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三十四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那样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34
×月×日
我在接近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叫做父亲的世界。我的生命是经由他和妈妈的结合，才出现的。我没有理由怨恨，更没有理由拒绝了解。
从前我有理由，这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以莫须有的方式陷害了我。为了表示我对他的轻蔑，也为了表示我对不公的反抗，我多次宣布，我没有父亲。现在他已经死了，这个理由似乎就消失了。毕竟，他是你爸爸，大家都这么说。毕竟，我不是在窥探他的私人生活，而是在寻找他自杀的原因。
我们应当怜悯一切逝去的生命吗?上帝能做到，我做不到。我得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远远地观察到了那个小脚女人，住89栋，一帮小孩子们打架，她过去拉，给一个小的擦鼻涕。他们叫她六号妈。我已经在工人新村转悠了两天，看到这样的场景反倒拿不定主意怎么接近她。
从山上看，她已经很老了，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她在公共水龙头洗衣服，盆在地下，她是站在那儿，撅着屁股一下一下拎着。年轻妇女不是这个姿势，她们一般是蹲着，我在井边洗过衣服，当然知道这是上了年纪的动作。岁月是雕刻师，更是大导演。
刘查理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令我好奇。也难怪妈妈说不在意。试想一个留过洋的博士，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并不年轻的小脚女人在一起，挨不上啊。
可是我怎么接近她呢?怎么才能让她开口呢?
×月×日
今天又去刘查理曾经住过的屋子。我直说想请顾师傅帮忙。顾师傅听了我的尴尬，叫起来。说这有什么难的?
我说主要是怕伤了六号妈的自尊心。
他说，嗨!
他告诉我，六号妈是个热心肠的山东大娘，这一带人都知道她。她也不光是照顾刘工，见着讨饭花子她也要给口热的呢。
他告诉我，刘工有一段日子，总想和她办一个手续，可她不愿意，说是不配。刘工也没办法，就凑合过了。谁知道后来就出事了呢?谁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日子呢?也许刘工心里明白?她要是知道，怎么着也不能让刘工带上憋屈上路。
我说，顾师傅了解得还挺多的，我算找对人了。
他说，都是家门口的人，谁不知道谁呀?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他说我们这些人，死是不怕的，肚灯一挂就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来，就怕留下牵挂呀。我猜刘工也差不多。他说，去吧去吧，我现在就带你去。
在路上我问，批判刘查理的时候，没人找她麻烦吗?
他说那还能不找吗?拉去站过台，还打过。
我说她没有揭发控诉吗?
顾师傅站住了，瞪着我，说那是人干的事吗?她是个苦命人，可不贱!你见了她千万别这么说。
几句话就把隔膜撕开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些大老粗。
见了面，介绍过了，我们两个都有点拘谨。顾师傅要回，她拉住不放，顾师傅说，女人拉呱我不爱听，她才松手。
从表面观察，她说自己不配是有道理的。我想想也认为不配的，一脸的皱纹，是个半小脚，没有文化，甚至没有名字。她只记得自己娘家姓张，嫁的丈夫姓余，在户口簿上就叫“余张氏”。可就是这样一个“余张氏”，让刘查理带着遗憾上了路。
她一直在流泪，总是说自己拖累了刘工受罪，也让我一直难受，谈话无法深入下去。她说她乱得很，其实我也乱得很。我答应她以后再来。认识了就好办了。
什么叫爱情?这是爱情吗?
经过了世态炎凉，这些年的成长，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理解。一个采矿工程师，一个洋博士，也许那时真正的需求并不是什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仅仅是需要一个能够在身边关注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有没有文化，是不是小脚，甚至有没有姓名，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这能解释得通吗?
×月×日
昨天一夜，我没回家，到了工人新村，然后在她的床上睡下了。我说晚上不想回了，陪你说说话，想跟你拉呱一夜。她就坐在锅台底下起不来了，一遍一遍洗脸。
她儿子叫余大庆，劝道：你不是天天嘀咕吗?现在人家来了你咋又这样了呢?她说，老了，没出息了。
我说我叫你张姨吧，你娘家不是姓张吗?叫六号妈不好听，叫余张氏更不好听，女人也是人。
她笑，说随你怎么叫。看得出，她也是乐意有自己的名字的。
其实她没有那么老，比妈妈还小两岁，但已白发丛生，一张脸比核桃仁还紧凑。见着我就踮着小脚跑进跑出，兴奋得不行。
人们都散去以后，我就在她的铺上躺下来，听任她用那只枯枝一样的手替我梳理头发。这个险些做了我继母的人，现在就坐在床头，给我亲娘一样的爱抚。我闭上眼，心里想着她和刘查理在一起的样子。不知是不是也有这个动作?
