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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七)

2020-12-27 00:28|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10691| 评论: 0|原作者: 李星|来自: 西西河

摘要: 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剥削,迫使他们起来抗争,工商业的繁荣,又让他们有改善生存的机会。小丽与她的无数同龄人认真生活于当下,专注自己的平常日子,而对阶级现实的演变趋势不敏感。他们的充分觉醒,还有待中国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暴露。

六、广州南海本田罢工:青年工人代表小丽

 

 

当曙光来临之际

这里

就会变成

混蛋们的墓地

——白松哲夫《致春斗、国劳的斗争》

 

 

加入世贸后,制造业对劳力的需求迅速扩大了。于是,国家开始推动劳动力的定向供给,保障工厂有足够的人手。定向供给的一个手段,是有计划安排中学/技校生进厂实习、就业。当然,接触到厂内管理的不公后,学生工难免心怀不满。在一家国际驰名的电子代工厂,某技校实习生这样回忆他经历的一次罢工:

 

“有一次我们车间连着加了一个多月的班都没有放假,大家都受不了了,于是私底下相互约好,有一天车间里的好几百人都没有去上工。厂里最怕工人旷工,因为这样产量就容易完不成,而我们车间全体旷工之后,整个车间的生产都停下来了。后来厂里把车间里有的线长开除了,并且给我们调休。这次事件没有人领头组织,也没有人代表我们跟厂里面沟通说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旷工、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反正我们就是好几百人一起集体行动,发泄一下”[1]

 

学生工有朝气,相互沟通多,遇到事情容易抱团。在2010年,正是这个群体,发起了震动全国的南海本田罢工。

 

最近20年,广州逐步成了官方规划的汽车生产基地,有不少日资汽车配件厂。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扩大,这些汽车厂产量提升很快,但工人工资不高。以广州南海本田厂来说,2010年初,它的1800多工人里面,三百多正式工的工资只有一千出头,扣掉社保就更少了,其他人是没毕业的实习生,工资八百多,还没有社保。20105月,这家厂罢工了,前后持续半个月。罢工期间,女工小丽积极参与,经历了不少严峻的场面。罢工结束后的工会改选中,她当选为厂工会的工会委员,也是7个委员里唯一的产线工人。

 

小丽是广东人,2008年专科毕业进了本田厂,在变速箱组装科上班。这家本田厂的管理比较严,而且小丽进厂后不久,厂方还推出了不少新规定,比如员工工作期间不许聊天、串岗,休息区不许玩手机、工作时保持一定的坐姿、休息时帽子要统一摆放,等等。规则的执行并不公平,要看人际关系。厂里设立了员工关注日,欢迎提意见,可是只有关于生产改良的意见才会被采用。此外,驻厂的日本外派员工态度傲慢,随便谩骂中方工人,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但工人最大的痛点,是工资低。上了三年班,工厂的产量翻了两倍,小丽的工资只从八百涨到一千多一点。许多人觉得干不下去了,躁动起来:

 

“同事们聊的话题,开始离不开工资了。物价翻了几番,这点工资只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且都要节约着花,同事们的情绪开始越来越不满。”[2](小丽)

 

2010517日,变速箱组装科的两个已经交了辞工书的男工,按下了生产线上的急停按钮,有些工人配合着呼喊“工资太低了!”离开工位,罢工开始了。

 

厂方立即接触了罢工的上百工人,收集意见,承诺一周后给答复,请大家先复工。在基层管理的引导下,工人回去上班了。两天后,工人听说厂里在招工,要把17号参与罢工的人换掉,开始不安。520日日本总经理找工人开了个会,却一个劲说不可能满足太多要求,有些工人气的当场离开了。就这样,521日晚上工人又罢工了,这次有四百多人,包括了变速箱和轴务加工科两个部门。经过宣传,夜班和22日早班的工人也响应了罢工。参与行动的工人心情不错,似乎一下子解脱了。小丽回忆说:

 

“大家一块在操场看星星,几堆几堆地在草地上静坐聊天,一扫一直以来的压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们也没有聊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这次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呀,具体要争取哪些成果,都没有很仔细地聊。”[3]

 

