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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真相

2020-10-30 22:0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088| 评论: 0|原作者: 刘小枫|来自: 保马公众号

摘要: 改开以来,一些历史学家通过爬梳历史材料,重构了一个苏联怂恿朝鲜开打、中国莫名其妙出兵的冷战叙事,旨在瓦解原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叙事。这种史观正与美国史学界的正统史观不谋而合。刘老师指出,要理解这场战争,关键在于当事者的政治身份差异。

  肃剧式的政治史学与战争真相

  为了揭示战争与文明的关系,古典学家汉森从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战争中挑选出9个战役(从萨拉米斯海战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的“春季攻势”),通过叙述这些战役,汉森完成了一项在他看来有教益的世界史研究。

  汉森没有以朝鲜半岛战争中的某个战役为例,但在说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时,他将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与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远征”相提并论。[47]汉森的类比似乎不经意,但并非不准确。毕竟,“西西里远征”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本质导致的结果,也是雅典城邦走向衰落的开端。汉森未必想要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是美国民主政制的本性导致的结果,也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开端,但他的说法难免让人有这样的联想。因为,在与汉森的大著同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中,汉森的文章《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战争》被排在了首位。

  这部文集来自美国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1995),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会议主题“民主与战争: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比较研究”出自古典学研究的目的,与会者中的古典学和古代史学者占一半以上,其余为研究国际政治和东亚文化的学者。文集编者在“引言”中说:

  这种比较研究让我们首先回到了一个对古典学者来说是持久的问题:古代希腊与现代西方究竟相似还是截然不同?[48]

  美国的古典学者正确地看到,朝鲜半岛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最大或最为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让民主政制面临考验(test of democracy)。毕竟,在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半岛战争无异于把雅典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thenian democracy on trial),同样,朝鲜半岛战争无异于把美国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merican democracy on trial)——尽管在具体提到这场战争让美国政体面临的问题时,美国古典学者的表述未必准确(同上,页12-13)。

  荷马李有良好的古典学养,即便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制,他也没有忘记修昔底德的政治见识:

  一个人民有选举权的国家,其品性并不比人民的品性更高。没有哪个共和国能摆脱民众的动机、激情、野心、仇恨或不法行为。(荷马李,页50)

  汉森还说,修昔底德“对西西里战事的记载,就像是一出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汉森,页572),这让笔者感到惊讶。“悲剧”这个语词用在这里未必恰当,若用“肃剧”的译法更为恰当:朝鲜半岛战争不是历史悲剧,而是历史肃剧。

  古希腊的三大史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和纪事作品的最高典范,而它们无不具有戏剧品质。荷马的两部“史诗”基于特洛伊战争,但叙述的主线并非编年体式的纪事。若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起来看,人们还可以说,荷马笔下的叙事重点并非是特洛伊战争的过程本身。毕竟,通过记叙奥德修斯在战后返乡的归程,荷马呈现了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49]

  希罗多德的《原史》记叙了距离他仅半个世纪之遥的希波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在他笔下仅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如果说修昔底德笔下的纪事具有肃剧性质,那么,希罗多德的纪事则具有谐剧性质。通过“万花筒”式的叙事,希罗多德的纪事(史书)与荷马的纪事作品一样,将战争志提升到了政治哲学高度:不同文明政治体具有何种德性品质,是战争纪事要揭示的最重要的历史真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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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罗奔半岛战争(公元前431–前404)

  对于如何通过记叙一场战争来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修昔底德有更为明确的自觉意识。[50]《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第一卷中的一些说法表明,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后来亚里士多德对诗 – 纪事[史] – 哲学的区分。史学家记叙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所谓“已经发生的事”),很难触及普遍性的问题;哲学探究普遍的、理想的东西(严肃、高贵的事情),从而远离或超逾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诗介乎两者之间,通过虚构个别而且偶然的事件(所谓“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呈现普遍而又严肃的事情。因此,诗要比史述更热爱智慧、更严肃,笔下的事件更具普遍性。[51]

  修昔底德虽然算得上亲身经历过伯罗奔半岛战争,但他的史书不是编年史式的纪事,或者说他并不是仅仅关注战争过程本身,而是关切更为普遍的战争真相。记叙战争就得述及对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战役、条约、谈判等等,而修昔底德所挑选的事件往往并没有对战争进程产生直接影响,至多只能说折射出整个战争。比如,他所记叙的演说辞占全书五分之一篇幅,虽然对展现战争实况谈不上重要,却对理解这场战争甚至理解其他战争十分重要。

  霍布斯年轻时阅读修昔底德就注意到,撰写史书最重要的是将“真相”和“修辞”结合得天衣无缝:

  因为,真相是其史书的灵魂,而修辞则构成其史书的身体。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仅仅只是史实的片段,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则无法给人教导。[52]

  从今天的史学分类来看,收集史实属于实证史学式的研究(包括查阅档案),叙述性的纪事属于霍布斯所说的“修辞”。[53]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主要呈现为两种样式:要么是叙述性的纪事,要么是实证史学式的研究。无论纪事还是实证研究,都得凭靠各类史料,只不过前者偏重记叙战争(战役-战斗)的具体过程,后者偏重考证战争的起因及其演化的关键环节。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遑论结合得很好。如今,史学家面临的实证史学的压力相当大,肃剧式的历史探究还有可能吗?

