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帮忙看孩子”到“为共产主义培育幼苗”

四、“为共产主义培育幼苗”：保教人员自我认同、努力及影响

国家话语对农村保教群体的身份重塑，使她们深深感到成为一名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保育员、教养员，是一件崇高而光荣的事业。掖县双山区王小乡王小合作社的教养员林淑芳在模范事迹汇报会上说：“过去工作上不安心，上街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觉得别人瞧不起咱，又嫌工分少，不如下坡干活痛快。现在心里亮堂了，知道了咱的工作很光荣，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没有咱们工作，那就解放不了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咱这是在为共产主义培育幼苗，是为共产主义做贡献，任务光荣艰巨。现在就是不给工分，俺也得好好干。”[38]这种由认同激发出的热情，促使大量青壮年妇女投身保教工作(16)，让她们“变被动为主动”，在工作中树立了敢想敢干的精神，克服了实际困难。

要顺利办起托儿所，让母亲安心送托孩子是前提，孩子入托之后，如何安抚、照顾、教育孩子则是“培育共产主义幼苗”的关键，也是保教工作的核心内容。保教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取得孩子母亲的信任，培养和孩子的感情，用真心打动孩子和家长。动员孩子入托一直是保教工作的难点，因为即便母亲认识到把孩子送托能够更安心地下地劳动，事到临头总是有人觉得不放心。有些妈妈说：“俺这孩子长这么大没离过我的身，我到茅里还跟在后边，叫别人看不办事。过两天人家都送咱再送。”[17]为了争取让更多的孩子入托，不少保教人员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例如夏津县保育员范兴荣，为了让孩子入托，“她就东跑西奔，苦口婆心，挨门挨户进一步宣传托儿组织对生产、对孩子、对母亲的好处。她首先去孩子多的户去动员，一面帮人家刷锅做饭，抱孩子，一面提出保证一定能把孩子看好”。等和孩子及母亲都熟悉了，就动员孩子入托[37]。寿光县保育员夏爱美用孩子无人看管而发生伤亡事故的例子教育家长，并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把孩子看好。家长见她态度诚恳，就同意将孩子送到托儿所[39]。孩子们入园入托后，有些保教人员为了方便孩子母亲参加生产劳动，还对工作进行了弹性调整。保育员范荣兴一直坚持“把方便留给妈妈，把困难留给自己”：妈妈什么时候送孩子她就什么时候收，哪怕是正在吃饭。只要送孩子来，她就连忙放下碗筷接过孩子在怀里，或放在炕上，因此母亲们不论是刮风下雨、推磨，甚至连洗衣服、做针线活、走亲戚都把孩子送去[37]。

然而，大多数孩子刚入托儿所时并不适应集体生活，有的孩子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也有的哭闹不止，一个孩子哭，引起近20个孩子一起哭；有的趁着保育员不注意偷偷往家跑[40]。这些情况引起家长的不满，有的等孩子回家多方打听孩子在托儿所有没有抱屈；有的在孩子入园之前称体重，回家再称称，看掉秤了没有[4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茌平县三里托儿所的保教人员，“采取固定几个人看几个孩子的方式，和孩子培养感情”[40]，用耐心细心来换取孩子和家长的信任。例如，“个别淘气的，保育员就轮流抱着”，给孩子做各种好玩的玩具，领着孩子们到地里去玩。“早上孩子来不了便去接，晚上母亲生产忙不来就去送。午饭时母亲在地里干活不回来，就把孩子领到食堂吃饭，很小的儿童送到地里去吃奶。这样一段时间，哭闹的孩子不哭闹了，偷听偷看的家长也没有了。”[40]“多数孩子对托儿所产生了感情，晚上回家时常说：‘上园上园’，在街上碰到保育员很远就叫娘。”孩子母亲们都觉得很放心，即使阴天也要把孩子送进托儿所[40]。保育员范兴荣，七年如一日像妈妈一样照顾孩子，“有几个孩子都是从出生几个月照顾到八岁出园”[37]，有些小孩送来时又瘦又小，在她的照顾下都变胖长高，健康可爱。她因为工作出色，在村子里受到人们的爱戴，被称作孩子的好妈妈，她带的孩子个个不愿离开她[37]。

