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

国企改制与下岗工人的抗争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沉戈《我的长征》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为后援，以土地改革为摧毁国内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摧毁了旧的统治者，即资产阶级以及关联的其它有产集团。革命后的新生官僚机器，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而工人阶级虽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抱有期待，也有多方面的生活改善，却一直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了。随着官僚独断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官僚的物质特权与群众生活改善变慢、工业建设的巨大浪费与经济决策的盲目，社会不满开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国的执政者开始在政治上接近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以换取维持生存必需的技术设备。在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市场，表现为吸引外资、加强出口，逐步推进市场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产群体，最终于90年代让中国彻底回到资本主义的怀抱。

自80年代以来的市场改革与工商业大跃进，造成了中国国内各阶层持续震荡的分化组合，并深刻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首先受到了国企改制[1]、大量职工失业、半失业（下岗）的冲击，全社会迅速出现了贫富分化。举例来说，老工业基地辽宁的辽阳铁合金厂曾有数千职工，1999年工厂改制后，为了落实生活费与社保，工人们反抗了四年。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写给地方大员的呼吁书中，铁合金厂的职工这样描述下岗后的惨景：

“那些衣著褴缕，劳动服都没了的工人百姓，他们自认有德无能。灰心到眼下一味蔫气；难心得年货想买而不能买；痛心于所需要啥没啥，真是路有冻死骨，穷在街头无人问”[2]

为了尽量廉价地分食国有资产，国企改制从一开始，各种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国的。在辽阳铁合金厂的例子中，工人揭发说：

“在破产讨论投票会招开的前一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还有五位工人代表由于群众、家属的阻拦抗争下才未被如愿抓走。破产投票讨论大会当天，厂门前员警林立，警车横行，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破产领导小组负责人操纵我厂（因特殊情况）不参加破产的工人投赞成破产票，唆使厂工会干部想方设法让赞成票超过半数”[3]

这种等同于公开抢劫的行为，自然激起铁合金厂工人的愤怒。虽然他们无奈地表示“我们知道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厂矿企业破产，买断、并轨是大势所趋，事在必行。”[4]，但由于他们数年间不断的集体串联、上访，2002年3月又在辽阳举行了连续三天示威游行，而让国家感到必须杀一儆百。很快，当局抓捕了姚福信等一批抗争积极分子。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对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满足后，在释放了多数被捕工人后，2003年姚福信和另一位工人被判刑[5]。后来，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岗工人抗争骨干因为组织行动被判刑[6]。

在下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这样比较公开的带头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对婉转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后出谋划策。通化钢铁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吴敬堂，是这样描述他如何协助当地工人行动的：

“我们大集体的斗争，去年8月让他们下岗，他们没有办法，想起了维权，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帮他们参谋，给他们写了材料。他们100多人在办公室门前进行了维权，不到2个小时，领导出来讲话，让他们回去，宣布不让他们下岗了。”[7]

后来，为了通钢改制的问题，他终于走上前台，在外积极上访，希望达成一个工人、国家和资方都说得过去的平衡结果。在2009年震动全国的通钢事件中，大量工人围堵声称要继续裁员的资方代表，最终导致这位资方人士的死亡。当时，也许是为了把事态控制在“坐下来谈”的状态，老吴试图劝说街头的工人保持克制，却被愤怒的工人揍了一顿[8]。

有些时候，由于下岗问题特别严重，当地政府也会对工人的集体行动、乃至自发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99年，随着改制的实施，东北某拖拉机厂爆发了工人抗议。很快，一批工人成立了自称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的半地上组织。从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会”的名义反复向上级政府呈交本厂改制违法乱象的举报材料，还在厂区的宣传栏上坚持贴大字报，揭露改制者的贪婪、鼓舞工人保持斗志。

此外，“退委会”公开组织的工人行动，也达数十次之多，分别有堵路、集会、包围行政楼等等。这些行动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厂退休职工，抗议目的分别有发放/保留取暖费、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于当地社保部门取消了这家工厂的统筹外养老金[9]，“退委会”组织了一千多人连续上访省委，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两名职工受伤，保留统筹外养老金的目标也失败了。

类似“退委会”的下岗工人组织，是数千万原国企职工遭遇生活剧变后，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入世后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兴起，不少内地省份也再工业化了，吸收了部分失业工人。同时，国家开始对下岗工人的退休、医疗有所保障。于是，改制抗争慢慢消退，“退委会”一类的组织，或者说核心带头人的联络网，也就一定程度消融于无形了。

然而，当“大下岗”尚未离社会生活远去时，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经开始了对剥削压迫的本能反抗。作为一个群体，这只新生的无产阶级队伍最终远远超过了一亿人[10]，他们的斗争也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