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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阵地战

2020-11-2 22: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578| 评论: 0|原作者: 高明|来自: 文艺批评公众号

摘要: 在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历史中,工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个人奋进、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的日常生活逻辑上与资本家达成了共识。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的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



在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历史中,工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个人奋进、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的日常生活逻辑上与资本家达成了共识。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的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想要真正的树立起工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而这就需要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

  文化批评编者按

  文艺批评前几日推送罗岗、田延老师的文章《旁观他人之痛--“新工人诗歌”、“底层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精神状况》引起了读者和学界师友一些讨论,因而今日再推送青年学者高明的文章,同时在文末的“相关文章”中我们也把以往讨论呈上,点击即可阅读,以期促进更丰富深入的思考。

  高明的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批判和质疑精神,她在参加《我的诗篇》首映式时敏锐的发现了资产阶级借工人诗歌的由头在闪光灯下“宣言”道“中国的有产者回来了”这一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实质,并指出纪录片“诗篇”表面的“温情”会掩盖现实“剥削”和“异化”的秘密。在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历史中,工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在“个人奋进、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的日常生活逻辑上与资本家达成了共识。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会或多或少的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高明认为,想要真正的树立起工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而这就需要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前路是艰难的,然而我们只要肯前行,那么未来可期。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台湾)第14期,作者有所删改后经文艺批评推送,感谢作者高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阵地战:从《我的诗篇》预映式谈起*  

  “我的诗篇”这一集工人诗歌的编纂、出版、朗诵推广,以及工人诗歌纪录片的拍摄、推广于一体的文化生产活动(下文简称“诗篇”)自2014年开始就引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本文首先对“诗篇”纪录片预映式这一文化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其中的问题,并希望从这些问题引申开来,指出当下中国社会再政治化的两个困境,从而尝试提出左翼知识分子[1]应对困境的实践策略。“诗篇”预映式活动中的问题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势。批评相对容易,而“又能怎么样呢?”才最为棘手,也是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

    “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我的诗篇》预映式

  随着第十八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诗篇”纪录片的运作活动走向顶峰。作为文化生产过程的“诗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铺陈开来,将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媒体与观众(抑或市民)都卷入其中,组织成一幅奇特的文化局势图。它所带来的冲击让人不得不直面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还是要从那个值得玩味的预映式说起。红地毯、礼品包、蓝领巾、“华董会”入会仪式、老板们朗诵工人诗歌、观影、交流七个环节构成了预映式的全过程。当来到预映式的现场──上海电影博物馆时,首先扑入眼帘的是白裙飘飘的礼仪小姐、大幅签字海报和红地毯。高端冷艳的氛围让我不由地自检着装。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诗篇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礼遇,可问题在于,只有用“高端冷艳”的形式才能表达对工人诗篇的重视么?工人盖好的摩天大楼,工人自己住得进去么?工人盖好的影剧院,工人使用的频率又是多少?预映式的观影者里,又有多少是工人呢?环顾左右,参加观影会的大多数来宾都衣着光鲜。身处这样的场域中,除了心生一丝尴尬之外,我竟然也有了些飘飘然的感觉。不知道打工诗人邬霞在走过电影节红地毯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又有多少人能在面对自己也沾光的繁华面前放弃心动,看透本质?

  草草在海报上签完字后,领了一包礼品,打开一看,除了面包和矿泉水之外,还有一本精制的小册子。原以为是节目册,结果是「绿城黄浦湾」的房地产广告,骄傲地宣扬资本的力量──是工人诗篇的广告赞助商么?在预映式接下来的环节里,资本摆出友好姿态主动与工人牵手的仪式环环相扣,让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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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颁奖典礼

