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不升起，而是我们在转

三、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背景

（一）从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优势理论、路易斯城乡二元结构、

边际理论角度，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粗放式经济-出口型经济模式

优势理论由比较优势、绝对优势两部分组成，成为国际分工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绝对优势，即一国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劳动力成本最低，占据绝对的压倒其他国家在生产该商品的优势，说白了劳动力价格低，在发达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入科研领域，而压缩生产制造的资金时，发达国家会将其制造业转移到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雇佣劳动力制造组装，因此劳动力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比较优势，即在科技创新等层面上，占据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水平而形成的优势。比较优势则是说，虽然劳动力价格不够低，很多国家产业外移合作不找本国，但是本国拥有垄断的国际领先的科学技术专利，任何国家想要发展某一领域必须与我国合作才能获得科学技术的支持，说白了，绝对优势靠贱卖，比较优势凭本事。

路易斯城乡二元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这里路易斯提及的农业、现代化部门不是狭义上的，而是指落后的、传统的第一产业和先进的二三产业。这里所谈及的边际理论，简而言之即物以稀为贵，钻石比水贵。边际生产率为零即边际效用为零，这里的意思即未被雇佣的劳动力众多，甚至趋近于无限。通过低价雇佣大量劳动力进行生产，可以快速进行资本积累，并随着劳动力的逐步被雇佣，可雇佣劳动力变得稀少，劳动力价格升高，边际效用逐步变大，最终消解二元经济结构达到饱和态。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到过去的五年，靠的就是这种经济结构消减。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过剩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奇低，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绝对优势，各国都来中国寻找劳动力，中国靠大量转化剩余劳动力，扩大工厂的数量和规模，攫取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消费水平不高，因此生产产生的供给难以消耗，就对外出口，形成了过去相当长时间的出口型经济，即靠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样的，靠粗放模式扩大规模产生的规模效应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却没有顾及高质量发展，导致工厂泥沙俱下，创新能力不行，依靠外资投资建厂招工现象严重，且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过剩的生产，尤其是钢铁，远远大于供给。随着经济水平发展，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人们从发展型消费，即消费汽车等大件耐用品，逐步升级为享受型消费，即文化、娱乐、医疗等方面的消费，这种变化造成了在第二产业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金融领域的钱滚钱导致资本过剩，金融资本难以回流填充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面临困难。

（二）从优势转化、中等收入陷阱、凯恩斯政策角度，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拉动

国内消费的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与贸易战

过去的中国为绝对优势，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二元结构消解完毕。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得到了缓解，随着劳动力逐渐被雇佣，剩余劳动力减少，我国劳动力价格如今已经高于东南亚，东盟的劳动力目前占据了绝对优势，失去了人口红利，用什么来实现经济的第二次增长，成为了重要课题。中等收入陷阱，说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红利丧失后，不能及时进行转变而陷入经济瓶颈的状况。从优势理论讲，失去了绝对优势，仍想要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转化为比较优势，在技术上攻关突破，因此我国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除此之外，我国在基建工程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刺激消费，扩大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零八年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的时候，利用这一手段，保证了即使是靠国际市场、出口型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不受太大影响，在未来的改革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将作为强心针的存在，刺激经济增长。另外，日本在过去因出口型经济引发贸易争端、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强已经告诉我们，出口型经济、粗放式经济可以快速赶超，但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使得消费类型和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抓住时机，将出口型经济转变为消费主导，内需拉动型经济至关重要，我国也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在过去的对外贸易中，大量出口，造成了对美的贸易逆差。美国借此机会挑起贸易战，不仅是因为贸易逆差，更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遏制住中国的崛起，希望通过打压中国出口，来阻止其升级为消费内需拉动型经济，进而阻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彻底的摧毁中国的经济。

（三）从去产能角度理解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中非合作-区域一体化下由央

企主导的外贸型经济

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畸形，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这里要明确，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是指生产某产品的能力，指厂房、设备等的总生产力超过了需求，即使一时产品不过剩，根源上产能仍然过剩。而产能过剩的危害巨大，我国选择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石多鸟，区域一体化即一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

