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七指示”的意义。 “五七指示”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① “五七指示”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如何发展才能够消除弊端，纠正错误，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决不是仅仅喊喊口号，或者写几篇文章就能够实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中。 我们注意到，“五七指示”里面谈到了工农商学兵党政七个方面，虽然着重谈了工农兵学这四个方面，其实党政商这三个方面也是这样。这在“五七指示”中作了明确说明。工农商学兵党政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五七指示”实际上指出了各个行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五七指示”就是将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落实到工农商学兵党政中去的指导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这个指示真正落实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行业中，使这个行业的人们能够真正动员起来，打赢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攻坚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个指示的精神落实到工农商学兵党政中，各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规划发展蓝图，注重本行业的发展，还要向其它行业渗透，做到“一专多能”，同时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指明行业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只有战略上的谋划，没有战术上的落实，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五七指示”就是从战略上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落实到战术上的实施纲领。因而“五七指示”不仅规定了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状况，还对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才能保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等问题，制定了发展的宏伟蓝图。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五七指示”是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从战略上还从战术上，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落实到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中，具体指出了各个行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各个行业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发展中，保证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② “五七指示”是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五七指示”是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作出的，“五七指示”的践行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锐利武器。 贯彻“五七指示”，就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真理愈辩愈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四大”进行争鸣和批判，在思想的交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还要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阵地，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真正认识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如何进行阶级斗争以及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就会给广大工农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这就要在斗争中动员起广大群众的力量，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使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贯彻“五七指示”，是密切干群关系，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有效途径。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不仅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而且还开办五七干校，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分子也走出单位、学校、实验室，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劳动。在劳动中，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仅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了解到群众的疾苦，还使他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改造。这是克服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反修防修的有效手段。 贯彻“五七指示”，是消除阶级分化，铲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有力保证。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产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时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人数不多，但是分布相当广泛。[28]因而要反修防修，避免修正主义上台，就必须铲除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五七指示”，就是打破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有力武器。“五七指示”，党员干部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到生产一线参加劳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这样就使人们超越阶层的限制，在不同岗位间进行合理流动，逐渐缩小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逐渐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贯彻“五七指示”，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有效手段。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29]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单纯强调个人的修养是不够的，仅仅进行整风也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只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改造。不仅是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而且工农群众的世界观也要进行改造。“五七指示”，就为工农兵学商党政各个行业的人们改造世界观指明了方向，成为他们进行世界观改造的有效手段。因而只有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在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论辩中，在正确与错误的思想交锋中，才能够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灵魂深入爆发革命，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取得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 “五七指示”的贯彻，有助于打破现有的阶层固化，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是一次改造人的世界观的伟大斗争。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到达斗争的第一线，通过“四大”的方式，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斗争中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不仅能够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还消除了修正主义存在的思想基础，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③ “五七指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以后，才有可能使人们摆脱奴隶般的分工，从机械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由谋生的工具变为人的第一需要，从片面发展中向人的全面发展过渡，并最终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得以实现。[30] 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专业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是各个专业之间出现了交叉乃至于综合发展的趋势。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要求专业性的人才，而且还需要综合型的人才，是专业与综合统一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解决现代科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五七指示”就是在现代科学文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作出来的。贯彻“五七指示”，就要求我们从学科与专业之间交叉的现实出发，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五七指示”，要求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各个单位，立足于本行业的发展实际，在搞好本行业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学政治，学工，学农，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进行思想革命，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事文化娱乐活动。这样就使人们从单一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以本业为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艺术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发展，从职业的奴隶变成工作的主人，在全面发展中当家做主。 贯彻执行“五七指示”，不是消灭社会分工，是使社会分工变得更为合理，逐渐消除因为社会分工产生的阶层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样即使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分工更为精细的情况下，也难以出现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导致的阶级分化。 “五七指示”，要求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不仅使人们能够学习各项技能和文化知识，还提供了进行实践的场所。工农商学兵党政都是这样。这就为这些行业的人们，提供了深入其它行业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水平，为他们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人们从单调、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在各个行业之间合理流动，能够从事多种职业，不仅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实际上还为消灭分工造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有利条件，真正做到人的全面发展。 “五七指示”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从事工农商学兵党政各个行业的人们，摆脱单调、奴隶般的分工，在干好本行业工作的基础上，还要从本行业中解放出来，学政治、学文化、学工、学农、从事文艺和体育活动，自觉捍卫无产阶级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人人能够努力工作，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实现。