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阵地战

　　二　　再政治化的困难

　　然而，如果仅仅认为工人诗歌只是被资产阶级利用了，那么这样的判断也太过于简单和苛刻了。“诗篇”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体现了寻找、重构阶级政治话语的现实困难，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复杂层面，比如，被遮蔽掉的工人的实际力量与潜在力量。

　　首先，工人诗歌文化生产的再政治化面临两个层面的困难。虽然“诗篇”走上了上海电影节的红地毯，但是就连吴晓波也悻悻然地在上述“吊带裙”一文中说，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备受关注的依然是李易峰等一线红星，工人诗篇远远不如娱乐文化吸引眼球。资产阶级敏锐地发现了工人，在工人形成阶级自觉之前棋先一着，介入到了工人文化的塑造中来，而同为僱佣劳动的其他社会阶级则对“诗篇”的出现视而不见。

　　同为僱佣劳动的城市白领恐怕暂时难以将自身的命运与工人联系在一起。[9]如果他们尚不构成工人团结的主要对象，那么在工人内部，技术工与小工，制造业工人与服务业工友，也存在重重的隔阂。当中国工人通过近二十年的斗争，以血肉之躯艰难地为自己争取到法律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点滴权益时，制造业的渐次转移也随之开始，资本流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区，[10]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再次成为工人联合的障碍。2014年，外出打工的工友有2.74亿，2013年的数字是2.69亿，[11]来上海打工的人数总量每年都有所增加。[12]而我在调研中却发现，无论国营酒店还是私人饭店，永远人手短缺，招聘启事从年初挂到年尾。打工人数总量的上升似乎并未缓解人手的短缺，工友的流动性每年递增。频繁地更换工作是顺应了资本流动性，还是工友们以脚投票的体现?对于很多工友来说，他们似乎只是把在这家店里遭遇到的困难与迷茫推迟延宕，带入到下一家店去。越来越大的流动性对于工友的团结与组织来说不啻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在资本灵活积累的时代，这一障碍恐怕并非工人独有，而为各类僱佣劳动者共同面对。

　　保罗·弗莱雷著 《被压迫者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华董会的表述中，资产阶级明确地表示，要上溯历史，继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而当下的中国工人呢?当资产阶级民国范儿实与流行文化合谋，一点儿也不缺社会接受基础的时候，社会主义工人传统却是失语和断裂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地方保守性将老工人与新工人分割开来，而更为严重的是，在调研中我发现，我接触到的新工人，不仅难以记得社会主义时期工农当家作主的传统，就连父辈们经历过的收容遣送历史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说：“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没有工人阶级的历史，也就不存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不仅要活在打工博物馆里，更要活在工人的心里。

　　中国工人从未坐以待毙，罢工、集体谈判等抗议资方盘剥争取劳工权益的行动体现了他们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集体精神，而富士康十三连跳，许立志、周建容的自杀则是悲壮个体无声的吶喊与控诉。然而，这些个人的与集体的行动，究竟意味着自由主义范畴中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阶级政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甚至是否只是最为朴素的，走投无路后的唯一选择?无论如何，阶级政治的重建，工人文化的整体再政治化仍然处于进行时，须整合工人阶级在横向和纵向上的碎片，此处正是各派力量介入、争夺的空隙。横向上的碎片化指的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工人之间存在的隔膜，纵向是指工人阶级历史的书写与确立，并在当代工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今天没有可能用一种叙事的形态，用一个吸引人的叙事的形态，去讲述一个完全颠覆资本主义的未来想象。”[13]这是中国工人再政治化的第二个困难。在“诗篇”的整个文化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工人，没有北京工友之家，没有知识分子，只有资本家的“帮助”，“诗篇”也不可能在几个主要纸媒与门户网站上得到宣传与关注。然而“诗篇”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正基于这样一种合作模式：一端是受尽压迫渴望表达的工人，一端是功成名就寻找精神升华的“财富群体”，中间是知识分子的过渡衔接。秦晓宇和吴飞跃这两位导演成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纽带。正因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过渡，缓和了资本与工人直接「牵手」的怪诞感。吴晓波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身为总策画的他脚跨两界，既是一位知名的文化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诗篇”文化活动的主体本应是工人，理应由工人和工人的组织，也即类似北京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来把握“诗篇”文化生产的基调和方向。但是，在“诗篇”到达流通和宣传的顶峰之时，界定其基调的主体却依然是资产阶级。其实一点也不意外。文化领导权依然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掌握了最终的释意权和传播的渠道，即便他们这次大胆地以工人的诗篇作为材料，却始终不改巩固自身霸权的目标。

