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三十九 |一张大字报，一封公开信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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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明的日记给我看的只有三本，一直写到最后一页的底边。显然后面还有，但她没给我。大概她认为后面的事情已经和我关系不大了，也许她以为我不感兴趣了。怎么回城，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毕竟，那是她私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肖明的做法是聪明的。如果她能沉住气，静待时局的变化，或者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岂不更好?当然，谁也无法预知未来。
1971年11月，已经下乡插队三年的肖明突然出现在全省坏头头学习班上。那个学习班本来没她什么事儿，不过是为了稳定局面，把造反派头头集中起来。也没人说她是个重要人物，她是通过造反派关系揣着炸弹进去的。她利用了这个可以接触上层的机会，揭发姜政委是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
肖明，这个魔女，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天也没闲着。她没有回去，而是带着自己的猜想，一路做工，卖血，远走贵州，终于把姜政委给挖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封肖明致姜政委的公开信，通过大字报、传单和口头议论，像病毒一样迅速在全城四处传播。
尊敬的姜政委：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省城。我不是来学习班学习的，我还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来揭发您的。我揭发您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分部书记这一事实。我相信您也不会抵赖，我已经拿到了足够的旁证材料，以及顺义中学的《校务纪事》。我必须制止您，您必须离开T市。
凭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您是个坏人。作为个人，您值得尊敬。您的博学与口才，您的智慧与幽默，您的激情与魄力，都曾经令很多女同学为之倾倒，如痴如醉。但现在，对不起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作为晚辈，我自认学疏才浅，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书本知识，我都很幼稚，我是用孩童的眼光来辨别一个人是否穿着衣服。作为革命的后来人，我的斗争经验几乎为零，我是以笨拙然而坚定的方式举起抗议之手。作为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首长对抗，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懂得了小人物也有权造反，懂得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精髓不在于选举，而在于罢免。
经过文化大革命揭盖子，任何一个关心T城历史的人都看明白了，为了地下的宝贵资源，有多少老革命和技术干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甚至生命。金银铜铁锡，件件好东西，遥看长河红，赧郎大不易!这是您自己说的，在支左初期批判资反路线的大会上，您有过立场鲜明的表达。您为什么背叛了自己?是什么力量让您把批倒批臭的东西又重新拣了回来?您问过自己吗?
是野心。别不好意思承认。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为公还是为私。为公则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勇于进取也勇于纠错。为私则遮遮掩掩首鼠两端，装腔作势拒绝批评。您已经不满足于“一碗水端平”了，您需要更多的辉煌来铺平道路。为什么一定是“双三万”?少五千行不行?少两千行不行?不行!因为您已经一言九鼎了，您已经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工人的生命更重要，把眼下的利益看得比子孙后代的幸福更重要。特别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眼看着事故频出，面临今后更加困难，还要硬着头皮，不惜以残酷斗争的方式来保证产量。很多老工人都知道要出大问题，您不知道?很多技术干部都指出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危害，您听不见?您的个人野心已经膨胀到失去了理智，已经给T城造成了严重后果。据初步测算，设计寿命为90年的凤凰岭矿可开采能力已经不足60年，这是一座刚刚投产的新矿啊，您不心疼吗?老鸦岭矿设计寿命为70年，现在它活不过50岁了，这还不叫杀鸡取蛋吗?
至于您的个人野心具体是什么，本来我不关心。可在省城意外得知您已经在省军区活动过一段日子了，大概是想谋一个副军级待遇吧。如果您还算个襟怀坦白的共产党员，您总该有所交待，山城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调查您的历史，我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想四处走走，在省城听说了您的钻营，才记起您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我远走贵州，登了娄山关，看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才明白我应该干点什么。我在您的家乡小镇住了一个月，在码头上打过零工，在医院里卖过血，遭遇过各种危险，终于感动了那些乡亲。
我猜您一定会觉得委屈，T市财政困难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财政收入增加了并没有装进姜某人的腰包里啊。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过春节您还让T城人吃上了来自内蒙古的羊肉，这些报纸上都有过广泛的宣传。喝水不忘掘井人，吃肉别忘了姜某人，并且要特别警惕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然而您想过没有，发这种牢骚时您已经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了。您已经习惯于听到颂扬，害怕听到骂娘了。
说起来财政困难也是T市老问题，是T市历次政治迫害的根源之一。旧当权派正是这样发牢骚的，新当权派也一定会这样想问题的。然而这样的思维是摆不到桌面上去的，矿产是国家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更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乱采乱挖都是犯罪。如果说这是大道理的话，我还特别钦佩您的小道理，您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要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辛勤劳动。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如果您愿意和人民群众一起辛勤劳动，您就不会不明白，劳动是个艰苦过程，财富是个积累过程，富足的好日子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意，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可你们等得及吗?你们自认为有那么大的功劳，早就应该率先过上好日子了，你们等不及了。你们早就摆上谱登上轿，吆三喝四等着万人抬了。你们已经听不得一点点批评，见不得一点点真实，哪怕是卑微的建议了。
但是你们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困惑，如果仅仅为个人过上好日子，那你们参加革命干吗?比如您，尊敬的姜政委，您的家庭本来就有好日子。如果革命仅仅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你们流血牺牲?
