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上）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4-275页）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5页）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今天更是在全球各地到处寻找劳动力成本的洼地；因此，我们必须联合世界各地的工人兄弟们，共同保卫和争取提高工资底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主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页）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6-277页）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7页）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7页）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78页）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正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611-612页）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关最紧密地交写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第二版1卷623-624页）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1852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675-676页）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因此，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214-216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和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于1859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32-33页）

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须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后一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哲学思考或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他们摆脱了一切生产上的操心，摆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和运输，  工人阶级必须养活这批与工人阶级本身相分离的人。（马：《经济学手稿》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卷343-345页）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分工原则建立的，[……]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务的温床。（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3-54页）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氏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了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历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因此就必然地产生把私有制同样的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共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80-481）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摘自《选集》二版3卷490页）

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一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90-491页）

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91页）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物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奴隶制被发现了。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22-524页）

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性命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重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25-526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17-618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32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的相反。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写于1883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776-777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奌：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恩格斯致菲·范派顿》写于1883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