　　清醒地看，当下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是由谁占据的?难道是富士康的工人与左翼知识分子?谁有那样大的能量足以动员起各大视频网站与媒体关注?又是谁能获得跻身上海电影节的资格?当我们多追问几句的时候，事情就不言自明了。“财富群体”的“帮助”与这几十年来的资本积累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于是，在资产阶级定下基调的“诗篇”纪录片里，我们看到，北京工友之家被列在了鸣谢单里，同样被列在其中的，还有参加众筹捐款的无数民众。“鸣谢单”这样的位置恰到好处，既不喧宾夺主，又能锦上添花，向世人彰显，资产阶级不是孤家寡人，是能调动民众的领导者。

　　北京工友之家大本营：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这是“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中最为根本的两难境地。工人诗歌是工人的文化成果，体现了工人对于他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现实的思考，潜在的具有孕育阶级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占据文化资本和文化传播渠道的却是资产阶级，工人的诗歌经由他们的发起、策画、制片和推广，才有了进入聚光灯下的途径，同时也以放下政治对立作为代价。如果要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传递给更多的劳动者激起他们的反思，那么在目前的情势下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妥协到什么程度属于合适呢?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如果坚守清晰的敌我划分，将敌我矛盾公开化、政治化，那么终究会“曲异和寡”，难以获得大规模的传播，甚至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有资本给社会其它阶级许下经济、文化、政治的承诺，工人所占据的位置却没有先天的承诺优势，虽然工人的解放本身具有普世性。[14]

　　困难的罗列似乎推导出悲观的情绪。恰恰相反，左翼知识分子应面对困难，“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15]。这一次，资产阶级借着工人阶级的光，高尚了一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历史依然在重演──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不仅在生产关系上，更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历史情势的出现总不会外在于政治经济规律，但其发生又总是在意料之外。当“工人阶级”这个词汇在学术界的一些场合里仍属于敏感词语的时候，是资产阶级毫无忌惮地公开叫出了“工人阶级”的名字──工人们，你们知道么?他们要对你们好，是因为他们不安了，下意识地，害怕了![16]

　　领导权成为事实的前提，就是需要顾及将被施加领导权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就是需要通过妥协形成某种平衡，换言之，就是需要领导集团做出某些牺牲，带上经济──社团的性质。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不能触及根本问题，因为，只要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就不能不是经济的，而它的基础也就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决定性领域所行使的决定性职能。[17]

　　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在拉拢其他阶级的时候做出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妥协，而对于工人阶级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却正要利用这一妥协所带来的空间，推进对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将这一狭小空间的底线推出界外。

　　三　　再政治化的土壤

　　我们(左翼知识分子)不满于“诗篇”当中由资产阶级为工人指出的“成功学”之路，那么我们与工人一起，能勾画并践行出另一种道路吗?当工人借助主流的文化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工人的声音常会或多或少地被处于霸权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扭曲。为了真正地树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假意让步的空隙中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渠道、平台乃至经济模式。如果说自20世纪初叶至20世纪六○年代末，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族解放等目标的主要革命方式是通过长期的组织与运动从而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以阵地战的方式改变日常生活的逻辑，或许可以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再政治化，反抗剥削压迫从而实现解放的新途径。[18]

　　麦克·布洛维著 《公共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灵活积累的方式逐步取代了福利国家制度，渗透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日常生活结构。这种每日重复再生的日常生活结构由细碎的专业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的手法构成，规范着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将整全的人规训、简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附庸。[19]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进而探索再政治化之路的一个可能性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对“日常生活”进行翻转。这里所说的“翻转”并非照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情境主义”者行为艺术的做法，[20]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内容安排入手，对日常生活的逻辑进行颠覆和重建。简而言之，就是左翼知识分子须和工人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产生交互共事的内容。通俗来说就是希望左翼知识分子除了做工作、家庭上的必要安排之外，将消费主义的逛街购物时间，无甚意义的开会出差时间，以及其他可以想得到的时间转而用在与工人的交往上，与工人一起互相走入彼此的生活、工作空间，进行真正的相互了解与共同行动。

　　这一新时期的阵地战有助于重新锻造左翼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并非只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戴锦华曾一语中的：“面对这个全新的结构性的情境，如果对于你来说左派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有实际的、实践的理论意义的话，你必须重新定义你自己。”[21]“重新定义你自己”直指当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属性，这一内在属性的重新锻造须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意义上进行。那么如何进行呢?倡导“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弗莱雷曾尤其强调，革命领袖或知识分子和被压迫者一起反抗时，“在……一起”这一姿态和行动的重要性。[22]