“五七指示”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④ “五七指示”为消除三大差别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大差别就是三大矛盾，具体说来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这些差别和矛盾。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些差别和矛盾的解决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五七指示”为这些差别和矛盾的解决开辟了广阔道路。 工农差别，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解决工农差别，不是把工人的收入压低到农民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机械化，这样就使得大部分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农民，不是到城市打工，而是在当地农村就业。这就要在农村实现工业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为实现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发展的道路。毛泽东称社办工业是人民公社光辉灿烂的希望。[31]农村工业化是解决工农差别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再次强调而已。 城市差别，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城市压缩到乡村的水平，而是要把乡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结合起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逐渐缩小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直到最后使农村赶上城市的发展水平。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前提。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不是外出到城市做工，而是依靠农村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后，工业所在地，也就是人民公社驻地，就奠定了城镇化的根基。这样在集体化、机械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以后，不仅多数农民能够在本地就业而不外出做工，农村学生也是毕业后多数回到农村就业。这样不仅将利润留在了农村，而且将消费和劳动力、人才也留在了农村，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市场，为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样我们看到集体化、机械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紧密联系依次发展的一个整体，在农村“四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都在急剧缩小。在农村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会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流。随着城乡经济贸易交流的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不但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当着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时候，工农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五七指示”实际上指出了解决城乡差别的正确道路。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一方面表现在从业环境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收入上。这种差别是历史形成的。既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之间的差别硬性拉平，也不能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无动于衷。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采取适宜的方式，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逐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别，直到最后予以解决。工农群众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而知识分子和学生要到工厂和农村，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期间，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大批判，管理学校和文化单位，创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培养赤脚医生，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招生制度，就是这些措施的具体表现。“五七指示”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由此看来，三大差别的存在是客观的。我们既不能对于三大差别漠然置之，也不能操之过急，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去硬性缩小三大差别，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采取适宜措施不断缩小直到最终消除三大差别。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五七指示”，就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不仅为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开辟了广阔道路，还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指路明灯。 ⑤ “五七指示”为构建新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五七指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一九五六年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仍然存在着系列社会矛盾，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或者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或者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消除修正主义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五七指示”就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时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其内部仍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在生产资料的部分市场和消费市场上，商品经济仍然存在，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由于职业、地域、社会分工不同导致的三大差别仍然存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说明不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 “五七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消灭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重新恢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社会，[32]而是立足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出发，让人们从单一的、枯涩的劳动中解放出发，做到“三老四严”，执行“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商品经济和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予以限制，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逐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由此看来，“五七指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五七指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为了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立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出发，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人的解放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七指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开辟了消除三大差别的广阔道路，又为构建新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这个指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结晶，又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发展纲领，对我国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深远的历史意义。 3、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及其影响分析。 建设新世界存在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走的是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1)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逐渐消灭三大差别的情况下，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一条是在经济挂帅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想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从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一条是唯生产力论。它们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这两条不同路线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集中在阶级矛盾还是不是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 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唯生产力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必要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因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了，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我们看到，两条不同路线的分歧，形式上表现在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上，实质上则是在阶级矛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因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说起。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固然，生产力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在上层建筑领域还占有统治地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巩固，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付诸于东流，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虽然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多数还是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一般说来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33]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这就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挂帅是建立新世界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则是实施这个指针的具体方案。