妈妈如果看到我这样，心里肯定不好受。她会觉得受了伤害，认为我背叛了她。其实不是。我想妈妈也会同意的，这是一个可以亲近的女人。
这些古怪的念头越多，我越不知怎么开头。
她说：遇上难心事了?
我点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她叹了一口气，说想哭就哭吧，哭痛快就好了。女人啊，就是水做的骨肉。停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其实你小时候不爱哭，就跟男孩儿一样。你从小就是个想当英雄的人。
我问：你怎么会这么说?难道你从前就认识我?
她点头说，机关幼儿园失火你还记得不?当时小孩儿们都围在外头看救火，只有你，把人家都扒拉开，一猛子就跳进去了。那天是个礼拜天，你刚洗过头，把脸上烧起好几个大泡。
我尖笑起来。真的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原来张姨早就认识我们全家。她曾经是机关幼儿园的阿姨，1960年才下放的。她丈夫余师傅是1961年大塌方时去世的，那年，她才29岁。这么说起来，一切都不是偶然。
是的，我隐隐约约记起来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幼儿园，像童话书里的古堡，有着很多木制的玩具，我是全托在幼儿园里的，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失火的时候我不在现场，等我赶到，火已经灭了，我实际上是跳进了一堆灰烬里。那天，父亲赶到医院，抱着我回家去，问：你是不是很想当英雄?我说：想。父亲瞧着我只剩下两只眼睛的脸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是刘查理，是爸爸。那是恍惚中第一个关于爸爸的记忆，他离我是这样近，呼吸是这样重……还有这样的场景吗?再多来几个，多几个就好了。
张姨说，你闭上眼，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你是累的。可是我又坐起来，拉着她的手说，我想知道我爸爸妈妈的事。越多越好。她愣怔着半天，哑哑地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啊。
张姨的声音嘶哑着，仿佛从戈壁荒漠中飘过来的风。她说大跃进，说大食堂。你妈妈呀，老漂亮，比你还要漂亮。年轻时候喜欢穿背带裤，有时候也穿布拉吉。你妈妈爱笑，笑起来声音跟小铃铛似的。她也爱唱歌，唱苏联歌，还跳舞，那时候机关食堂一到礼拜六就有舞会。你妈妈作大报告也好听，一套一套的，大学生嘛。那时候我在幼儿园，她在交际处，我们早就认识她，只是她不认识我。那时候啊，人人也眼馋她，觉着仙女下凡一样。你刚来幼儿园时候才这么点点大，是装在一个大旅行包里拎过来的。你妈妈不会带孩子，干部都不会带孩子。你妈妈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她不也是女人吗?
女人和女人不一样啊。你妈妈是干部。和你爸离婚时候，你妈妈还上台宣布划清界线，是有色公司开大会宣布的，一般人能做到吗?
我心里像是轻轻被划过一刀，起初并不觉得什么，可那痛楚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由心灵到四肢，渐渐手脚冰凉。
我不知小时候躺在旅行包里是个什么感觉，也许那时的我只能用哭泣来表示抗议，也许从那一刻就注定了，我此生必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听得出，余张氏对妈妈并没有太多同情，她说一般人做不到，其实是说一般人是不会用离婚的方式来表示清白的。她其实是蔑视妈妈的做法。她是个工人，只能按通常的人伦来评判妈妈。
我冷静下来，她有没有背叛过我爸爸?
啥叫背叛?她犹豫着警惕着，眼睛瞪圆。
我是说，她有没有和别的男人有来往?
那不敢瞎说!她拍了我一下，你这孩子，怎么敢这么瞎想?
我说，我是不明白，既然已经划清了界线，怎么还不待见她?
她瞧着我，瞧了半天说，你是忘记了。
忘记什么?
你这孩子，划清界线有啥用?离过婚就没事了?你咋不懂事呢?她急了，可她又说不清楚。她只能说，你想想?你再想想!
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她想说的是，那是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白天批判别人，晚上谴责自己，人前人后被议论着，也许还有男性的骚扰，也许还有更无耻的诱惑。
妈妈年轻时候肯定是个爱虚荣爱表现的人，是个渴望走在众人前列的人，她生怕被时代抛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摇摆性从自己身上也能体会出来，我不也是不服气，总在争强好胜吗?在压力面前，妈妈无所适从，看不到前途。她的自怨自艾、阴郁多疑是有理由的。我想想自己就应该理解。
你是忘记了。她又说一遍。
我完全靠在她怀里，呢喃，小时候的事，早就不记得了。
是啊，那时候你还太小。你爸的事，恐怕也都不记得了。你爸比你妈也好过不多少，只不过还用得着他，才给他一口饭吃，他心里清清朗朗。他刚搬来的时候，你顶多十来岁，你怎么记得?