  这样的“接合”所带来的怪异感觉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霍尔、拉克劳等前辈们的阐述。当工人想以“接合”的方式利用资本以获得文化生存权、发展权乃至领导权的空间时,最终到底是哪一方占据了主导权呢?当“接合”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对立面拿来使用的时候,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这一策略的内在问题?资本家兼“诗篇”文化生产活动的总策画师吴晓波在《打工女诗人邬霞和她的吊带裙》一文中写道:“一年来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没有吴飞跃、秦晓宇的全力投入,不会有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诞生,如果没有银天下、爱奇艺及华董会等企业家组织的参与,数百万的拍摄经费完全无从着落,甚至电影节上的三次展映会绝不可能‘全部售罄’。”[2]在写这句话之前,他无奈地表示,当有人责问资产阶级借“诗篇”利用了工人阶级的时候,他无从回答,他只摆出事实。他话中的真实性折射出资产阶级成功“接合”工人文化的原因:“接合”的成功并非取决于偶然因素,在“诗篇”文化主导权的归属上,经济的“最后决定”力得以充分展现。也正如卢卡奇所言:“由于资产阶级实际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且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3]预映式每一节内容的安排,都在进行着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一边去政治化,一边顺利地将资产阶级价值与工人的生活与未来毫无违和地衔接在一起,生成一套试图代表社会各阶级的整体“学说”,尤其要使工人的意识从属于这套意识形态。

  走入剧院,我又被礼仪小姐拦了下来,每一位入场者都会被戴上一条蓝领巾,经由礼仪小姐那温柔的手。预映式比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开场后主持人解释了一番,我才明白,主办方用蓝领巾象征工人阶级,让每一位与会者戴上蓝领巾,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不明就里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一资产阶级“行为艺术”的帮衬者、参与者。

  宣布预映式开始之后,依旧不是播放纪录片,用“蓝领巾”开启的“仪式”远未结束,“华董会”新成员的入会典礼紧随其后。还记得么?也是吴晓波自己说的:银天下、爱奇艺、腾讯以及华董会这些金融资本、媒介产业资本、工商业资本界里的大咖们是“诗篇”的帮助者。对于华董会而言,吴晓波又是当仁不让的组织者,优秀的笔杆子、代言人。他在“华董会”微信公号发布的《上海:企业家阶层与我们的时代》这一“宣言”中写道:“中国的有产者,从无到有,甚至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我们又回来了,又站在了闪光灯下。”

  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今时今日才又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吴晓波的这一席话恐怕倒是第一次公开且明确地表达了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自觉意识。于是,戴着蓝领巾、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钢琴家、投资公司董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资深媒体人纷纷上台亮相,庄严地宣告加入“华董会”,与此同时,主持人准确地把握着时机说道:他们代表了菁英、财富与智慧。吊诡的“接合”再次发生:戴着蓝领巾自称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大企业家们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华董会,集体彰显自己“菁英、财富和智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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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诗篇》纪录片海报

  他们身后的大银幕上写着:“用历史温故,以思想抵抗;结盟同好,不偏不党。”中国的大有产者们在闪光灯下骄傲地站立成一排,自觉地宣告自己的归来。“用历史温故”,可以让他们接续“民国范儿”的民族资产阶级优良传统,这一点早已在近几年来的大众流行文化中全面开花了。“以思想抵抗”,抵抗什么呢?政治强权吧,这也是大众买账的逻辑起点,在后面的纪录片中也有所表示。“结盟同好”,不就是“华董会”么。“不偏不党”这句亦真亦幻,他们不仅代表自己,也想代表工人阶级,摆出兼顾各阶级利益的姿态,促使自己的价值普遍化,深入人心。“华董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借助商会的形式,借壳还魂,也未尝没有空间。此外,华董会还有一个“丰裕人生”的追求,这个精神层面的追求在朗诵工人诗歌中得到了满足。

  入会典礼之后,仍然不是影片放映,而是大资本家们一起朗诵工人的诗篇!真是高潮迭起,妙招不断。在《工人诗歌与两种工业经验》[4]一文中,张慧瑜指出,国企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体现在诗歌上,老工人的诗歌中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感在新工人的诗歌中所剩无几。在新工人的诗歌中,对于苦痛的感知,对于异化的控诉,更多的是以个体化的方式来表达的。是的,工人的诗歌尚未体现出一个阶级的自为意识。恰恰是这一点,工人诗歌为人道主义的诠释和资本家的借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杨敏在“腾讯文化”上发表的《工人如何用诗歌反映这个时代?》一文中的最末处说道:“马行认为,工人诗歌的出路在哪?只需扔掉一个‘工’字,直接面对‘人’,面对生命和灵魂。”扔掉“工”,多好的出路啊,扔掉之后,工人的诗歌成为普世的文化财富,面对生命和灵魂,而无需探讨资本与僱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也是人,也可以吟诵,也可以借以表达自己的生命与灵魂。诗歌承载人类情感,而人类情感是相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共鸣呢?戴上蓝领巾且能深情朗诵工人诗歌的老板是好菁英。“普世”的诗歌里闪烁着的不屈服于命运的“理想”光芒,正好满足了“华董会”追求以思想和精神为核心的“丰裕人生”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的内涵被置换了,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在生产关系中形成的范畴,它自顾自地存在,不必有资本这个对立面。“工人阶级”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依旧是吴晓波语,然而,剥夺、漠视和将工人阶级低俗化的这个主语,却也在“诗篇”生产“工人阶级”的同时,空置了。这样一来,资本家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替工人呼喊的好心人,并用控诉、呼喊来转移注意力,取消对工人遭受剥夺之根源的追究。当“阶级”距离“阶级政治”如此之近的时候,竟然依旧失之交臂!

