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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三)

2020-11-30 01:07|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25797| 评论: 3|原作者: 李星|来自: 西西河

摘要: 大繁荣时期的品牌公关需求,让工人有些机会,可以相对平和地从老板那里夺回一星半点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东西,他们与老板的碰撞就难以避免了。在碰撞中,当老板与工人都不愿意明显退让,欺骗、恫吓以及赤裸裸的国家暴力,都会拦住工人的去路。

二、“员工代表小组”的活跃分子有才

 

 

 

于是工厂主

拉里

问我们这些操作工如何促进劳资

之间的民主气氛

 

“我认为,咱们应该设一个意见箱!”

路易斯喊了一声

并咧嘴笑了

 

我们一致附和,但拉里的脸色变白了

“恐怕我在意见箱里读到的一些东西会把我

吓坏了。”

——沃斯《一个躲在办公室里的卑鄙吝啬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毕业到了中山某服装厂当仓管。当时,这家厂主要为某国际大品牌做代工,内部“奉行监狱式管理”(有才语),仅仅是辞工不批一项,就逼得许多人丢了一个月工资自离。有才进厂时,品牌商指定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即员工代表小组活动,已经在厂里搞了一段时间。按照项目的规定,小组是选举产生的,选出来的小组成员有权跟厂里协商员工的生活、待遇问题。

 

虽说有了这么个小组,但似乎无所作为。进行第二期小组选举的时候,甚至很少有人愿意参选。有才年纪小,比较活跃,还在晚会上表演过节目,不少人认识他。结果,他稀里糊涂地当选了。第二期小组以当过产线组长的阿东为核心,阿东为人沉稳、办事认真,不愿讨好上司,结果被厂里调去打杂。后来的小组活动中,阿东坐镇指挥,有才冲锋陷阵,两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较支持他俩。几年后,对自己在小组里的那股子积极劲儿,有才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地参加这个员工代表小组呢?一方面有空闲,另一方面也有一点责任感,就是我参加这个小组了,总要做点事。也可能有点不服输的心理因素”[1]

 

 

老板对这个小组的态度是:只要不谈钱,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来谈谈。但是员工很想跟老板谈钱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货的单价。员工小组多次找厂里谈单价问题,老板躲了,经理搪塞,最后不了了之。单价调整不成,小组没有泄气,为员工解决了几件生活上的“琐事”,比如热水器修理,安装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对这些一次性的小开支,厂里还算通融。

 

这家厂的食堂,采购由保安队长兼任,买回来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烂肉拿到行政楼给经理过目,还跟厨师自费去市场看价格,最终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队长的采购职务。不过,食堂经过整顿,饭菜质量虽然好了些,价格也贵了。

 

经历了几场外围的“战斗”,员工小组又杀回了“谈钱”的主战场。他们发起了两三百人签字的联名信,要求提高全勤奖、加班费。这次,老板躲不掉了,双方谈的比较火爆。对这场谈判,小组做了一些准备。对此,有才回忆说:

 

“谈判时是有分工的,就是盯着老板,不让他转移话题,问他答复的期限。不能让厂里主导话题,要不然厂里就给我们拉到云里雾里的,什么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导谈判,他就一直抢话题。你在说一个东西,他会从另一个角度慢慢给你岔开。我们说全勤奖三十块过去还可以,现在物价涨得多么高,老板就附和说:对呀,现在什么都涨了,原料也涨价。这就跑题了,你得拉回来。

 

我们的分工是提前谈好,根据各自性格确定的。我是负责把话题拉回来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犷一点,就负责跟老板拍桌子,一拍桌子老板就不高兴啊,阿东就打圆场。……厂方扯东扯西,我们再拉回来。最后告诉我们何时答复。所有的问题谈完了,自然就结束了。”[2]

 

当老板最后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单”也被员工戳穿后(作为仓管,有才掌握订单的动态),厂里不得不给工人涨了一点钱。

 

本质上,员工小组是品牌商的公关产物,对厂方有一点影响,但也要注意分寸。所以,当工人因为工资拖欠而罢工时,小组没有直接出面,只暗地里给工人提了几条注意事项。为了与同事们打成一片,有才还想出了搞“意见墙”征集全厂工人要求的点子,等于在工人中间造了一股舆论,无形中给厂里施加了压力,也显示了小组是有群众支持的。

 

对小组的积极活动,厂方的对策是拖延、敷衍,给点过得去的让步,再就是讲人情、拉关系。确实,在拉关系上,高管们都很有一套:

 