　　这样的阵地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日常生活的交互共事中，重新培育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联结，知识分子避免仅以理论话语介入工人的生产和生活。

　　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人们能够在没有理解、甚至在没有感情和没有热情的情况下去认识(不仅认识自身，而且还有认识对象)。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开来，就是说，没有感觉到人民的基本热情，没有理解他们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解释和证明他们，并把他们和历史的法则以及科学而融贯地精心构筑的更高的世界观──就是说知识──辩证地联结起来，知识分子也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迂夫子)。人民不能在没有这种热情，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结的情况下，去创造政治──历史。[23]

　　知识分子与工人要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与联结，可以改造自己完全从属于消费主义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将自己与工人的生活内容做部分的叠交。这样的做法其本质也是以实际行动扭转日常生活专业化分工将不同的群体区隔开来，去组织化，分别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在交互共事甚至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会产生碰撞和矛盾，但也会慢慢形成情感连带。工人会逐渐明白知识分子究竟为什么而来，他们会分清虚情还是假意，是别有用心还是同路人。而知识分子也会慢慢理解工人的情感和需要，学会怎样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通俗的语言和工人交流。

　　雷蒙·威廉斯著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

　　译林出版社出版

　　比如，我们会分析认为女工邬霞对于吊带裙的喜爱以及她企图摆脱工人身分专业从事写作的愿望恐怕是受到了“个人奋斗”、“成功学”等虚假意识的影响，[24]但是，如果我们从情感联结入手，我们首先要做的反而不是理论化地“揭露本质”，更不是失望与指责，而是要承认，邬霞的这份喜爱与个人追求中，包涵了朴素合理的部分。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焕发出青春的美丽?谁不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认可?这些不正指向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么?更何况，邬霞还要养家糊口，还要为生病的父亲挣医疗费。扪心自问，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自己，也并没有纯粹到哪里去。我们或许不迷恋吊带裙，也早已靠写作吃饭，但是着迷的可能只是符号形式不同而性质相同的事物罢了。关键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共事中，一起来发现、肯定他们身上本就已存在的美，展现他们的美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一起探讨，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个人的脱离苦海，因为出问题的不是“当工人要进行体力劳动”这件事本身。是我们身处的氛围在压抑着人身上的美，把本真的贬低为丑陋的，却用虚假的东西来包装那劳动质朴的美丽。

　　这就涉及到阵地战的第二个方面，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有机结合将会推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方式。这里的知识生产并非指哲学式的、“应然”层面的逻辑推演，而是界定现实情势，提出解决方案的知识，与弗莱雷所说的「生成主题」属于同一种类型。这样的知识能够克服符号化的干瘪指认，重新揭示被理论宏大架构遮盖了的经验的复杂与灵动。要形成这样的知识，面对面的交流共事比大众传播式的呼吁更为扎实可靠。比如，“诗篇”的文化生产过程并未因“诗篇”纪录片的诞生而结束，工人与左翼劳工组织的价值取向虽然无法在电影节和主要报刊网站上广为传播，但会在更为日常的传播渠道和教育平台上显示出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劳工社会组织可以继续围绕“诗篇”展开观影与讨论会。在不断学习、思考、讨论工人诗歌作品以及《我的诗篇》纪录片的过程中，我相信，不同于去政治化的阶级叙述的知识会在工人中间创造出来，这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可以贡献力量的地方──不在资产阶级毕露锋芒处与之相争，而是深入阵地，实实在在地和工人们一起摘下资产阶级的面具，厘清问题所在。

　　在日常生活的阵地战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秉持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理念的知识分子和实践者，有的是浪漫的环保主义者，有的是激进的公民权利倡导者，有的是温和的传统文化热爱者。中国大陆经过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开放，再到九十年代更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取向，知识界也几经震荡，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历史以及九十年代之后的当代中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占领不同的头脑，产生各种分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25]左翼的阵地战实践以目前的力量来说尚无法领导其他社会实践，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应争取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理解和同情，起码不与之为敌。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要彻底地实现自由主义的话，无法绕过如何保护并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资产阶级负担不起真正的自由民主，历史也证明，民主和自由在19世纪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奠定反而为工人运动开辟了空间，资产阶级只能使用高压手段，掐灭工人阶级革命的火焰。[26]然而，日常生活的阵地战如果不涉及经济斗争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仅在文化层面进行斗争和建构的话，又仅满足于和自由派携手同路一段的话，不免要落入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渐进主义的末路。[27]很多替代性经济模式，翻转生产关系的经济斗争已经以“挖资本主义的墙角”的方式开始。社区货币、合作社、团结经济、以劳动换食宿的在地经济等模式星罗棋布，虽无法完全阻隔自身与外部市场经济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联，但却在努力培育平等互助可持续经济的内生力量。[28]在早已告别了20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日常生活的阵地战可能没有特定的战斗号角，也没有振臂一呼向前冲锋的激烈豪迈，它要求我们耐心地，甚至是隐忍以行地，参与到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斗争与改造中去。然而，它依旧是伟大的召唤，或许是针对“去政治化”的历史情势最为可行的方式。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台湾)第1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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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的最終改定得益於和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郭春林老師、朱善杰老師，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吳暢暢老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石力月、冷嘉老師，某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葉忠林之間的日常交流與探討。在此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1、本文在最寬泛的意義上界定「左翼」：反對新自由主義，質疑公民權的普世價值，與勞動者站在一起。

