[11]，等等。

　　葡萄牙、爱尔兰、美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土耳其、瑞典等多国共产党是“反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强调如果革命意味着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改变，那么1989年柏林墙倒塌就是一场彻底的反革命。比如爱尔兰共产党批判“和平革命论”完全是一种欺骗性描述，认为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解体是在开放边界后西德通过媒体及其在民主德国的同情者发动反革命运动的结果，而两德统一实质上是西德接管了民主德国。[12] 希腊共产党提出，柏林墙倒塌标志着民主德国社会主义被颠覆以及资本主义的复辟，因为“民主与自由世界胜利”的背后是对民主德国公共财产空前“掠夺”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就是大量私有化、数百万民主德国人失业、公立医院私有化以及西德政党和德国跨国公司之间的腐败蔓延。[13]

　　瑞典共产党前主席安德斯·卡尔森也是“反革命论”的支持者。他在新著《革命是一场通往未知世界的旅程》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中的一小撮人从上层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旨在恢复资本主义。卡尔森在该书中还对托派社会主义者等否定原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指出分歧的关键是如何界定“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过程，其核心问题在于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否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如私有财产、市场关系和利润制度。在这一意义上，原苏东国家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无疑是社会主义。同时，卡尔森也反对一些西方左派将原苏东国家定性为“国家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不意味着实行纯粹分散化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必须由中央计划机构负责管理，否则就不会有中央计划。[14]

　　在围绕柏林墙倒塌等1989年东欧事件性质问题的探讨中，不少西方左派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被西方主流社会选择性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事件之初，抗议民众并非要求转向资本主义或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希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官僚制，恢复社会主义的人民参与原则和经济民主，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联系，但后来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主导了运动，导致社会主义发生了灾难性转向。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执委会主席达格玛·恩格尔曼提出，1989年柏林的抗议运动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尝试，曾经为另一个民主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开启过短暂的机会之窗，但却未能走向成功。[15] 法国激进左派经济学家凯瑟琳·萨马丽也认为，1989年终结“两极世界”的历史转型具有模糊性，因为抗议运动既反对执政党的命令主义，也不赞成1989年后引入的主要经济社会变革，因此更接近1968年秋季布拉格反对苏联占领的运动，而非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但这种走第三条道路的萌芽被冷战概念及随后的资本主义转型所掩盖。[16] 捷克学者拉吉斯拉夫·泽曼内克则援引1989年年底关于捷克事件的民测数据，指出当时只有3%的受访者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92%的受访者倾向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或混合制度。他强调，当前西方政治和媒体之所以不去触及这类问题，是因为这类反调会扰乱“天鹅绒革命”的主流舆论。[17]

　　三、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西方左派对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大都不讳言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民主缺乏等，同时还提出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外因论。这种观点关注东欧国家剧变中外部因素的作用，强调美苏关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如罗马尼亚21世纪共产党主席康斯坦丁·克雷图在谈到30年前的罗马尼亚事件时指出，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的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的军事政变，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以意识形态安全换取经济安全，奉行辛纳屈主义，摧毁了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罗马尼亚军事政变是东西方领导的“混合战争”的结果。[18] 泽曼内克也分析了捷克国内的一个重要观点，即1989年捷克事件不是一场广义的革命，而是从捷共手中移交政权，其主要原因是美苏达成共识、戈尔巴乔夫谋求苏联利益，民众抗议在其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19]

　　二是双重因素论。这种观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出发，批判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的问题，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客观上不成熟与主观上能力丧失相结合的结果。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前法国共产党人卢西安·塞夫在2019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今天与马克思一起思考》一书中指出，十月革命标志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开启。列宁在国内战争后认识到苏联不可能在短期内过渡到社会主义，因而通过新经济政策致力于实现向社会主义真正过渡的物质和文化前提，但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践行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相悖的“民族-国家主义”。他认为，物质文化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加之社会主义实践中共产党人在主观上没有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造成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戏剧性假象”。因此，20世纪末以误导性“共产主义”名称死亡的制度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这恰恰也是其死亡的原因。[20]

　　三是多重因素论。这种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发展不是一种线性过程，因此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维克多·克罗斯曼和民主德国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坚持这样一种认识视角。在分析民主德国失败的原因时，他们都谈到了当时所面临的西方威胁、缺乏外援、苏联的限制、经济压力等方面的问题，尤其强调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而加剧的经济困难的影响。克罗斯曼认为，这造成了人们不满情绪上升，增加了民主德国政府合法性的压力，从而形成了难以逆转的“负螺旋”。[21] 莫德罗则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不是真正的经济改革计划，而是源于戈尔巴乔夫所谓“更多民主等于更多社会主义”的计划，没有太多关注经济问题本身，从而使经济以一种越来越分散的方式领导，这导致民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不信任逐渐增加，导致党和群众关系不稳定，最终随着事态发展形成了内爆。[22]