  在预映式之外,《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并非没有直接面对过劳资矛盾。郑小琼在《给我血汗钱,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5]一文中记录了《我的诗篇》摄制组在北京地铁通道里遭遇工人讨薪的事情。令人费解的是,摄制组究竟是如何看待欠薪老板与吴晓波、银天下、华董会诸位之间的关系的呢?我只能推测认为,或许他们觉得,资本家也分好人坏人吧,欠薪老板不是个东西,吴晓波他们是关怀工人、帮扶工人的好人。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两年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中对工友们的劝解:这个世界上有坏老板也有好老板,你们要感恩好老板。“诗篇”生产了没有矛盾对立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严肃地面对马克思身后的历史情势[6]:阶级斗争不会自然而然地激化。当代的“日常生活”可以将生活的整全割裂成如此毫不相干的碎片,让人们接受,资本家可以分裂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文化场域里助人为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人格化身。而事实上,也只有通过这类表面的分割,才能将彼此分裂的部分以巩固资本增殖的逻辑为目标,重新凝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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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葛兰西著 陈越译《现代君主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在《我的诗篇》纪录片中,一面是工人阶级对立面的空置与错置,一面是对工人阶级内涵置换后的重新建构,这是同一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

  影片由充鸭绒工吉克阿优、流水线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制衣工邬霞、煤矿工老井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这六位工人的六个故事组成。按照导演吴飞跃的话来说,希望以这六位工人的经历展现“工人阶级”的整体面貌。然而,观看完整部影片之后,才发现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并不建基于阶级意识的集体觉悟,我们所熟悉的「励志型叙事」可以轻而易举地抽去阶级对立,代之以通俗易懂的悲情、挣扎,以及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与向上之心的真实情节。这样的“阶级建构”让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帮助顺理成章,而那些奠定基调的形容词也可以用来表征资产阶级的奋斗史,实现情感的无缝对接。

  影片拍得很认真,揪住了工人个体的经历、体验与思想,有血有泪,有苦难有奋斗,有美好的期许,有对面容模糊的所谓“社会”的控诉──在煤矿工老井的故事里──但就是没有矛盾对立。这一点非常隐蔽,隐蔽在工人们灰色的生活现实里,被控制在一个很好的限度之内,不用再追问工人苦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陈年喜的那段故事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他唱起了一段戏文,讲的是捕获贪官,让人隐隐约约地猜测到所指涉的对立面。于是,那个“以思想抵抗”的对立面似乎浮出了水面,逻辑简单而又符合大众的口味,“官僚资本”中的官僚再一次为资本做了掩护。

  六个各不相同但同样悲痛的故事的背后是六个彼此分开,没有联系的工人。他们被赋予的未来是:保持自身的坚强,遇到像“华董会”那样的社会财富群体、社会菁英人士,获得帮助,以帮助者的价值观为指导,奔向个人奋斗、读书上进与创业成功之路。于是,他们也即“我们”,“我们”以帮助者的身分为他们画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们渴望通过读书和创业,摆脱掉无能的工人的身分来成为“我们”。至于是否真的能成为“我们”,这不属于讨论的范畴。“我的诗篇”究竟是谁的诗篇?似乎有了答案。这一点在观影之后的交流环节中也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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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著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有一位三十来岁的观众举手发言说:

  我大概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在广东汕头打工,我看了这部电影我的眼睛确实湿润了很多次。我以前也想过,我们作为农民工里面的年轻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怀揣着梦想。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算是童工吧,我自己在思考,出路在哪里。我站在这个工地的楼顶上,然后(看到)城里面的小孩儿,看他们背着书包,而我自己浑身上下都是泥灰,我思考我应该干什么。当时我是跟着亲人在打工,我就想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如果离开了我的亲人,我能不能生存下来?我就不断思考,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把一切工地上的手艺都学会了,然后自己觉得我还是得回去再去念书。作为我们父母的一代,他们一直在以农民工这样的身分在城市里面打工,因为他们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可能他一定要有梦想,这个梦想就跟这些朋友一样,他们通过写诗达成梦想,我们必须思考,人生的未来在哪里。我今天特别想说几句。我自己呢,后面念了大学,现在做了设计师,依然在创业,在互联网创业的大潮中。[7]

  主持人:“你的故事非常励志,我们希望更多的工人朋友都听到。”

  从常理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此类故事的主角,从学理来说,向民众敞开一个向上晋升的通道,是一个社会具备平等、自由等良好质量的标志。然而,除非中国完全抛弃工业与服务业,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不做工人与服务员,都去写字楼上班,或者在文化创意产业里当老板。难道所有的建筑业工人都能通过读书摆脱工人身分,实现当老板的梦想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有尊严的工人!这个目标,资本可以帮忙么?

  华董会的一位新成员问吴晓波和吴飞跃:“四十年前我们比他们惨,比他们糟⋯⋯作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导演,你们如何能够通过你们的镜头,让工人们能够真的看到阳光,看到未来?”这位忘记了历史条件的不同,忘记了四十年前的贫富差距不可与当下的贫富差距同日而语的老板问出了一个好问题。

  吴晓波回答道:

  我觉得刚才那位年轻人的经历就表达了是有可能的。我记得1986年来上海当大学生的时候,有很多农村里的人来到上海,到了黄浦江边跳下去,自杀了。他们认为说他们农村的生活离上海的生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生命。今天,农村的跑到上海来,他们会像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说我要去读书,我要去改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今天来的(在场的各位的)帮助。[8]

  吴晓波例举了八〇年代工友跳江的历史,却不提富士康十三连跳的今事。个人奋斗、向上攀爬、获得帮助、取得成功,似乎成为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共识。既有的强大意识形态在“诗篇”的预映式中巩固,缺乏对另一种超脱现实逻辑的未来的想象,是当下僱佣劳动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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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 郑明萱译 《极端的年代》

  中信出版社出版

  导演吴飞跃说,诗人乌鸟鸟求职的那个片段体现了荒诞的部分。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荒诞是否与我所想的一致。乌鸟鸟在招聘会上,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歌,如果你们有内刊的话,我可以做内刊编辑,另外,我也会开物流用车,当司机也可以。而招聘负责人大多好言相劝,要么让他以挣钱为目的衡量某个工作是否适合自己,要么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出发,让他放弃太过虚幻的诗歌,以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来界定自己的应聘方向。这一段故事放完,紧随其后的就是北京工友之家的一首歌《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歌词配合的是乌鸟鸟孤单的身影,还有众多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那么,为何而牺牲,因何而聚在一起呢?这些片段的衔接,是鼓励乌鸟鸟为了生存要意志坚定,吃苦耐劳,不要怕求职失败,不要害怕在工作的艰辛中牺牲,还是引导工人们看清自己的无穷力量,勇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多元化、后现代的各种解释都可以趁虚而入了。

  在影片的后半段,许立志的家人失声痛哭,老父亲伤痛地惋惜,写诗是以前传统社会文人做的事,写诗写得好,可以做官,但是现在写什么诗呢?写诗有什么用呢?许立志的哥哥说,我们都很关心立志,也经常和他说,如果有不开心的话,就和我们说,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不要干了,回家。家人们说,许立志太过内向,不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这样的性格造成了悲剧。立志的哥哥坐船,将立志的骨灰洒向了大海。在骨灰落入水中散开的时候,镜头切换为乌鸟鸟新生的孩子呱呱落地,似乎预示着一个生命虽然逝去,但另一个生命诞生,工人的未来依旧光明。乌鸟鸟寄语他的孩子:“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不至于像你爸爸一样,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希望你能通过你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获得很好的生活。”隐约出现过的社会性问题最终连不清晰的抽象面容也被擦去了,以个人奋斗和读书来摆脱工人身分的幻象再一次成功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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