下面谈谈我的父亲刘查理。
首先我不否认，以下看法有个人情感因素。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情感，社会主义也不排斥个人性，由于刘查理之死在T市已经成为了公共事件，所以我有权利把这件事追问清楚。
不记得是哪位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可是了解我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一直在怨恨着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的。倒不是因为他曾经被打成过右派，造成了家境困难。也不尽然是他在运动初期揭发过我和母亲，我被打成过反革命。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居然没有体验过哪怕一丁点父爱，我不知道父亲的胸膛里有没有常人的温暖，我不清楚父亲的任何一种表情，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
然而今天，我要为父亲讨回公道，恢复一个父亲的尊严。
在仔细调查过父亲一生的轨迹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为T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采矿工程师感到自豪。因为他，是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把自己融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
一位老革命告诉我，真正的英雄不是那种表面风光的人，而是自觉把时代的闸门扛在肩上的人，是心甘情愿担当起大疑大难的人。本来刘查理也可以风光，假如他能顺从的话。至少他不会落魄，因为T市需要他的知识，因为他有利用价值。然而他没有选择一条“聪明”的道路，在众人都风光的时候他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吗?他真的傻到了不知鸡蛋碰不过石头吗?不，他意识到了T市的大疑大难，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意识到了没有流血牺牲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正如刘查理在批判会上所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苦难，我有什么理由逃避?当时回答他的是劈头盖脸一顿暴打，人们都认为他在诬蔑大好形势，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有苦难。请您冷静地想一想，这话说错了吗?
1953年，刘查理逃避过一次。因为巷道走向不符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图，井巷公司经理梁霄同志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了全部责任。刘查理躲过一劫，为此他深深自责。
1957年，刘查理也想逃避。还是因为巷道走向，还是因为巷道的副产品，还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有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他未能幸免，也未能摆脱自责。
1960年，虽然甄别平反摘掉了帽子，因为家庭破裂，因为苏联专家团的是非，他不得不以指责妻子的方式吞下苦果，以保全工作权力。从此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自责。
1966年，他已经麻木了，也已经无法逃避。但他是摘帽右派，他再一次被当作死老虎揪出来做靶子。因为他的一次敷衍，也因为工作组的愚蠢，致使自己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小右派，此时您能想像是怎样一种自责吗?
1970年，他不想逃避了，他不愿意永远自责下去。因为他亲手设计了参与了三座矿山的建设，因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已经完成，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辨白都没有作用。他只能以极端的的方式去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他没有对抗谁，他只是心甘情愿用自己的血肉作一次献祭，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的灵魂已经随着高高的天轮升华了。
刘查理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他是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件事都完美?然而他是个彻底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工人阶级的生活逻辑中。他工资很高，而他没有积蓄，他一生都在帮助周围有困难的人。他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工人语言，每到一地都和工人“打通腿”，除了上班在机关，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矿工。他还有爱情，他爱上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劳动妇女。请问，您见过几个这样的工程师?
刘查理有没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有没有权利造你们的反?当然有。刘查理和任何一个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他的四大自由，他有权犟嘴有权反驳，即使是在所谓的批判大会上。那些不准阿Q革命的赵老太爷们肯定看不惯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了一辈子，居然要造反了!
刘查理是不是个爱国者?当然是。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爱壮丽的高山大川，爱悠久的历史文化，爱富饶的物产资源，爱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惟独不爱官僚。这有错吗?有些人总想把爱国与爱领导干部混为一谈，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浑水摸鱼、坐享太平了。然而孙中山那个时代就已经宣示清楚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能理直气壮?经过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对工作组党支部就是反对党中央”的资反路线不是已经被您亲自批判过了吗?您不是宣布这个逻辑臭不可闻了吗?
尊敬的姜政委，您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您真认为刘查理是反对“双三万”、反对文化大革命吗?您真的相信那些把技术问题、产量问题、财政问题政治化的人是在拥护您吗?您真的以为这些官僚会一直支持您吗?他们不过是利用一切政治口号在保护自己，在利用一切政治风浪获取利益。我可以断言，最终批判您、把罪过推给您、赶走您的，还是他们!
尊敬的姜政委，我知道这封公开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更深知自己在将来会遭到怎样的记恨，因为我拆穿了T市一个隐藏了十几年的秘密，一个众人心知肚明的“夹子”。老实说我犹豫过，害怕过，挣扎过。写这封信时我还浑身颤抖，寒流一阵一阵在心头掠过，但我无法回避，我是刘查理的女儿。
一位回乡知识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掉了?对我而言，也许真有可能“开除农民”。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批斗?逮捕?杀头?我都等着。
我的地址是：××县××公社××大队。
爱国工程师刘查理的女儿 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