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不革命，行吗？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美国教授的问题导向

　　最近看了一个视频：《美国教授讲马克思主义，两个小时吊打任何大学马哲课》。

　　视频的标题有点夸张，但视频的内容值得学习。

　　视频中的演说者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是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曾被纽约时报杂志称为：“美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1)

　　视频的内容，缘于听众对沃尔夫的提问。

　　听众的提问主要围绕“革命还是改良(改革)”的争论展开，用沃尔夫的话说：

　　“改革(reform)还是革命(revolution)，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一直是左派争论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之前直到现在都是，这个问题常常出现。”

　　革命乎?改革乎?这个问题也是鉴别“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身份的重要标志。

　　沃尔夫的回答有两个看点：

　　一是，如果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的改革成果也会被资产阶级收回去。

　　二是，如果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两个看点，正是沃尔夫教授的问题导向所在。

　　下面，我把沃尔夫的这两个看点做一个简单概括。(注2)

　　二、如果不革命

　　  针对无产阶级应当选择革命还是改革的提问?沃尔夫作出了详细的回答：

　　(1)说到改革，改革的意思从来都是，不触及基本制度层面。那么，这些资本主义批评人士给出的改革都有什么呢?其实有很多，举几个例子：最低工资、禁止20%以上的高利贷(或者30%)、获得所得税抵免、福利制度、失业保险，等等。不触及基本制度层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把私有企业从资本家那里收归国有，不重新组织生产流程。

　　(2)问题在于，你是个改革派还是个革命派?这个问题让人们有了很大的争议，失去耐心想要革命的人根本不想为小修小补分心。他们看到了最本质的问题——制度。另一方面，人们很难转变观念，来改变制度本身。制度太复杂了，有很多部分，也不知道从哪儿着手去做，别人也不一定和你的看法一致。特定的改革看起来更容易定义，能集中力量做。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实际问题，不只是理论问题了。

　　(3)社会主义的左翼运动总是两方面工作都做，只是程度不同。如果条件允许正面攻击体制，那就攻击。如果条件不允许，你也别投降。革命不成，该怎么办呢?去放风筝吗?不，去推动那些人们愿意与你合作的项目啊，这样你能团结大众，寄希望于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能够传播，寄希望于这种改革的斗争会成为学校，改革失败的人们在其中能实在的学到一点。

　　(4)为什么仅仅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在无产阶级艰难的斗争下，争取到了最低工资。如果有了，又有多少改变呢?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求改革的话，整个资本主义都在与你对抗，不让你改革。即使没能成功阻止你改革，他们也不会罢手，他们会试图收回改革的成果，因为你仍然让他们掌权。他们掌握着企业，聚敛财富，他们仍然有办法取消改革的成果，你还得再一次去斗争。

　　(5)1930年代，美国实行了新政。50年以后新政就被收回了。多数政策都没影了。你的社保没了，之前你能指望着社保，现在想都别想。在座的可能有从事社保工作的人，他们知道现在的社保已经少得可怜了。这样是不行的，最低工资已经被用烂了，上次最低工资上涨是在1997年?真是恶心，通胀一直有，最低工资也不跟着涨。

　　(6)改革成果都是能收回的，如果你不改变制度，总有一天他们会用这些手段对付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改革的斗争一定要能促进革命的发生，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革命成功，这些改革成果才能固定下来，永远存在。而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后，又眼看着改革的成果消失。

　　(7)美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1930年代，那些对抗资本主义的人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工会，他们有过革命的想法，他们确实是这么想的。共产党在俄国就革命成功了，这个实在的例子告诉人们能做到什么，于是也想在美国革命。但是罗斯福很聪明，他对付革命派的时候说，我会给很多你们想要的东西，给你们想要的“改革”，但条件就是，你们不能再提革命的事了，并且告诉和你们一伙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闭嘴。他们同意了，尽管有一小部分人不同意，但是大多数共产党人、社会党人都同意了。罗斯福也信守承诺，给了他们社保、失业保险、最低工资，还给了一千五百万的政府工作岗位。

　　(8)罗斯福做得太好了，但是改革终究只是改革。他们没革命，没人知道革命了会怎样，但是他们没有，没去斗争。然后就到了今天，7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改革成果都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呼吁的革命，今天成了另一个新政：绿色新政。别误会，我支持绿色新政。但是你得面对事实，改革还是革命?我想马克思会说，你要去为激励广大劳动者而斗争。因为别只是为了斗争的小目标，而斗争的过程能够积累很多经验。

　　(9)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革为阶梯去追求彻底的革命，而且认为革命才是唯一能保全改革成果的方式。这样做了以后，改革还是革命的二分法就消解了，然后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我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

　　(10)所以，改革或革命不应该视其为二选一的问题。“光改革行不行”?这种争论太学术了，没什么用。我们要在所有层面发起斗争，不仅为改革而斗争，条件允许的话，就要更进一步。而且当你为改革而斗争的时候，要一直清楚，希望人们能通过斗争积累经验，目的是更进一步。不能止步于我在最近几年的工作，我不断强调一点，你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听过，美国的体制出了问题。我们在对抗整个体制，绝不只是反对川普而已，反对的是整个体制。如果你不能理解并改变现在的体制，就会对现在做的事感到诅丧。

　　革命还是改良(改革)?这个“二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期望社会进步，而又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人们。

