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必将成为过去，农户前方道路如何走

　　六　　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耐心

　　我们批评小农生产的落后性，并不是主张要人为地加速小农的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34]对于小农的改造，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曾经在有一段时期，工商资本热衷于下乡圈地，一些地方政府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名义，在农业政策上也是扶大不扶小。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受到人为的挤压。农业领域出现了资本化和去小农化的趋势[35]。

　　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件大事，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建成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变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一时看不清的不要着急去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3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专门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短短一句话，意味着重大的政策调整。

　　2019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意见》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户家庭经营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

　　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清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情，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七　　超越农业资本主义和传统小农经济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7]对于小农问题，我们不能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认清历史趋势，顺势而为。不能只是立足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进行战略性谋划和布局。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对小农经济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接受自由主义者土地私有化、农业资本化等激进主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虽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但这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由于对剩余价值毫无止境地追求，以及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农业资本家对任何一块土地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榨取它的肥力。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8]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农业一定是建立在农民合作基础上的大农业，这是对小农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超越。对于当前国内的农业农村改革，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39]。

　　其次，要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小农经济不能支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中国也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如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党的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探索。而他们所得到的共同的答案，就是农民的组织化。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中，习近平指出，我国农民家庭经营存在经营规模小、生产粗放、竞争力弱等问题，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个人去自生自灭，只能让许多农民“呛水淹死”，而发达国家农村市场化的经验表明，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40]。

　　再次，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排挤出许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归根结底要靠二三产业来吸纳。这个过程也许是长期的，但方向不会改变。对此，党委政府需要做的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破除城乡二元制度，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尽可能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使农民尽快转化成为新市民。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业等问题，在根本上要靠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的那一小块儿土地，既不应该也无能力继续承担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城乡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必然要随之而变化。有些乡村必然要衰落甚至消失，对此不必太伤感。中国地区差异极大，乡村的振兴是整体的振兴，不是每一个村都要振兴，都能振兴。人口的适度集中更加有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对于有条件实现振兴的乡村，应该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整合资源，构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使全体村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注释：

　　[1] 马晓河、崔红志：《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黄少安、谢冬水：《“圈地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经济学解释》，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12期。

　　[2] 党国英：《乡村振兴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载《国家治理》2018年第4期。[3]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3年。贺雪峰，《小农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5]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2013年。

　　[6]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7]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的误区》，载《财经界》2014年第11期。

　　[8] 付会洋、叶敬忠：《论小农存在的价值》，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9] 贺雪峰：《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2015年2月11日。

　　[10] 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创刊号，2012年3月

　　[11] 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12]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社2016年5月18日。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4]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16]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

　　[1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7-858页。

　　[21] Byres，T.J.，2009， “The Landlord Class，Peasant Differentiation，Class Struggle and theTransition to Capitalism：England，France and Prussia Compared，”Journal of PeasantStudies31(9)，pp.33-54.

　　[22]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3]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著《新小农阶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4] 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25] 张慧鹏：《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27] 正如秦晖所批评的，恰亚诺夫把自然经济下的与市场经济中的家庭经营、把自由竞争中的与依附状态下的家庭经营都归为“家庭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载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28]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载《社会科学》2011第3期。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载《开放时代》2012第3期。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29] 国家统计局：《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年8月5日。

　　[30]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的通知，农政改发〔2020〕2号

　　[31] 叶兴庆：《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载《改革》2020年第5期。

　　[32] 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浙江大学谷保静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2万多农户的调查发现，农场规模是影响农药使用强度的重要因素，农场规模越小，农药化肥使用强度越高。因为对于小农户来说，外出务工收入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只是补充，农民增加化学品使用所节省的时间，可以通过务工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所以农民并不关心如何更高效率地使用化学品。参见《中国农田“减肥”难，浙大大数据找症结：土地不够规模化》，澎湃新闻2018年6月26日。

　　[34]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0页。

　　[35] 冯小：《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36]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载《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 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260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553页。

　　[39] 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新华网，2016年4月28日。

　　[40]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205页。

　　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八角楼读书” 2021年1月12日，原刊于《现代哲学》，2020年第6期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当前中国小农问题——兼评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