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中）

4、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的手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页)

　　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页)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1-102页)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在煤矿工人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 (《矿山童年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03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动，而且一旦这个竖井赌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3页)

　　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3页)

　　工厂车间拥挤，通风很差早在1855年10月，伦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

　　在同一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仅仅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工厂视察报告》1855年10月第44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04页)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一个地方靠室内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就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23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07页)

　　这个报告在说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这两种过度劳动，统统都是强制性的(《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28页》)”(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111页)

　　英国卫生局的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第31页)”(马：《资本论》第3卷，摘自二版111页)

5、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有和增值，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78-279页)

　　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79页)

　　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3页)

　　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4-285页)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该国本身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5页)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7-288页)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它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保证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8页)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288-289页)

6、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企业经理与董事

　　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390页)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出让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393页)

　　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1页)

　　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适度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4页)

　　利息在危机时期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的是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这对于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04-405页)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相互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13页)

　　利息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15页)

　　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

　　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26页)

　　充当职能资本的代表，并不像充当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是领干薪的闲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的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26-427页)

　　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1页)

　　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5页)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

　　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6-438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38-439页)

7、银行、信用、股份公司

　　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53页)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58-459页)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4-495页)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股份公司]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 。(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7页)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

　　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已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在这里，剥夺己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497-498页)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革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00页)

　　8、银行资本、有价证券、虚拟资本、

　　货币资本家与经济危机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有价证券，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26页)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32页)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33页)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明。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0页)

　　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这个想象的财富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1页)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部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1页)

　　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2页)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

　　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6-547页)

　　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的时候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7页)

　　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48页)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之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55页)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降价。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58-559页)

　　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这一些处境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凡是在信用事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加。(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69页)

　　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2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3页)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77-578页)

　　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马：《资本论》三卷，摘自二版579页)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580页)

　　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613页)

　　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