“会议上人事部经理跟我们据理力争,私下跟我们喝喝酒,不谈厂里的事,拉拉家常。有时莫名其妙就打电话约我们出去吃饭、宵夜什么的,感觉像哥们一样,搞得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跟厂里提意见。”[3](有才)

 

 

 

附:2004年广东某制衣厂的“员工委员会”

 

 

要说明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已经颇有一些年头了。至少在2004年,广东已经有了类似的实验。当时,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装代工厂成立了“员工委员会”。委员会仅限员工选举产生,每月开会一次,开会时有双倍底薪补贴,委员会成员每月另有30元固定补贴。按照规定,委员会的责任是协助厂方计算单价、协调休假/加班、保障准时发货、组织劳动技能竞赛还有拔河、文艺晚会,甚至要过问员工的手机充电以及购买地下六合彩的情况。

 

与有才所在的那家厂一样,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也不愿意谈钱,对委员会提出的工价问题始终推诿,直到没了下文。相应地,在其它领域,厂里的态度略微灵活一点。当时,由于管理们拉帮结派,各条产线之间分货不均、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批员工通过委员会给老板写联名信,要求公平分货,否则“采取进一步行动。” 接到信后,老板还算重视,大致解决了这个老矛盾。

 

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厂气氛有所不同,这家制衣厂的工人对委员会比较重视。也许,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挣钱更少,而对任何改善都比较敏感?也许,是制衣厂“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经办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们无从得知。但成立委员会后,制衣厂不少工人的面貌着实变得积极了。他们开始敢于同厂方交涉,主动学习弄清楚厂里的经营情况,也有了一点阶级的自觉。

 

员工委员会某成员在几十个厂摸爬滚打过,对委员会诞生前后,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现,他深有感触:

 

“特别气人的是定额问题,做定额时,总是会出现你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一点小钱,结果老板把定额定得很高,想拿超产奖就越来越难了。现在有员工委员会就好一些,我们与老板去争,不是代表我们个人,也不用担心老板报复你。

 

以前我们也有工人去争过,但你几个人如何敢啊,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也说不过老板,老板凶一些的话,大家都不说了,现在我们会一起商量如何来说,有扮红脸有扮黑脸的。[4]

 

有的女工在厂里干了好多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怎么算出来的。她们心里不服,但找不到解决办法。委员会让她们有了开口讲话的机会:

 

有时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费的。我提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宿舍及争论过很久,后来由员工委员会提出来,厂长的答复比较满意。这件事也教会员工如何来算自己的加班费,什么是最低工资。”[5](员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为人正派,在厂里就容易被穿小鞋。对他们来说,委员会似乎拨开了云雾,让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

 

有的班长排外,你提他意见他就报复你,我现在是员工代表,有这个身份我说话也方便些,有时候为员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担心别人报复。我认为员工委员会只能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包括班长就是要搞对立的,如果员工委员会跟他们站在一起,那还要它干吗?[6](员工代表乙)

 

而六年后,有才同样在员工小组的活动中,找到了为自己人办事的自豪感:“(员工)找我们,说明信任我们!” [7]

 

与此同时,依托厂商、自上而下的实验毕竟有着天然的局限。为了给品牌商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给工人一点甜头,但也到此为止。委员会运行一段时间后,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厂加班费和工时是要比外面好一些,这与员工委员会的争取有关,但是工价问题老板是永远不会让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骚就是工价,每次来新货时我们就要争一次,但效果都不大”[8](员工代表丙)

 

众所周知,对工价标准的垄断,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此,这家厂的管理方也敞开天窗说了亮话:

 

“员工委员会不可能走得太远,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这个机构就会停下来,当然矛盾也可能会更多一些,有些问题是不会让工人讨论的,比如工价问题[9](生产厂长)

 

说到底,大繁荣时期的品牌公关需求,让工人有些机会,可以相对平和地从老板那里夺回一星半点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东西,他们与老板的碰撞就难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当老板与工人都不愿意明显退让欺骗、恫吓以及赤裸裸的国家暴力,都会拦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一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一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一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一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一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一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10]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一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一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11](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里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复,老板一度不让他加班[13]。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里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里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一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一贯吝啬的老板手里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一次会,统一了诉求[14],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一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15]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一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里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16]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17]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复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里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一直扣着老板租的货车。发现一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18]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敷衍、装糊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19](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2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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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nepal1996 2020-12-1 22:59
少发了一些内容。补上

文章不能编辑吗?
引用 sxm 2020-12-1 22:09
感谢作者。本系列文之二、三似乎缺失了一些注释
引用 redchina 2020-11-30 04:00
很珍贵的阶级斗争总结材料;感谢作者在红色中国网发表和保存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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