  19世纪的古代史家考克斯(1827-1902)是英国人,他不像后现代的古史学家那样,致力于凭靠考古学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重构希波战争的历史真相,而是通过重述希罗多德的叙事,把正在走向世界帝国的英国说成希罗多德笔下的雅典。

  按照考克斯的叙述,在希波战争之前,泛希腊城邦几乎还处于半蛮夷状态,“由一套各自独立的单元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区的成员之外,他们怀疑、嫉恨、讨厌一切。”[54] 希波战争迫使泛希腊城邦必须摆脱城邦的孤立和无序,形成一个将所有希腊人组织在一起的“普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政治和智慧的成长”。说到这里时,考克斯突然插入说:

  希腊人未曾觉悟到这种成长是事情向好发展的前提。这种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倒是在大不列颠的土壤上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考克斯,页10)

  考克斯接下来就这样赞美雅典:

  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有碍城邦彼此之间交流的]古老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邦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考克斯,页13)

  考克斯不外乎要说,19世纪的大英帝国正在做的是当年雅典城邦要做的伟业,即把地理大发现后西欧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上各自孤立的所有政治单位“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为此,雅典城邦必须先完成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即战胜“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波斯帝国。

  对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俄国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继承人,或者说有碍大英帝国实现世界的“普遍秩序”的绊脚石。因此,考克斯的“序言”一开始就说,希罗多德的《原史》是“东方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法制之间的伟大斗争”(考克斯,页iii)。

  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主导权之后,美国的史学家自然会觉得,这话应该由美国人来说才对:雅典城邦的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在美利坚的土壤上才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倘若如此,中国和美国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要共同面对的历史真相,就不仅是这场战争的过程本身,毋宁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伦理与东方的德性差序伦理的历史冲突才是根本。古典学家汉森对西方文明因将自由民主伦理与军事优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天下无敌充满自信,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无忧心地承认:

  美国在这个时代拥有前无古人的全球影响力,但美国人民对于他们文化的道德水平与实力,可不像希腊人、罗马人或者意大利人在几乎被灭绝时那样充满自信。(汉森,页648)

  这无异于承认,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与实力相比,美国文化并不在一个量级。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通过记叙这场历史上颇具偶然性的战争来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分水岭

  1992年,美国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出版商Facts on File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题为America at War[战争中的美国]系列丛书,企望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所经历的战争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相当于为美国大学生提供公民素质教育读本。

  艾泽曼撰写的《朝鲜战争》篇幅不大,纪事与论析结合得颇有章法,还附有“术语表”介绍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常识性概念或历史用语,就公民教育的教科书而言,算得上小巧精致之作。[55]在修订第二版(2004)中,艾泽曼甚至提到美军在汉城以南的一个村庄“屠杀约400名南朝鲜难民”,尽管他为此开脱了两句(艾泽曼,页46),毕竟没有回避实证史学家的考证。

  艾泽曼的目的是希望美国年轻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渐离开我们”,而他们当年遭遇“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时“实现了传奇般的撤退”,其英勇表现可歌可泣(艾泽曼,页2)。

  艾泽曼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提到,美军的飞机、坦克、火炮以及后勤支援能力对中国军队具有压倒性优势。凭常识也不难判断,以如此压倒性的军事工业优势对付仅在血肉之躯的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要说美军被包围后脱身是“传奇般的撤退”,从军事上讲几乎等于不知羞耻。军人出身的亚历山大倒是说得正派: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亚历山大,页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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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甘岭战役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哨兵

  对比两种不同的史述修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对于施行怎样的公民素质教育,美国知识人并不意见一致。艾泽曼在他的教科书中这样为朝鲜半岛战争定性:

  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出现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并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艾泽曼,页11)

  “干涉全球事务”(global intervention)显然不是褒义词,如今,不少美国政治家和知识人会用另一个语词来表达它的实际含义:全球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选征兵役制法案扩大了征兵范围,征来的士兵被派到朝鲜打仗。这项法案后来一直实行了20年。海外军事设施数量剧增,截止196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各地大约有375个主要军事基地和3000个小型设施。[56]

  史学家显然不能说,这不是“全球化”的基本面相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虽然从越南战场抽身,却并没有放弃“干涉全球事务”的习惯。[57]对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来说,理解朝鲜战争对美国有何历史意义涉及到一个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文明德性品质。