　　2、 吳曉波(2015)〈打工女詩人鄔霞和她的吊帶裙〉，原載於「吳曉波頻道」，轉引自新工人網，http://www.xingongren21.com/show_18243.htm。

　　3、 盧卡奇·捷爾吉(1996)《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23。

　　4、 張慧瑜(2015)〈工人詩歌與兩種工業經驗〉，原載於「破土網」，轉引自「微頭條」， http://www.wtoutiao.com/p/lb2hsq.html。

　　5、 鄭小瓊(2015)〈給我血汗錢，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見「我的詩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6d06dd60102w5gc.html。

　　6、 對於「情勢」的解釋可參考安東尼.葛蘭西(2006)《現代君主論》(陳越譯)，上海：上海世紀，頁59-63。

　　7、 這段引文是現場錄音的逐字謄寫。

　　8、 這段引文是對吳曉波現場發言錄音的逐字謄寫。

　　9、 汪暉(2014)〈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中闡述了消費意義上的城市新窮人與生產意義上的新工人之間的隔膜，原載於《開放時代》第6期，轉引自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78&aid=1849。另見保羅·弗萊雷(2014)《被壓迫者教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頁23。

　　10、 近年來因工廠搬遷而產生的勞資矛盾越來越多，比如，可參考「鳳凰網」專題，http://tech.ifeng.com/it/special/daigongchangbanqian/。

　　11、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3與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12、 見2011至2014年的《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十三：「人口和就業」》所示，外來常住人口的增長超過自然增長率，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202/239488.htm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302/253153.html，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402/267416.html，

　　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502/277392.html。

　　可惜沒有找到更為詳細的數據，區分外來常住人口中的白領與工人。

　　13、 戴錦華(2015)「數碼轉型與歷史坍塌」講座發言，2015年10月29日，上海師範大學文苑樓。

　　14、 見麥克·布洛維(2007)〈走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安東尼.葛蘭西與卡爾.波蘭尼的互補合一〉(任政譯)，收於麥克.布洛維著《公共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45。

　　15、 戴錦華(2015)〈叩問六○年代〉，載《熱風學術》第九輯，上海：上海人民，頁116。

　　16、 感謝清華大學馮象老師對這段末尾文字的修改。

　　17、 同註6，頁38。

　　18、 對於革命運動的歷史梳理，可參考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History and Dilemmas,” in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ed.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Gunder Fran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13-53.

　　19、 關於「日常生活」，可參考Henry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20、 關於「情境主義」，可參考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137-142.

　　21、 同註14。

　　22、 保羅.弗萊雷(2014)《被壓迫者教育學》，同註9，頁28、29、99。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傳統中也蘊含著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延安根據地和「群眾路線」正是這樣的寶貴經驗，本文暫不做展開。

　　23、 安東尼.葛蘭西(2000)《獄中札記》(曹雷雨、姜麗、張跣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33。

　　24、 張小葵(2015)〈誰能幫鄔霞「逃離」工廠?〉，原載於《寶安日報》2015年2月16日，A10版，轉引自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02/16/content_3151372.htm。

　　25、 對於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思想狀況的分析可參見，汪暉(2008)〈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收於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

　　26、 艾瑞克·霍布斯邦(2014)《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北京：中信，頁168。

　　27、 雷蒙·威廉斯(2014)〈你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吧?〉(祁阿紅、吳曉妹譯)，收於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會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頁72-84。

　　28、 比如，山西永濟蒲韓社區的合作社，具體介紹見花果山(2016)〈蒲韓故事：今天如何讓中國農民組織起來〉，見「人民食物主權」，http://www.shiwuzq.com/food/annual/report2016/2016/0825/3495.html;香港聖雅各福群會的「時分天地」，具體介紹見顧靜華(2016)〈鄰里談錢更親密：皇后大道東的另類貨幣實踐〉，原載於「破土工作室」，轉引自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158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