1. 一带一路通过对欧亚进行铁路建设货物运输，通过对外贸易和基建消耗输出，这一点在一带一路表现不明显，但在中非合作上表现异常明显

2. 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通过多边贸易、援助等形式，找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地位

3. 消耗国内短期积攒的产品过剩，避免对国内经济造成影响。

但上述方针只能缓解产品过剩，不能从源头解决产能过剩。因此我国制定了供给侧改革方案，从多个方面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除此之外，供给侧改革还对调整分配制度不均，税收制度不平衡等大有裨益。

四、社会思潮在经济发展中的嬗变

（一）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两大阶段的阐述

众所周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中详细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进 行了阶段划分，列宁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 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首先，对于这两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有所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对成功学等各类社会思潮加以讨论。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开始，因为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最初所有人都是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体户、小手工业者、个人开店铺办买卖，有田地的农民这些人，因资本逐利，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会扩大生产扩大发展，也就是表现出的个体户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产品种类，开始出现扩大田地，雇工耕地等一系列的发展措施。那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各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比如两家相邻的超市，互相比打折，比促销，希望顾客都更多的来自己的店，这样自己能赚更多的钱，这就是竞争。随着竞争的发展，一定有被淘汰的，一定也有胜出的，也就是一定会有破产倒闭干不下去亏损的，成为了无产阶级，也一定有越做越大，开连锁店，扩大规模，钱生钱风生水起的，成为大资产阶级。（这里面在最开始同样都是小资产阶级，起跑线也是一致的，都白手起家，为什么会拉开这种差距呢，这里面是资产阶级法权拉开了差距，说白了就是有人天生就有天赋，有人接触的环境好，他的思路快，更灵活，能力更强，性格好等等因素更容易成功）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化分工大生产（工业化）实现了，出现了雇佣劳动。

那么逐渐的随着竞争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大资产阶级，也就出现了大企业和小个体户的区别，比如 A,B,华为三个厂家一开始都是做手机的，结果华为后来做大了，成了大企业，这 样华为有更多的资本和生产资料可以生产更好的产品，吸引更多的人才为其工作，使手机质量就高过了 A 厂和 B 厂的手机质量，这样，原来买 A，B 厂的手机的顾客，现在都去买华为的手机了。A 厂,B 厂逐渐的就赚不到钱，也就倒闭了，也就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

而华为则是越干越大。这就表现出大企业无形之中对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的打压，小企业倒闭后，他们剩余的生产资料也就会流向大企业，被他们以各种形式获取，比如快手收购 A 站，购买股份。这也就是体现了大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掠夺性，这就是第一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上下起伏，演化出了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市场，产生了雇佣劳动。

随着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寡头企业，比如手机领域的小米、华为，互联网产业中的三巨头：百度、腾讯、阿里。方便面领域的寡头：康师傅、今麦郎、统一，甚至是调味料中的寡头：老干妈。 到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正式进入第二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大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后，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无法再对他们构成威胁，而进入到大资产阶级互相博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个资本巨头连横合纵，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以期更多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团结联合继续压榨小资产阶级上升空间，避免再出现竞争对手，一方面各成阵营互相开炮。

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真正可以“论英雄”的只剩大资产阶级了，小资产阶级受已经存在的大资产阶级垄断的影响，难以再成为大资产阶级，也就长期的固定在小资产阶级上，甚至还会倒退成无产阶级。这样，我们对两个阶段都进行了介绍后，我们就能理解所谓的阶级固化是什么意思，以及成功学、毛泽东思想等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

（二）几种社会思潮在其中的嬗变

我们把这两个阶段和中国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的发展做一个照应，大家经过三化一改，都成为了无产阶级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是完完全全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逐步确立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后，我们便进入了第一个阶段，自由竞争，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万众创业的时代，各显神通各出奇招，在这个时候，谁都有可能成为大资产阶级，但也有不下海的和下海失败的，便还是成了无产阶级，需要靠雇佣劳动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上面论述的资产阶级法权起决定作用，你的天赋、能力、性格决定了你能否成为大资产阶级。