  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与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燕园共同举办了“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是新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首次坐在一起探讨两国关系“非正常化”时期的那段特殊历史。毕竟,1954年4月,在苏联的倡议下,中、苏、美、英、法以及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893-1969)曾拒绝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1976)握手。美国政治家相信,中国人会“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58]这话恐怕言过其实,事实上,如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兴许早就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回事。

  美国史学家波拉克教授给燕园会议提交的论文题为“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他以这样一段话开篇:

  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中美军队卷入战争时,北京新政府成立才不过一年。一场痛苦的、代价巨大而无结果的冲突由此开始,并损害了两国之间整整一代人的关系。[59]

  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朝鲜半岛战争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既是一场历史误会,也是一个历史的不幸。

  的确,“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然而,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显然不具有相同的历史含义。

  对中美双方来说,这场战争的确都很“痛苦”,而且“代价巨大”,但它“无结果”吗?

  美国政府受到朝鲜战争的震撼,它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无情斗争的概念。[60]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时,美国不仅干涉朝鲜人的内战,还趁机干涉中国人的内战——更确切地说,朝鲜半岛内战为美国插足台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毕竟,自1948年末以来,美国就一直担心中共解放台湾,“因为这意味着苏联能利用台湾,在战时有效地攻击从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海上航线,加强它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而美国则失去一个“可用来集结部队、发动战略空中行动和控制邻近航道的战时基地”。因此,“美国以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没有这场战争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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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甘岭英雄阵地

  美国东部时间6月25号那天下午,白宫高层商讨半岛上的突发事件后,对是否派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尚未作出决议,“相反,为了不让共产党夺取台湾”,杜鲁门“根据艾奇逊的建议下令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和冲绳开赴长崎佐世保待命,以备保护台湾”。[62]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甚至早于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半岛作战:6月28日,美驱逐舰布拉什号(USS Brush)驶入基隆港(该舰于1969年移交国军,更名为襄阳号),以示军事存在。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7月1日,美国远东空军的运输机将史密斯中校率领的一个团级战斗单位从日本九州紧急空运到汉城南面的水原前沿,7月3日即投入作战,阻击朝鲜人民军南进(米勒特/下,页166-167)。

  7月2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巡洋舰朱诺号(USSJunesu)及潜艇鲶鱼号(USS Catfish)和梭鱼号(USS Maddox)组成“台湾巡逻部队”(Taiwan Patrol Force)开始在台湾海峡巡逻。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台湾海峡两岸同样如此。事实上,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3月)之后,美国政府趁机缓解中美关系时,仅下令第七舰队将在台湾海峡的“连续定期巡逻,改为包括作战及辅助舰的随机巡逻”(1969年11月),并没有取消巡逻。由于美国的干涉,东亚的两个文明古国的分离状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波拉克教授作为史学家没有问一下,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无前例?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大半个世纪,而遭受日本帝国欺凌的两个东亚国家迄今没有实现统一,反法西斯战争是否算得上彻底胜利?我们被迫接受现状虽然不等于承认现状,但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被干涉状态,也就没谁再追究被干涉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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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一艘Arleigh Burke级驱逐舰Stesem号、一艘Lewis和Clark级干货船USNS Cesar Chavez驶过台湾海峡

  波拉克教授还说,“当然,中美卷入[这场战争]都是为形势所迫”(哈丁,页288)。的确如此,但他显然不能说,两者的“被迫”出于相同的政治理由。由于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被迫阻止国际联军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并进逼中国边境,美国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又是出于什么政治理由而被迫呢?

  人们甚至还可以问,没有朝鲜半岛战争,美国是否就不会成为全球干涉的超级大国了呢?按照美国的文明理念,美国是不是必然会成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superpower)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专业术语,[63]但在我们的用法中一直是贬义,相当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1980年以前,我国知识界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战时状态。随着中美建交(1979)以及两国合作关系逐渐加深,美国的政治形象在我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90年代以来甚至成了不少知识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1999年5月7日)以及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空域与我国军机相撞(2001年4月1日)这样的严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两国之间一旦有事,一些中国知识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一定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无视政治常识成了“亲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人对美国德性抱持疑虑心态:“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绝非意味着,有些中国知识人仍然眷恋封闭的时代。毕竟,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20年,不是新中国自我封闭,而是被美国军事封锁。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朝方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并撤走驻“军停会”代表团。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驻“军停会”的7人小组(9月),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才真正成为历史,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那么遥远。

  1990年代是新中国意识的一道历史分水岭,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开放时代逐渐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个春天,我的“朝鲜半岛战争甲子祭”讲演虽然遭到唾骂,但也博得了称赞,这让我对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分裂感触良多。毕竟,中国意识有举世无双的历史文明基础,如今竟然会因为一个新生的世界帝国而产生内在分裂,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政治史学问题。