从工人新村出来，我有些头晕。她让我睡一觉再走，我没听。我约了联造总的人见面。这种疲惫不是睡一觉就能弥补的。不过我还是吃了满满一大碗红糖水打鸡蛋，按她的说法，这是俺们山东人坐月子才吃的，老补。
既然感情拉近了，关键的问题可以慢慢问。
×月×日
我爸为什么要揭发我们娘儿俩参加了国民党?今天一见面，我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张姨没吱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说这是你爸的东西。你来了，我都交给你。
我说我不是要东西，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说，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可我想着总有一天你会来的。我就替他收着，替他交给你。交给你，我也就没有心事了。她说的这样沉重，这样坦然，然后定定的瞧着我。
几件换洗衣服，几本技术书，一块矿石，还有一本报纸剪贴。我翻了翻，居然没有一点他本人的文字。这能说明什么?
这块矿石不是普通的黄铜矿，有一个剖面是半透明的，对着灯光能看见里面的像蜻蜓一样的昆虫。
她说，这叫孔雀石，老稀罕了。
她说以前余大庆拿出去给人家显摆过，都说是好东西。
她说你爸走了以后，她就收起来。她估摸着这是留给我的东西。因为刘工心里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女孩啊。
她哭出来了。
可是我怎么会喜欢这些东西?也许我小时候喜欢过这些小玩意?玻璃球啊洋娃娃什么的。我的心早已经粗糙起来了，坚硬地倔强地跳动着，我不会喜欢这些。
倒是那本报纸剪贴吸引了我。前面是几篇人民日报社论，后面竟然全部是我编的《战地黄花》!我编的刊物写过的文章自己都不记得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现在居然完完整整躺在这里。这些刊物上没有留下字迹，却在文章上画着框框，有的地方留下几个惊叹号和问号。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一直在关注我?说明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女儿?他也许不赞成我的观点，不欣赏我的文字，可是他却像珍藏矿石一样珍藏着它们?
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学刻钢板的日日夜夜，那些幼稚的仿宋字体，那些年轻人追求真理的渴望与激情，居然都和一个叫刘查理的改正右派联系着。他离我曾经是那么的远，又是那么的近!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既然想着我，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知道我怨恨着，为什么不来解释?他受不了我鄙视的目光?还是想保留一点点作为父亲的尊严?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张姨替我不停擦脸，挨着我坐下，搂紧了我。有好长时间，就这么静静的坐着，想不起说话。她的窗子面对着高高的天轮，天轮早就不转了，可还灯火通明。那些灯光和月光斜斜地投在地下，和着早春的冷风，还有我们的呼吸。
看看天又晚了，我说今天不能再不回家。我说我今天也没有脑子再聊下去了，全乱了。我说明天再来。
她送我到路口，说，你可千万别再记恨，他是没办法呀。
×月×日
我说了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妈妈好长时间没吱声，到吃饭时才冒一句：小脚女人的床干净吗?
我明白这是妒忌，还有歧视。我不想争论。
到了晚上，我回来妈妈还没有平静，说你又去啦?
我说是见了两个采矿方面的技术人员，我还没说完，她就叫起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这种关系都是不合法的!
见她那么激动，我只能安慰几句。这些道理她也不是不懂，只是她跳不出来。有怨恨，有妒忌。她渴望真相，又害怕真相。
妈妈，你是不幸，你很痛苦，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那样我们永远得不到解放。
×月×日
以下是张姨的解释。
你那天问，他为啥要揭发你们娘儿俩?我也不知道咋回答。可我知道，他把脑袋都磕破了，在墙上磕的。他悔呀，他要死的心都有，那时候他就想死。是这些老邻居发现了，守着他呀。
后来我问过他，为啥要那么说?他讲，不是我要说的，是那帮人要他这么说的。文化革命一来，他就知道不好了，怕是躲不过去了。谁不怕挨斗啊?他怕呀。他们问，你为啥参加国民党?他说年轻不懂事。他们就说不老实。他就点头是是是。又问还有谁?老实交待。你老婆参加没有?孩子参加没有?他又点头是是是。反正人家说什么他点头就老实了，不点头不答应就不老实。其实他心里明白，明摆着是鬼话，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事，工人新村这一片都当笑话讲，刘工今天又挨斗了?交待他老婆孩子在娘胎里参加国民党了?谁也没当个真。可谁知道真能祸害到孩子呢。知道他就不会点头了。可他不点头又能放过他了吗?