　　沃尔夫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三、如果没有公有制

　　在回答“革命与改革”的困惑时，沃尔夫还顺便讨论了资本主义民主：

　　(1)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企业都是由一小部分人掌握的：老板，董事会，他们数量很少，2个、6个、12个，等等。与之相对应的是数量庞大的员工，上万人，沃尔玛甚至有上百万员工。也就是说，真正掌握企业的人很少，但在企业工作的人很多。谁来做决策?少数人。谁接受这些决策?多数人。

　　(4)私有企业民主吗?一点也不民主啊，同志们，而且正好相反。民主化的工作场所就是指每个人都有权投票，就像每个人都有权选市长一样。因为你得接受市长做决策，所以你有权选市长。但是在公司你得接受老板做的决策，却没有任何投票权。

　　(5)你想想这多有意思：一个自恃民主的国家，却把工作场所排除在民主的需求之外了。但人们一周五天都在工作，整个成年时期都是这样。应该在工作场所实行民主啊，如果你相信民主的话。

　　(6)显然，我们是不相信这样的民主的。我们假装很信，其实不然。而革命性的改变则是改变所有一切，就是说企业是大家的财产，企业的运营应该是大家的事，按照民主的方式，公有制才是彻底的改变。而这种彻底的改变，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一直在拥护的。

　　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沃尔夫教授的回答很明白，勿需我再作解读。

　　沃尔夫关于“什么是民主”的另类看法，很值得今天的年轻人深思。

　　沃尔夫说的很对，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民主，那么公司里面的决策就不能少数人说了算，而应当大家说了算，对不对?

　　对于沃尔夫的这个看法，我有深深的共鸣。

　　2017年，我也写过一篇博文：《“权力公有与财产私有”是“最好的社会”?》(载《乌有之乡》2017年4月日)下面以“公有制是民主的根本保障”为标题，摘录几段，算是我对沃尔夫教授的支持。

　　三、公有制是民主的根本保障

　　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力是地地道道的“世袭制”!

　　这个权力，就是经济权力!

　　有人困惑了：“经济里面也有权力?”

　　答曰：经济里面不仅有权力，而且有最根本的权力。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支配他人的力量(英语的说法是：power)。

　　马克思说：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拥有支配他人的经济权力。所以，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经济权力世袭制的前提和基础。

　　正因为有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决定了经济权力必然是资本世袭制;正因为经济权力的资本世袭制，最终决定了其政治权力在本质上也必然是资本的“世袭制”!

　　的确，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在形式上实行了“公有制”，这与封建社会相比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如果以为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在本质上就是“公有制”了，那就大谬不然也。

　　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社会法则的支配下，任何当选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或总理，要么必须作为资本的代言人，要么干脆就是资本家自己。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幻想着在经济权力私有制的土壤中长出政治权力公有制的果实，无异是痴人说梦。

　　我注意到，公知们一直在宣扬一个说法：“(政治)权力公有而(经济)财产私有的社会，才是最最最好的社会”。

　　要我看，别说“最最最”了，其实，这样的社会离“好”还差得远呢!

　　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是需要条件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不仅政治权力必须公有，而且经济权力也必须公有。

　　因为，只有经济权力实现了公有制，政治权力的公有制才可能名副其实。

　　真正的民主诉求，是这样一种民主：既坚决反对政治权力的世袭制，更坚决反对经济权力的世袭制。

　　所以，对于那些一边坚决反对政治权力世袭制，一边却坚决捍卫经济权力世袭制的斗士，我只有两个字：伪士。

　　我纳闷的是，很多国人(其中有不少“屌丝”级人物)，对跟自己生存状况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朝鲜政治权力世袭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却对时刻都在专制自己生活的经济权力世袭制，甘之若饴、安之若素。

　　于是，时尚的意识形态是这样的：“骑电动自行车的，替开着大奔的小三喊冤叫屈”，“住地下室吃泡面的，为别墅里的亿万富豪着急上火”。

　　难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之所以如此有效，全仗着私有制的经济权力撑腰给力?

　　这让我想起了右派那个惯有的质问：“你是某家人吗?”

　　我也要问右派同样的问题：当你打算誓死捍卫经济权力私有制和经济权力世袭制的时候，你是享有经济权力私有制和经济权力世袭制的“某家人”吗?

　　四、余 论

　　若按学界的时尚标准，沃尔夫教授会不会被“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接受呢?我看够呛。

　　至于鄙人的定位，那就更悬了。

　　体制外的朋友称我为混吃等死的“赵教授”，体制内的“健特们”则视我为不求上进的“愤青”。

　　忝列体制内，我有自知之明。

　　即使我写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属于“纯学术”的，也别想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出来，何况我写的那些没有“学院味儿”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比如各位正在读的这一篇就是。

　　不被体制待见，将会如何?

　　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观看《白蛇传》。当看到法海和尚把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时，毛主席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站起来高呼：“不革命，行吗?!”

　　毛主席的这一问，体制内的“健特们”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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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沃尔夫教授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并于196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巴黎一大、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是“经济和社会分析协会”及其刊物《重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和斯蒂芬·雷斯尼克教授长期合作，共同致力于运用新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目前，他在纽约的新学院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是全球左翼论坛的负责人之一。

　　注2：感谢易淼教授和彭卓同学提供了沃尔夫讲演视频的文字整理。

　　(202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