但资方很快开始施加压力。522日,日方职员拿着DV对着工人拍,观察谁是领头者,一发现有比较积极的人,马上上前抢夺工卡。为了不显得被动,工人在厂区里带着口罩来回游行,唱着歌。526日,工人正式提出了加薪、改组工会等四项要求[4]。作为回应措施,厂方也宣布加薪,给实习生加的比正式工要多,显然是为了分裂工人。当天,在工人继续厂内游行时,资方出动了更多的管理以及日本职员,跟在游行后面,把熟悉的工人不断拉出队伍。憋了一肚子气的工人终于反击,集体出动包围了这帮管理:

 

“那一刻心情真的是好极了。这些日子,这些死日本鬼子也实在是太嚣张了,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大家把口罩也都摘了,怕什么,他们爱拍让他们拍个够。这些日本人突然被几百人包围起来,这时候有点害怕了,不停地说:‘大家冷静,有事好好商量。’不过大家怎么会听他的话呢!他们一出声,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不要讲鸟语!”。”[5]

 

公司与工人的对峙又延续了几天,资方使出了新的手段。学校派了老师劝说实习生退出罢工,但是作用不大。各部门的管理下发了“不罢工承诺书”,要求员工签字,工人也不太理睬。厂里还请班长们吃饭、发红包,要他们多出点力气对付工人。531日,早班工人被封锁在车间里,资方律师命令他们立即复工或者辞工。同时,厂外出现了防暴警察,还有一百多自称的“工会人员”来到厂区。当十几个工人冲出车间后,管理立即宣布他们被开除,而“工会人员”对他们动了拳头,引起全厂的义愤。这一天,工人紧张、愤怒,也越来越茫然。坚持罢工的人有些动摇了,已经复工的一些人又罢工了……

 

十天的罢工给本田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国家最担心的是汽车发展的整体布局[6]。“工会人员”打人事件后,官方代表终于以非官方形式下场干预了。

 

61日,显然是受到有关部门的委托,当地某中日汽车合资企业高管徐某来到罢工现场,表示愿意协调矛盾,并且马上做了几个缓和工人情绪的姿态:

 

“我们去到会议室,说要镇总工会的人来道歉,他就马上叫他们道歉;叫总经理道歉,总经理那时候已经被折磨得很憔悴了,所以也道歉。我们要镇总工会解释为什么打人,他们说了一轮,但我们不是被打的那些人,所以要一份书面解释,向外面的人交代。徐总马上附和:‘对!你们赶紧给我写,明天早上给我贴出来!’当场命令那个工会的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真的好像是为我们说话一样。”[7]

 

随后,徐总先后与被打的工人以及工人代表,也就是主要的罢工积极分子(包括小丽),分别谈了话,安抚人心,并提出大家先复工,由他跟公司协商,三天内给答复。然后,不等积极分子们回过神来,徐总就在饭堂召开的员工大会上,宣布工人代表已经同意复工。连续罢工十天的工人激动不安、身心疲惫,他们意见不一,多数人不反对复工。

 

62日,鉴于公司还是不愿意大幅度调高底薪,以及当地工会发布的“道歉信”充满了污蔑[8],小丽等人决心发出工人自己的声音。他们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车间选出代表参与谈判,揭露资方的分化伎俩,反驳工会歪曲事实的言论,并表示罢工工人期待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在向各车间散发的同时,小丽把信发给了她联系的媒体,后来她说这是她个人的“灵机一动”[9]

 

63日,徐总得知公开信的内容后,凶相毕露了。他对小丽大发雷霆:

 

你们是合法的代表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是我任命的!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帮你们协商了,你们现在是想怎么样?把我也害了么?什么叫满意的答复?就围绕你们公开信上的罢工字眼,有关部门可以直接把你们都抓起来。”[10]

 

或许是因为木已成舟,或许是想用说得过去的程序把这班“捣乱分子”排挤出局,徐总发过脾气后,安排工会在当晚下车间组织选举协商代表。选举的过程比较松散,工人可以在选票上自行填写候选人,得票多的人自动当选。结果,小丽当选变速箱组装科的代表。

 

64日,谈判开始了。小丽通过媒体联系的法律顾问某教授也到场了。这位教授表示“我们要尽力争取更高的工资增长,但也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接受程度”。当车间里又传来工人要罢工的消息时,这位教授催促工人代表要平息事态:

 