他们从来就没放过他。说是甄别平反摘帽子，其实还不如从前。后来才知道这叫把帽子抓在手里，不老实就给你戴上。其实还不如一直戴着，省得提心吊胆。那时他住专家园，屋里屋外都是大字报，苏联专家早走过两年了，也没人来扫一把。风把大字报吹得呼搭呼搭的，可不就跟招魂幡子一样?住那个坟墓里，还不如工人区。没想着他一提，立马就给他搬家。
他心想，搬到了工人新村，他就跟工人一样了。一年四季在井下跑，吃的穿的都一样，人家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跟工人一样也没啥，工人能过他就不能过?他自己也说，这段日子最好过。他工资高，花不完，谁家有难事都找他借。说是借，也没还的，他也无所谓。不叫他写字了，他就学装收音机。那时这一片的收音机都是刘工给装的。谁知后来又成罪过了，说他不是修收音机，是修电台，说他是英国特务。谁知文化革命又来了呢?谁知借钱也成罪过了呢?
然后就造反了。那些整他的人也跟他一样了。然后军代表又来了，又让他去上班了，然后又搞“双三万”了……
这回不同了，这回他不装怂了，他说他装怂装够了。他说他也要造反了。他说反正三个矿山已经完成了，他也就没什么心事了。这一次，他是死都不认罪。在大会上人家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这一片的人都替他急啊，你不要说了嘛，他偏说。
见他嘴硬，就打。后来把我也拉上去，他就更气了，骂他们畜生。群众专政那帮小子毒得很，刘工有糖尿病，还不给他解手，他只好把小便解在漱口杯子里。那帮畜生就逼他把小便喝了，不喝就吊，把两个手指头扣在一起，身子吊起来，只有脚尖够着地。你爸是个知识分子，哪受得了这个?见着他我也劝过，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他说不行，反了就反了，没什么了不起。
张姨说起这些，已经不再激动。两眼白白地翻上去，想起一句就慢慢说一句，说完了就再接着想。像散落在地上的黄豆，她慢慢地拣，摸到一颗拣一颗，她不着急，也不顶真，拣不起来也就算了。那些关于守寡女人的传说里，多少有些轻薄，而现在，她是认真的。
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她看来就和走路磕了碰了没什么两样，倒了霉而已。这些事如果不是我问起，也许永远就烂在肚子里了。这种漠然，很坚硬。
我问，他说以前是装怂?这是什么意思?
装疯卖傻呗，低头认罪呗。
我问，是不是他心里不服气，要装出服气的样子?
这话他跟我说过的，不装不行啊，不装他们就不叫你干了。他出国就是学这个的，他回国就是干这个的。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亲手建一座矿，现在他一下子干了三座矿，这在哪个国家的工程师都没这么好的运气。他说有得就有失啊。
你想想，死了那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右派，有哪个领导出来承担过责任?这能翻过来吗?好不容易等到苏联专家走了，这可不就把责任推给苏修了吗?这个道理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他能不明白?他是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啊。
1953年那次，差点就不叫他干了，井巷公司的领导一枪把自己崩了，他才拣了一条命。那时候领导都有枪。1958年那次，差点又干不成了，后来又死了几个，这才缓过来。这一回，怕是他想着，该轮到自己了吧?
揭发你们娘儿俩，他不是故意的，他都后悔死了。听说你在学校里挨整，他把脸都磕破了。但凡是个人，哪有不护犊子的?你们生活困难，他也知道，他也难受，可他不能出来帮你们啊。要怂就要怂到底，怂到天下人都把他当傻子。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恨的是你妈妈，不是别的人……
站在路口，我再次回头打量这座矿山，看着熟悉的天轮，两眼突然盈满了泪水。我看见天轮上隐约有弧光，弧光里隐约站着刘查理，和刘查理之前死去的冤魂。一代又一代，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竟是为了捍卫常识而死。主张合理利用资源，反对破坏性开采，这不是最普通的常识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和平年代里的故事吗?
刘查理是死在另一座天轮底下的，刘查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只剩下一双翻毛皮鞋。我呢?会死在哪儿呢?死的时候能想起什么?我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它不是从坑口飘过来的，不是放炮，它是从胸中喷出来的。我想，这是一种感召。
我相信这是一个宿命，注定我要还要回到这儿来。我把名字都改了，我把户口都注销了，我想忘掉这一切，可还是不行。不然为什么绕了一大圈，我又站在天轮底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