  国家意识由于对美国的态度而出现内在分裂,仅仅听起来就颇为不可思议,却并非是我们的共同体独有的现象,毋宁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历史现象。倘若如此,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就出现了:这种世界性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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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枫《龙战于野:世界史视野下的朝鲜半岛战争志》书影

  除非从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这一问题,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看待朝鲜半岛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时的分裂很难有弥合的可能。如果说朝鲜半岛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么,这道分水岭不仅在于这场战争本身,更在于如今的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叹:对欧洲人来说,“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

  希腊人为了什么?罗马人为了什么?……希腊人!罗马人!本能的高贵,趣味,方法上的探索,组织与管理的天才,信仰,对人之未来的意志,对于所有作为罗马帝国而清晰可见之物、对于一切感觉可见之物的伟大肯定,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是成为实在、真理、生命的伟大风格……所有这些,并非由于自然的事件,一夜之间被埋葬![64]

  我们还不至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华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那个阶层在古代时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尽管如此,中国文明“本能的高贵和趣味”、“组织与管理的天才”禀赋,尤其“生命的伟大风格”在今天确实面临“一夜之间”被“全球化”普世伦理埋葬的危险。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缺乏正确的政治史教育,那么,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面对既开放又复杂的国内知识状况和已经进入又一个世界历史关键时刻的国际政治处境。

  注释:

  [1] 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1。

  [2] 席勒,《三十年战争》,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

  [3]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页1-3。

  [4]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5] 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页61、75。

  [6] 海因斯、克莱尔,《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吴妍妍,吴锡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页301-303。

  [7]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页1。

  [9] 赫伯格-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页167-169。

  [10] 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邬国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0。

  [11]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48-173。

  [12] 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于滨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页6。

  [13] 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郭维敬、刘榜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578。

  [14] 米勒特,《极度深寒: 朝鲜战争:1950-1951》,秦洪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页4-5(以下简称“米勒特/下”,随文注页码)。

  [15] 参见A. R. Millett,The Korean War: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Series,Dulles,VA:Potomac Books Inc.,2007。

  [16] R. Leckie,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2.

  [17] 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5。

  [18] 比较L. Lin et al.,“Whose History?An Analysis of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China”,in Social Studies,100.5(2009),pp. 222-232.

  [19] 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页28。

  [20]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3,页193-194。

  [21]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页112。

  [23] 双石,《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4]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页837。

  [25] 布莱尔,《布莱德雷》,杜朝晖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页319。

  [26] 《文史参考》杂志编辑部,《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3。

  [27] 比较R. J.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8] 徐焰,《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他各方的影响》,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18-120。

  [29] 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38。

  [30] 平松茂雄,《中国与朝鲜战争》,东京:劲草书屋,1988,页24-32;和田春树,《朝鲜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95,页23-29;亦参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第一章。

  [31]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贺晴川、姚啸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92-97。比较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曾瑞云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

  [3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194。

  [33]亦参哈伯斯塔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王祖宁、刘寅龙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页1。

  [34]施纳贝尔等,《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王天成等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页39。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9。

  [36]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张振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247。

  [37]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47-48。

  [38]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页11-14。

  [39]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页87-88。

  [40]李普曼,《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1947),裘仁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页7。

  [41]凯南,《凯南日记》,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董昱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页193。

  [42]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米尔斯海默“序言”,页23。

  [43] 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页456。

  [44]对各种贬低甚至歪曲抗美援朝的观点的列举和反驳,参见杨凤安、孟照辉、王天成主编,《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页2-97;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页27-41。

  [45] 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页99。

  [46] 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6。

  [47]汉森,《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傅翀、吴昕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572。

  [48] D.R. McCann / B.S. Strauss (eds.),Democracy an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M.E. Sharpe,2001,p.14.

  [49] 参见贺方婴,《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0]参见施特劳斯,《修昔底德如何写作战争志》,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一讲。

  [51] 参见沃尔班克,《纪事与肃剧》,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杨志城、安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页27-60。

  [52]霍布斯,《修昔底德的生平和历史》(戴鹏飞译),林国华、王恒主编,《罗马古道》(“海国图志”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148-149。

  [53]施拉特,《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娄林主编,《拉伯雷与赫耳墨斯秘学》(“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页140 -158 。

  [54]考克斯,《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刘满芸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页9。

  [55]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56]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到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姚云竹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页124。

  [57] 比较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齐沛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58] 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页235。比较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139-149。

  [59] 波拉克,《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见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287。

  [60]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页453。

  [61]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页475,487;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37。

  [62]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页337。

  [63]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52-53。

  [64]尼采,《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吴增定、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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