　　在探讨苏东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时，西方左派大多肯定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代给21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约翰·巴切特尔将这些启示全面总结为九个方面，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满足人民需要、经济和政治民主以及保证环境可持续性;充满活力的公民文化以及集体和个人权利;保持反思和灵活性以及进行必要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保证社会主义内部与外部和平;坚持经济开放性;积极应对大众传播革命的新挑战;坚持讨论、辩论和教育以赢得人心。[23] 其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西方左派在深入反思中普遍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深刻指出，前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些党和国家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本民族传统、习惯和特色的好办法。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同的规则和标准。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没有共同的思想政治纲领，而具有广泛的思想和政治多样性。各国、各党应该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来决定其发展道路和方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没有出路。[24]

　　四、转轨30年原苏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1990年，西德总理科尔曾经向东德人民许诺了一个“普遍繁荣”的发展前景。他说：“没有人会比以前更糟，对许多人来说情况会好很多。”[25] 那么，转轨30年是否带来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呢?西方左派对此表达了不同看法。

　　第一，二元世界并存是原苏东地区发展的显著特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名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专家克里斯汀·戈德等对转轨30年进行研究发现，1989年事件的后果是两个世界并存的局面形成。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时期的稀缺性和孤立状态相比，现在的中东欧、中亚社会拥有更多的机遇，确实给少数人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也使大多数人遭受了一场经济劫难，给“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集体心理留下了深深的裂痕。她通过对30年间原苏东国家的过渡性衰退规模与美国大萧条时期进行比较，将该地区划分为三种类型：最成功的国家与大萧条时期类似(人均GDP下降30%);中位国家摧毁了经济，超过了大萧条的深度(人均GDP下降40%，长达17年);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科索沃、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家从未实现经济复苏，人均GDP仍然低于社会主义晚期时的水平。她指出，对这些国家来说，转轨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痛苦，除少数精英外，多数人的收益微乎其微。后共产主义经济灾难造成了数百万计的超额死亡、大规模移民、共产主义时期闻所未闻的社会弊病，如失业、组织化犯罪以及被GDP总量所掩盖的收入两极分化的加剧。由于死亡率上升、生育率下降、移民激增，这些国家成为世界上萎缩最快的国家。她因而得出结论，“过渡性衰退造成的新的痛苦是一种新的记忆，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选择”。[26]

　　第二，德国东西部差距难以弥合。不少西方左派都谈到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发展困境。在他们看来，两德统一本身就不是相互接纳的融合过程，而是西德对东德的吞并，是德国版的“休克疗法”，即资本主义迅速而残酷地引入，从而引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崩溃。这导致德国在统一30年后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在经济方面，东部地区人均GDP比西德低20%，与15年前持平，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人口规模也在不断下降：1989年是1640万人，目前是1360万人，而预计到2035年还将下降25%。[27] 同时，东部人的心理落差也很显著。虽然东部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17%，但其在商业、军事、司法和政治领域的高层职位只占1.7%。2019年的民调显示，只有38%的东部人认为统一是成功的，57%的东部人有二等公民之感。[28] 此外，也有更多人对东部地区的未来前景持悲观看法。2019年4月，德国Ifo经济研究所对德国大学的136位经济学教授进行采访，其中6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趋于一致。[29]

　　第三，怀旧情绪增长与民粹主义滋生的“沃土”。在分析30年间该地区民众的社会心理变化时，西方左派或多或少会提及“对共产主义过去的怀旧情绪”(Nostagia for communist past)或“怀旧综合症”(Nostagia Syndrome)。[30] 西方左派认为这种怀旧情绪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比较皮尤等民调机构在过去30年的统计数据发现，2010年前后的金融危机期间，一些面临严峻经济问题的国家怀旧情绪大幅度攀升或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31] 克里斯汀·戈德等指出，正是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助长了人们对社会的不信任，从而导致民众对社会主义时期安全和稳定生活的怀念情绪不断增长。[32] 经济困难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连锁性后果，即为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众不满情绪而大规模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尤其在德国，经济水平差异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分歧。有西方左派指出，东部人比西部人更强烈地反对德国对叙利亚难民的支持，并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选择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热情。[33]

　　第四，历史修正主义冲击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原苏东地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多次利用甚至滥用历史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这种倾向被西方左派称为“历史修正主义”。[34] 转轨30年间，历史修正主义在该地区大行其道，通过不断篡改、伪造、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否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使反共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废墟中复活，甚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现象，如在诸多原苏东国家，共产主义名称和标志被法律禁止、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等。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被长期扭曲、妖魔化的氛围中，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力量受到颠覆性冲击，这个曾经建立并长期存在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地方，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塞尔维亚学者斯维特拉娜·斯拉普萨克将1989年东欧“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左派力量的发展现状归结为三个特点：一是没有普遍接受的、可靠的左翼意识形态出现，因为这是反共浪潮的主要攻击目标;二是一些左派采用规避机制，将马克思主义拘囿在安全的知识与学术空间，以确保其作为必要的客观方法和防止政治庸俗化;三是青年左派或沉溺于激进思维，或融入无政府主义、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团体。[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