其二，用多样灵活的方式教育孩子，让他们爱国家、爱劳动、懂礼貌、有知识。范县徐庄托儿所教养员王玉兰和徐玉桃创造了许多适合农村情况的活动和游戏。“通过活动向孩子进行爱党、爱领袖、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和团结互助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带孩子们到田间玩时，教给孩子辨认地里的庄稼，树木以及讲解爱护树木、庄稼的常识，使他们都知道爱护庄稼和树木及它们对祖国建设的重大意义”[42]。孩子们喜欢唱歌，王玉兰就边唱边教：“小飞机，天上飞；飞到东，飞到西；请你带我到北京去，看看亲爱的毛主席！”“我是小农民，读书又种地；农忙时候勤劳动，有了闲空就学习；人不学习不长进，人不劳动没出息。”[43]蓬莱县保育员张瑞兰教育孩子们“向毛主席行礼，回家向家长行礼，对老年人、长者、解放军注意礼貌。小朋友之间不打架、不骂人、不哭”[22]。她还用灵活的方法教孩子们识字算数，让孩子们都能说出自己的籍贯住址，用两个月的时间教“每人都学会了二十多个字，五个数码”。孩子觉得老学这些没意思，张瑞兰就把他们带到海沿玩，还给他们拉胡琴听[22]。

其三，用现代卫生观念，呵护孩子身心健康。共和国早期，农村托儿组织的主要职责逐渐从“安全育儿”转变为“卫生育儿”。保教人员是这一转变的践行者。她们放弃了传统的育儿方式，用现代的卫生观念来照管孩子，如“建立‘三查’‘四早一好’‘四接种’相结合的预防制度”，“培养婴幼儿用流动水洗手、定期剪指甲、不穿土裤子等卫生习惯”，“拒绝拒绝喂食，实行一人一碗一匙以确保饮食卫生”，“帮助婴幼儿适应按时饮食、排便、睡觉等规律化生活”[44]。她们的这些努力，不仅使孩子在托儿所能够健康成长，而且逐渐改变了家长的观念和传统的育儿方式(17)。

保教人员的真诚付出与努力，与她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有关，但也离不开她们对保教工作的强烈认同以及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幸福感。正如蓬莱县保育员张瑞兰所感受到的：

每当我做完了一天工作，看到孩子的妈妈们成群结队的从地里归来时，我就感到幸福和愉快，我觉得，我同样是在做着一件重大而又是平凡的工作。过去我曾幻想过长大了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却不知道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人”,今天在实际劳动和工作中我才懂得了这一点，这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家换来幸福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而幸福和荣誉也同时给予这样的人[22]。

在保教人员的努力下，山东各地托儿所、幼儿园的情况大为改善，其中模范幼儿园基本达到“四好”(教育好、护理好、玩得好、卫生好)；“三满意”(领导满意、父母满意、孩子满意)；“两无有”(无传染病、无意外事故)[37]。她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家长和国家话语的认可。“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生活得很幸福，又教育的好，都满意地说：‘孩子在托儿所、幼儿园，比自己看管好得多。’”[45]1960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人民日报》发文对保教人员的工作及价值做出了高度评价：“保育工作者们具有对集体事业体贴入微的精神，是因为她们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把别人的事情、集体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关心集体胜过关心个人，体贴别人胜过照顾自己，而且是入细入微，无所不至，这是一种新的道德面貌，是一种忘我的共产主义风格。有了这种风格，我们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办得更好。”[46]在国家官方话语的支持下，农村保教人员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这不仅使保教工作成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也使她们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彰显。