政治挂帅要靠“五七指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五七指示”囊括了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多个方面，紧紧抓住阶级矛盾，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主张一专多能，推动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精神的力量转变成物质的力量，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逐渐消除三大差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经济挂帅则是漠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承认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五七指示”采取消极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认为只要搞好了经济建设，似乎一切问题都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这样不仅不能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反而有可能使社会主义脱离其既定轨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实行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上，又具体在是否践行“五七指示”上表现了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建立新世界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践行“五七指示”，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条是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漠视“五七指示”，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名义下，逐步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两条路线的形成，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从立场上则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方面造成的。 (2)两条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两条不同路线的形成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 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执行政治挂帅的根本方针，通过“五七指示”的践行，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中，不断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唯生产力论则漠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这些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个时候关键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许多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两条路线存在的严重分歧集中在要不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以其固有的运动规律在发生着变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以政治挂帅为指针，践行“五七指示”，就可以解决这些矛盾，使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否认这些矛盾的存在，以经济挂帅为指针，漠视“五七指示”，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直到复辟资本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对比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已经对这两条路线作出了有力的验证。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在政治挂帅指引下，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欣欣向荣。在短短三十年内，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人民公社社队企业基本建立，农村工业化稳定推进。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构建，赤脚医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广大农村，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善。在外部孤立、封锁、制裁的情况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搞出了“两弹一星一核艇”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成就，巩固了国防。在结晶牛胰岛素、籼型杂交水蹈、青蒿素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黄、毒、赌、黑社会早已绝迹，当时的社会政治清明，民风淳朴，艰苦奋斗，乐于助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兴起，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中国外交成就硕果累累。新中国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和制裁，还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成就是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的。既坚持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证明了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正确性。 可是我们不幸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以后，政治挂帅和“五七指示”也遭到了贬斥，认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包产到户瓦解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瓦解，全民所有制经济也遭到毁灭性破坏，广大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又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向政治领域进行渗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不断加深，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已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无产阶级专政面临严峻挑战。这就从实践上不仅从正面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还从反面对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正确性进行了有力的验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当年进行中苏论战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像苏联那样搞社会主义，只注重发展生产，搞“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否认阶级矛盾，不抓阶级斗争，不向特权阶层“开刀”，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迟早有一天要垮台，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这才是中苏两党展开大论战的真实背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长期演变，最终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34]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也是这样。 从两条路线的检验中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对比以及苏联亡党亡国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中可以看到，两条不同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结果。这就是到底是坚持政治挂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逐步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坚持经济挂帅，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究其原因，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以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执行的路线造成的。 4、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造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这就必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建设一个新世界。不论是政治挂帅还是“五七指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政治挂帅和经济挂帅是互相对立的两条指针，从方针上来说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原因上来说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政治挂帅决不是不重视经济的发展，更不是不要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把政治放在首位，处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以阶级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从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还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脱离经济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将政治挂帅落到实处。 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紧紧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主题，从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勾画了新社会的发展蓝图。破除政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两极分化，消灭三大差别，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指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又是建设新世界的宏伟蓝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就要践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要坚持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还要反对唯生产力论。为了将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进行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只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生死攸关的大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已经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检验。 建设新世界的斗争是艰难的、复杂的，从政治挂帅到“五七指示”是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斗争中不断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的，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取得成效的。坚持政治挂帅，践行“五七指示”，社会主义就会在不断发展中迎来共产主义的曙光。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是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献。