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与统一 —— 中共在香港电影界（1937-1956）

　　2. 长城影业公司的领导权之争

　　如果说“南方”是中共官方的“宣传系统”和“外交系统”的话，那么以长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则是中共在香港电影界重要的“群众系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香港左派电影文化乃至左派文化的空前繁荣，与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群体的推动分不开。而何以在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下，充斥着国民党、港英政府等各色政治力量的香港，形成如此强势且联结紧密、与内地同声同气的左派电影公司群体?这就要追溯到1950年，留港内地影人对“旧长城”的改组事件。

　　1948年，张善琨与李祖永合作成立的“永华影业公司”(简称“永华”)因经营不善，几近破产。张善琨退出“永华”，与律师袁仰安组建了“旧长城”，“旧长城”成立后，张善琨再次将由沪来港的上海影人召集，并同时开拍《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花街》《王氏四侠》5部影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袁仰安就找了航运商人吕建康、吕建成参与投资，前后投资20多万。而在投资大量资金之后，“旧长城”运营并没有多大起色，反而陷入财务危机，也正是在这时，“长城”被改组，领导权易手。

　　张善琨夫人童月娟后来接受香港电影资料馆黄爱玲的访问，谈及此事，完全归咎为“政治立场”问题。“那段时期共产党开始活动了，有人想说服我们，让我们去当政协委员，我们不干， 也不肯去大陆，大家就翻脸了，我们两人跟陈云裳就逃走了，借着到新加坡、泰国宣传的名义，一出去，两个月才回来，回来时长城已经变成了读书会，我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了。那一年应该是1950年吧。”(32)

　　童月娟在这里只谈政治，却只字不提“旧长城”的经营问题，忽略了袁仰安、张善琨之间的经济分歧。因此，同时期同一事件的亲历者对此说法并不认同。据袁仰安的夫人苏燕生、女婿沈鉴治(曾为“长城”编导)的回忆，都认为“旧长城”之所以会改组，更多是因为张善琨将袁仰安带入公司的资金用尽，还向外筹款，使得“旧长城”身陷债务危机。袁、张二人因此不和。(33)

　　此外，其他亲历者，如香港凤凰影业公司的影人冯琳也认为，此时香港左派力量相对比较隐蔽，不足以对张善琨施压至此。张善琨夫妇之所以离开“旧长城”，只是“因为张善琨没钱了， 他欠了袁仰安的钱”，(34) 吕建康带着大量资金，想对处于财务危机的“旧长城”施以援手。此外，在张善琨夫妇出走“旧长城”之后、吕建康全面接手的一段时期内，“长城”在组织架构上依旧与“旧长城”有较强的延续性，随张善琨由沪而来的上海影人王元龙、岳枫、沈天荫都仍在“长城”发挥作用，有的还是“长城”的高管，并没有被迫出局。这批与张善琨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影人虽然在之后也离开“长城”，但大多都是主动选择离开“长城”，并不存在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被“扫地出门”的情况。

　　如此看来，“长城”易主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经济问题。但颇有意味的是，吕建康邀请了爱国报人费彝民协助袁仰安参与“长城”的重组工作。虽然费彝民对外公开身份为香港《大公报》经理，但实际上是中共在港文化布控的重要人物，他一直致力于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并多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在港工作。此外，在离开“长城”后，张善琨建立了与左派影人完全对立、亲国民党政权的“自由总会”。结合以上两种情况来看，“这次易手显然也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35)

　　“长城”改组之后，更名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在王元龙、胡晋康等右派势力脱离公司之后，“长城”左派势力大力发展起来。前文提到的负责香港电影界具体工作的中共党员司马文森也在这一时期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加入“长城”的创作队伍，负责引导“长城”制片和剧组工作。1950年，中共领导下由香港左派影人群体所组织成立的“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会”）也开始有计划地使自己的成员加入“长城”艺委会，扭转了“长城”的制片方针。在中共全方位的渗入、领导下，“长城”很快发展起来，撰写进步剧本，开拍反映现实、歌颂光明、鼓舞人民斗志的好影片，团结在香港的广大电影工作者，成为香港左派电影的重要阵地。　　

　　△ 长城大公主夏梦曾在1957年出席文化部优秀影片颁奖大会，并在中南海和其他电影工作者一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 夏梦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合影