不仅如此，保教人员的努力还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农村人们的日常生活，笔者研究发现，至少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孩子母亲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育儿方式。保教员把卫生知识教给孩子，孩子在家也会坚持并影响到父母。如聊城莘县范恩波三岁的小孙子，每饭前不洗手不吃饭，还要求大人洗手[17]。即墨县城阳第二耕区保育员李新华，教育孩子要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勤换衣服、勤剪指甲，有时妈妈没时间洗，她就给孩子们洗，这促使母亲们也格外注意孩子们的卫生[23]。德县孙家社黄金枝以前直接从缸内舀水给孩子喝，孩子告诉她喝生水容易生病、泻肚，她就不给孩子喝了[14]。其二，保教人员和孩子及孩子母亲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如保育员范兴荣，因为数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使孩子母亲大为感动，经常主动到她家里去帮忙，即使年节不去送孩子，也要去看望她，给她送些礼物。孩子从姥姥家回来，不回家，先去看范兴荣，搂着她的脖子不放手[37]。茌平县三里托儿所的保教人员，因为照顾孩子细致、有深厚的感情，孩子都叫她们“娘”。孩子母亲即使不下地，走亲戚的时候也愿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觉得“跟着托儿所的娘，比跟着自己还放心”[38]。这些变化与孩子母亲们从前的焦虑和各种不放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保教人员的用心付出，换得了孩子和母亲们的真情，一种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新型人际关系正在农村社会形成。

五、余论

农村托儿组织的建立，既体现了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的逻辑实现妇女解放的努力，也彰显了其对传统农村社会进行改造的决心。随着国家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以及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农村托儿组织在1961年后纷纷陷入停办状态，保教人员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18)，保教人员的故事却折射出共和国早期关于妇女解放与农村改造的多方面信息。

通过广泛建立农村托儿所、将照料孩子的任务社会化并将其抬升到与生产劳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试图打破传统性别体制对性别分工的界定。从农村保教人员全部是女性的情况来看，这一努力的成果有限，照料儿童仍被界定为是女性的工作，家务与女性的内在逻辑关系没有被打破。尽管如此，这一努力对农村女性及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却不应被低估。国家动员一部分妇女加入保教队伍并对其社会身份进行重塑的过程，亦是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构想对农村进行改造的过程，也是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妇女解放、现代卫生、儿童培育等观念向农村社会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与困境，大部分的保教人员还是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她们不仅热情地投身其中、克服重重困难，而且发展出各种颇为灵活、有效的方法完成党交给她们的任务。在诸多现代理念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保教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应只被视为对国家话语的服从。在农村保教人员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勇气、智慧、热情，她们的故事也正是中国人追寻现代化故事的组成部分。

农村保教人员在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上如昙花一现，然而她们的付出与努力并未随着农村保教群体淡出国家话语而化为乌有。她们的努力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习惯、育儿方式，也重新塑造着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经历对保教人员自己也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参加保教工作给予这群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让她们更加自信。这些精神资源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激励着她们在日后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自立、自强。

此外，农村保教人员故事的背后还包含着山东基层妇联工作者的故事。如我们看到的，国家关于农村托幼工作的各种构想，基本都是通过基层妇联来落实的。无论是农忙托儿组织的筹建、做孩子母亲和保教人员的思想工作，还是对保教人员的培训与重塑、对先进典型的选拔和宣传，都是由山东各级妇联工作人员组织完成的。要在相对传统的山东农村开展现代取向的托幼工作，妇联工作人员要面对来自孩子母亲、保教人员、男性干部以及一般社员的种种难题。尽管阻力重重，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基层妇联的工作人员能够因时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用多种灵活有效的方法推进工作。王政在《寻找国家中的妇女：中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1949-1964》一书中指出，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socialist state feminists)以全国各级妇联为重要依托，为保护女性权益做了大量工作(19)。从妇联会议记录中笔迹稚嫩、大量出现错别字的情况中可以推断(20)，山东基层妇联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文化水平不高(或较低)的农村妇女。这些农村女性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或许是陌生的，但她们却能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地既兼顾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又切实维护妇女(孩子母亲和保教人员)的权益，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践行者。

山东是革命老区，自抗战时期开始，农村的许多成年男性都开赴战场或支前。我们可以推断，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农村的许多工作，可能需要依靠妇女的力量来完成。党的基层妇女组织及其参与者也在革命中得到了锻炼并成长起来。她们熟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掌握了动员群众的方式，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1949年以后的农村托幼工作中，她们展现出非常灵活、颇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她们的故事——值得进行专门著文研究——和保教人员的故事一样，都是农村女性作为历史参与者主体性的体现，亦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启示。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