所以在这种效应的驱使下，大量的培养性格，成功技巧，努力方法都纷纷出炉，成功学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成功学是真真正正的法宝，是真正有用的良方。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十几年前，网络上很少出现大面积批评成功学的舆论。但随着时间推移，竞争愈发激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垄断阶段，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成为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小资产阶级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时，成功学的作用也就渐渐地减弱消失了，因为在这个阶段，小资产阶级面临着大资产阶级的打压，已经充分的出现了马太效应：越强越强，越弱越弱。压力和阻碍已经不再来源于个人能动性是否积极，个人能力如何，更多的开始来自于社会环境，来自于大资产阶级对市场空间和上升渠道的挤压，所以成功学也就失灵了，丧失了市场，成为了毒鸡汤，被大众揪出来批斗。

同样的，在那个下海的年代，因人口红利带来的高速繁荣发展的现象，迷惑了、冲昏了很多人，他们简单的理解为，开放了市场经济就会大力发展，过去则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经济就发展缓慢，那么既然如此，按照这种简单荒谬的逻辑，如果市场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那么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就是保守落后的，甚至在当时被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批评为独裁，他们并不能理解这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此外，按照这种逻辑，西方已经发展自由市场几百年，并且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要强于当时的中国，于是那时的很多国人便自卑起来，认为市场让经济发展，那么西方则成为了我们发展的老前辈和指明灯。在八九十年代，逆向民族主义分子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了以河殇派为代表的一大批公知，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被歪曲并失语，公知与右派直接主导并持续影响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我们通过对经济发展的洞察可以看出，这种思潮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的。

而当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国际上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出口型经济面临冲击。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从绝对优势转换为比较优势的优势转换关键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再加上头条系、百度系、阿里系、腾讯系的资本垄断局面逐渐形成，疫情的突然冲击，可开拓发展，有上升空间的市场越来越小，阶级固化进一步加重，导致应届毕业生等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两个岗位过去四个人竞争，现在变成了八个人，十个人，甚至岗位都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竞争的激烈造成人们试图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结果引发了严重的内卷现象，就好比一个蓄水池正在排水，一方面缩小了排水孔的孔径，另一方面不断的向蓄水池内加水，人才和劳动力就好比是水，排水孔大小代表招聘岗位的多少。此外，人才越来越难以获得与自己匹配的工作，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初步，比较优势尚不明朗，科研能力尚不强，在内卷的过程中，高学历人才几乎是批量复制，但是科研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高新科技企业、科创项目和科研成果能够使高学历人才、精英各尽其能，于是大量人才外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与国际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异。

这样一来，很多中小型企业、公司要么被迫选择寡头站队，要么只能靠裁员、压迫员工提高“效率”，生产更多价值以作最后的挣扎，种种因素综合，出现了大量的猝死、虐待压迫打工人、学生跳楼、猝死事件，社会舆论不良情绪发酵，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的紧迫性和威压。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抬头兴起，成为了无数黎民百姓为自己争夺权利、捍卫权益的有力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社会整体舆论思潮从右转走向左转，国家有关政策也因种种经济冲击因素和社会压力而左转。

这样来看，以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历史流变为例，在建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出现了教条化、自发的个人崇拜和狂热，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走向极端，这一时期可以对应为辩证法三段式中的肯定过程，而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市场带来的红利，上文已经分析过，毛泽东思想又被歪曲误解，批斗为极左，几乎失语，可对应为辩证法三段式中的否定过程，而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内卷现象严重，毛泽东思想再次放光芒，人们开始客观理性的，认真研究研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否定的否定，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流变就表现为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发展规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谈毛泽东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又谈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不是重复，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重复”（列宁语），我们螺旋回来，并且上升。从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唯物的、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这一历史地位流变过程来看，恰恰是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螺旋上升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五、对未来社会思潮与政策的走势预测

