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道路与方法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自《全集》二版3卷347页） 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恩：《共产主义原理》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39页） 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需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共产主义原理》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39页）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283页）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恩：《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306-307） 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奌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588-589页）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行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年，摘自《选集》二版1卷611-612页）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 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英国的工厂区［……］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4页） 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恩：《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写于1868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595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未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样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33卷210页）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合作。（马：《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写于1871年，摘自《选集》二版2卷609页） 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 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683页） 无产者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夠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马：《法兰西內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94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2-363）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4页） 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697页）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700页）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连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结果总是不好的）的倾向会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马：《1871年9月22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摘自《全集》一版17卷703页）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恩：《〈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1卷248页）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恩：《论住宅问题》写于1872年，摘自《选集》一版3卷217页） 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了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新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恩：《自然辨证法》写于1873-1883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372-373页）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 ，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 。 把自已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恩：《流亡者文献》写于1874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248-249页）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通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513-514页）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一版3卷241页）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30页） 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33页） 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44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673页） 这里所谈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的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而如果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的暴力的反抗者。（马：《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写于1878年，摘自《全集》一版45卷194-195页）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马：《资本论》2卷，摘自二版152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马：《资本论》3卷，摘自二版965页） 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马：《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写于188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765页） 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要剥夺农民［……］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马：《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写于188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767-768页） 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有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写于1881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775页）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恩：《〈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1卷251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1卷252页）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 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 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 但是, 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 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 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 因此, 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岀工人的沸奌的那一天, 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恩：《家廷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 摘自《选集》4卷173-174页） 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恩：《〈资本论〉英文版序言》写于1886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35页）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致奥·伯尼克》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693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705页）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步入新社会，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恩：《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写于1891年，摘自《全集》一版22卷273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1891年社会民主党刚领草案批判》写于1891年，摘自《全集》一版22卷274页）
英国现在已经渡过了我们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22-423页）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集》二版4卷432页） 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恩：《〈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摘自《选4卷433-4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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