这封通信是毛泽东七月八日在武汉写成的，当时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而后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这封通信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对个人崇拜的不同认识及文革的发展具有非常意义。 信中显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毛、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 1、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要弄清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就要首先从毛泽东是如何认识个人崇拜的问题入手，通过文献资料来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进行自我评价的，由此进一步探究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先从毛泽东是如何论述个人崇拜的问题开始。 (1)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是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后引发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肯定了赫鲁晓夫报告中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一面，批评了斯大林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导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重大错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 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关于我党应当吸取的教训，可归纳为四条：(一)“必须警惕：有些人当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二)“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四)“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2]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并否定个人崇拜，是把个人崇拜当作错误来看待的。但是从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考中，毛泽东认识到这是以否定个人崇拜为名行否定斯大林之实，反对个人崇拜不过是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创造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来看，个人崇拜的内涵比较复杂，和掌握真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两点论，即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个人崇拜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候他既非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也非盲目地赞同个人崇拜，而是将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情况。正确的个人崇拜是指对掌握真理的人进行的崇拜，这是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指不问是非，盲目服从地崇拜人。他进一步分析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这当然是必要的，应该肯定的。另一种是怀着卑鄙的私心，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度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区分正确与不正确个人崇拜的标准是被崇拜的人手上是否掌握真理。对掌握真理的人进行个人崇拜，属于正确的个人崇拜;对不掌握真理的人进行个人崇拜，属于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由此看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两点论，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认为区分正确与不正确个人崇拜的标准是是否掌握真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上来说，掌握了真理就能够从政治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斗争的方向，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没有掌握真理，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惨重损失，甚至会葬送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跟线不跟人，不管是谁，谁手中掌握真理就跟谁，谁手中掌握真理就崇拜谁，显示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4]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同志在党代会上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错的发言。他将个人崇拜的观点运用于实际行动中，即使对自己也是这样，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他要求全党同志要明辨是非，进行独立思考，培养辩证头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那是很危险的。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是以是否掌握真理而不是高低贵贱作为崇拜标准的。 崇拜、跟随是以坚持真理而非愚忠为基础的。这是个人崇拜上的真理观，也是个人崇拜上的新观念，是个人崇拜两点论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具体应用。毛泽东强调跟线不跟人，是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不看别人对自己的崇拜如何，而是在根据真理制定出正确路线的情况下，是不是和自己在路线上一致。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对自己个人如何崇拜，而是能不能和自己在路线上一致。如果仅仅是崇拜自己个人，却反对自己执行的路线，那也是难以取得他信任的。如果和他在路线上一致，即使对他个人存在不同意见，那也是能够取得他信任的。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尽管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不已，却在文革期间为什么难以避免被冲击、批斗乃至打倒的命运了。 在对个人崇拜的思考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崇拜不仅仅是掌握真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涵领导人的权威。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斯诺，乔冠华、龚彭在座。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5] 这里的个人迷信就是指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当时已经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定性为修正主义者，说他倒台是因为没有个人崇拜，显然不仅仅是说他没有掌握真理，也包涵着他在台上不是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意思。从对斯大林的评论中也不难看出，说斯大林有个人崇拜，也不仅仅是说斯大林掌握着真理，其中也包涵着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是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涵义。中国人有点个人崇拜，也是在说明中共领导人不仅手中掌握着真理，而且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有权威的。当然，这种权威是由于掌握真理尽瘁于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后形成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又赋予了新的涵义，反映出他又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人崇拜的认识。 虽然毛泽东认可了领导人权威和声望在个人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却是对于个人在革命和建设中作用的强调持谨慎态度。在对待自己评价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也是一以贯之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搞到天下分裂时，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怀的，离开也是带有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即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依靠自己的崇高威望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还用带有警告式的语言告诫杨成武等人，这些话强调多了你们会吃亏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运动的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以后，自觉适应规律发展的要求，挺立潮头，顺势而动，发动群众，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自己手上掌握着真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者，但还是反对把自己提得过高，认为这种作法是有害无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在个人权威和作用的认定上，毛泽东也是反对过分突出个人的。 这种即使对正确个人崇拜也反对过分突出个人的态度，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7]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在权威行使和个人作用的评价上，毛泽东也是予以限制的。当然，在不同时期限制的程度有所不同。由于个人崇拜中的个人手上掌握着真理，因而个人崇拜就有着遵从真理的涵义。同时，将真理践行于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需要领导人具有必要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授予的。个人作用的认可和推崇又是形成权威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强调个人作用是必要的，当然也是有限度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构成了个人崇拜的基本内涵。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乃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并非目的，而是斗争的手段，是以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为其基本内涵的。个人崇拜的实施程度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的。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斗争形势出发，当时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通过革命领袖的权威，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以葵花向阳之势，让文革的真理深入到党员干部、群众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兴起。因而毛泽东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踊跃投身于文革的洪流，这个时候个人崇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降温了。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毛泽东说他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也管不了了，又怎么会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其实，毛泽东说的管不了了，不是从组织上来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党政机构的领导人和他在思想上不一致。这不仅仅是认识的不同，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判断是与他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相一致的。[8]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