（一）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前现代的回光返照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提升的关键期，一旦中国成功渡过转型期，科技创新能力追赶上来获得比较优势，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带动国内外双循环，经济一定会迎来第二次腾飞，伴随着经济腾飞的狂潮、科学技术的大幅进步，加上从现在起就已经在实施的例如反垄断的左转政策，将进一步活化市场，规范市场，拓宽上升空间，而科技创新的大幅发展也会开辟一片全新的市场，阶级将再一次开始流动，到那时，右派和自由派还会像过去的经济腾飞时期一样，再一次占据上风，我们应当从经济发展背景看到、看透、看出，当前的社会思潮左转，来源于内卷的压力和普遍的利益受损，本质上，当前社会中很多人仍是“自在的”，而不是列宁所说的觉醒了阶级意识的，不是“自为的”，他们并不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毛泽东的思想，只是了解了他们是捍卫自己利益的有利理论工具，他们并不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剩余价值与资本规律。

因此，一旦压力得到缓解、内卷现象缓解、阶层固化缓解，那么情况就会和那些在工厂中听说涨了工资的工人一样，将会陷入工团主义的沾沾自喜中泯灭了阶级意识，他们将满足于上涨的工资，喘得过气的生活，因此社会思想一定又会再一次右转，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和右派不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国际科技强国，逆向民族主义和西方月亮圆的老旧理论和思潮将一去不复返，人们只会记住强大的国家和国家机器在应对疫情、提振经济、正本清源、化解社会矛盾、防范重大风险中起到的典范作用和先驱作用，于是伴随这种社会集体记忆而来的一定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狂潮，中华民族万岁、中国世界第一天下无敌之类的言论或思潮将大面积兴起，并且伴随着对国家机器与权力机构的盲目崇拜与自我臣服，诚然，这并不是想说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会趁虚而入成为专政暴戾的暴力机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也绝不会如此，但是社会的思潮将会产生一种自发的“跪舔”行为和现象，狼性文化成为主流，这将变相的限制了社会的包容度，降低了社会的容忍度，此时表达不同的意见将会面临社会团结一致的攻讦，表达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现象与苗头，甚至那时，出于对权力机构的迷恋与追捧，存于封建时代的陈规旧俗甚至是封建礼教则有死灰复燃的危险与可能，这对于正处于现代性转型的、处于眼泪谷时期的、还孕育了后现代思潮种子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打击。社会舆论撕裂和对立将空前激烈激化，加上大资本集团很可能在经济再次腾飞时期试图扩张资本实力范围，形成垄断，对政府展开反扑，全社会将迎来多事之秋。

到那时，我们则必须要在一个节点上，做出路线的抉择，纾解狂热的舆论压力，究竟是舆论引导意识形态转换走上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高速路，还是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现状，继续同资本势力斗智斗勇，究竟是武装力量收编资本还是和平谈判收编，我们无从得知也不能具体研判，我们仅能从宏观上研判大体可能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且，这种预测本身也有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存有某些历史偶然性加快或延缓或改变社会形态。

（二）第五代领导集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实际上，笔者在2016年，就已经预测到，习同志一定会修改宪法，因为自习同志上任以来所做的诸多重大举措，如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腐反贪从严治党常态化、重划战区强军整备、弘扬社会正气正本清源、十九大提出2050前收复台湾等，均不是十年所能逆转或改变形势的，而一届领导一个样子，如果不能连任，政策就不能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就不具有长效性，而这些举措一旦中断则是前功尽弃。因此连任必须要修改宪法。结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历史大背景、经济发展大背景来看，这一行动很可能早在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甚至是以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预料到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诡谲多变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这样复杂多变的局势，需要一个初心坚定、能力强、意志坚定的领导人。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经济背景和历史背景考察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厘清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研判，历史螺旋上升，我们书写历史，太阳从不升起，而是我们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