这一点必须明确,我们应该组织工人马上恢复生产,否则谈判将前功尽弃。……作为劳方法律顾问,要负责保证谈判的秩序,大家必须要听从我的意见。”

 

同时,国家机器显然已经高速运转。小丽等人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她回忆说:

 

谈判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在我们附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是不断在你耳边说:其实你们这个涨幅已经很多了,也要考虑一下同一个园区的水平。”[11]

 

经过一天的商谈,厂方同意底薪再加一百元,以及附带其它津贴四百元。工人接受了这一结果,本田罢工的20天斗争宣告结束了。

 

 

罢工期间,小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本田罢工中,小丽所在的变速箱部门发挥了核心作用。罢工开始,她就充当了与媒体以及外界同情者建立联系的角色。除了联系记者,她也在现场积极鼓动大家参加行动:

 

有人说去游行,我就会叫上所有女生一起出去,还常常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些人比较扭捏,我会直接跟他们说:‘我这个女孩子都站出来了,你们这些人还怕什么?’”[12]

 

她决定对外发布公开信,让本田罢工引发的社会反应有些不可控了,但事后看来,这个举动很可能也让国家觉得需要尽快安抚罢工的工人。当徐总威胁她必须收回公开信,否则要被抓,她真的恐慌了:

 

同事们都没有责怪我,让我觉得更加愧疚,在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或许会被真的抓起来,但是一定不可以连累任何一个同事。”[13]

 

64日的谈判,她并不满意,感觉“目前的谈判更像是在哀求资方。难道集体协商都是这样的么?”[14] 但她的人生经验,在那个时刻,已经不足以支撑更加复杂的深入斗争。

 

罢工结束后,小丽继续受到资方和国家的密切监视。她在罢工中的对外联络活动,她在积极分子中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她发布的那封公开信,显然让老板怒不可遏。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小丽直接感受到了厂方的敌意:

 

在我走出会议室的那刻,我看见一个日本人看我的眼神,非常让我不舒服。彷佛想把我掐死那样”[15]

 

罢工结束不久,厂工会改选了。虽然管理人员直接命令小丽的班组不许选她,但她还是在车间选举中当选工会委员。回忆这一幕,她欣慰地说:

 

“整个选举过程,我从来没有拉过票。我也挺想看看到底群众的眼睛是否是雪亮的。在由整个车间选举委员和主席时,候选人我是直接过半数的。看到大家还是信任我,我挺开心的,这就够了[16]

 

不久,小丽离开了工厂去上学,也参与过劳工服务机构的实践,后来又举家去西部开餐馆。小丽这一代学生工,是与中国资本主义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生存压力,但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搏斗。在集体行动中,他们有反抗的决心,也有牺牲的勇气,但历史环境让他们对周遭现实,严重欠缺整体的理解。珠三角工人维权的一位协助者,这样评价小丽:

 

小丽是这样一种人,只要决定做一件事,她就会努力去做,心无旁骛地做。她从一家NGO离职后,开始找工作,每天在网上投简历,面试,没找到工作之前,完全处于焦虑的状态,不能去想找工作之外的事情。后来找到工作了,又成天忙于上班。她这样的人,就是认真于当下的每一件事:工作,生活…… [17]

 

可以说,这是小丽那一代年轻人的普遍状态。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剥削,迫使他们起来抗争,工商业的繁荣,又让他们有改善生存的机会。小丽与她的无数同龄人认真生活于当下,专注自己的平常日子,而对阶级现实的演变趋势不敏感。他们的充分觉醒,还有待中国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尖锐暴露。



[1] 2013年某高校学生社团访谈武汉某代工厂工人记录(未刊稿)。

[2] 《李小丽自述》未刊稿

[3] 同上

[4] 当时工人起草了员工意见书,提出4大项要求:一、增加工资800元,其中500元加到基本工资;二、今后工资涨幅不得低于15%;三、不得追究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并让被开除的两名同事复职;四、重组工会。

[5] 同注释90

[6] “汽车业是中国,尤其是广东的一个支柱产业,任何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南海本田并不是中国最大的一次罢工,但是发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忧与思》第五章 工人集体行动与工会角色)

[7] 同上

[8] 同上 工会在信中声称“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

[9] 据说,这封信的起草,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些研究劳工话题的香港学者的协助。

2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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