　　“长城”改组后的另一后果，则是“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的建立。在张善琨从“旧长城”出走之后，1952年，他重新组建新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张善琨向台湾农业教育电影制片厂总经理李叶借款 , 在得到蒋经国的允许后 , 李叶予以借款。(36) 张善琨投桃报李，开始公开向台湾国民政府表态示好。1956年 , 张善琨与王元龙、姚克等十几个人组织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后又改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以下简称“自由总会”)，“自由总会”不仅是简单的影人组织，还是一个审查机构。台湾当局规定， 香港电影如想输入台湾放映发行，则要“自由总会”开出证明书，才能批准发行。许多香港电影公司为了开拓台湾市场，不得不加入该组织。为了更好地完成统战工作，“华南影联”与“自由总会”争相拉拢人才，甚至开启了“抢人大战”，成为两岸三地电影人才互动、交流的特殊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亲台湾国民党的“自由总会”与集聚左派力量的“华南影联”在香港影坛布局均已完成，并形成水火不容、两相对峙之势。

　　3.“递解出境事件”与“长凤新”左派群体的形成

　　20世纪中期香港左派电影发展过程中，“长城”功不可没，而香港左派文化之所以发展至巅峰，绝非“长城”一家之功。而究其历史发生的原点，便要回到1952年的“递解出境事件”。1948年下半年，大批电影工作者来到香港。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布置下，司马文森、洪遒等人牵头，组织“读书会”。当时港英政府明文规定，不许参加公开集会， 而读书会的每次活动均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过生日、朋友聚餐、结伴外出旅游等方式，与大家会合，共商时局，学习政治书籍”。(37) 读书会的成员们，在拍片之外，还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文献。除了学习政治理论，读书小组还会以“新中国的情况、来自解放后的上海、北京等地的鼓舞人心消息和电影界的变化”(38) 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舒适、慕容婉儿、岑范、胡小峰、金沙、白时，都是读书会的成员，“早日投入新中国怀抱，拍摄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影片”(39) 是读书会成员的共同愿望。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闻此消息，身处香港的读书会全体成员士气大涨。为了庆祝广州解放，1950年1月，由司马文森、洪遒带队，以“读书会”成员为主，组织“回穗劳军团” 并赶排了7个活报剧，奔赴广州参加劳军演出。回港后，“读书会”成员群情激昂，深受鼓舞， 迫不及待以读书、学习之名成立“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会”。司马文森、洪遒为会长，费穆为组织部长，参与的学员共有120人。“影学会”或是号召大家“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或是组织“义卖”，或是出演歌颂解放区的话剧。在这一时期，“影学会”已然是公开的社会组织，而到了1950年的9月，“影学会”内部成立民盟电影区分部和港九民盟小组，团结在港的国语、粤语电影工作者。(40)

　　当时，原本声势浩大的永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永华”)陷入财务危机，拖欠职工工资长达三个月之久。“影学会”为了维护永华电影公司的职工利益，通过民盟小组，帮助“永华”职工发动工潮，并推选编剧沈寂、摄影师蒋伟为代表与“永华”公司谈判。工潮长达一个月之久， 新闻媒体还对“永华”欠薪事件进行了报道，最终“永华”老板李祖永方面同意，1952年1月10 日发薪，之后，李祖永将工潮组织者报告给港英当局。经过一系列调查、取证，1952年1月10日当天，港英当局宣告：司马文森、刘琼、舒适、杨桦、沈寂、马国亮、齐闻韶，狄梵，为“不受欢迎的人”，将被终身驱逐出境。1月12日，港英政府又将电影工作者白沉、蒋伟等五人逮捕并驱逐出境。两次“递解出境”事件，前后驱逐电影工作者10人。此举引发许多同胞的愤怒，全国文联对香港政府这一暴行于1月16日提出抗议，外交部也于26日就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并驱逐我居民一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1) 新华社等媒体上也公开对此次事件表示谴责。新华社曾发表声明和抗议称，“1952年1月10日香港英国政府横蛮无理，将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司马文森、马国亮、齐闻韶、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八人逮捕并驱逐出境”。1952年1月22日，新华社再次报道，称“香港英国政府又将我国电影工作者白沉、蒋伟，港九纺织业工会九龙城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九龙城东头村火灾区灾民代表张生等五人逮捕并驱逐出境”(42)。这10名电影工作者回到广州，受到了广州文艺界的热烈欢迎，此外，上海文艺界派戴耘，北京文艺界派胡介民为代表专门来到广州，通过宣传部、统战部向司马文森等人表示慰问。后来，这10名工作者投入文化事业，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而“递解出境”事件发生后，香港左派力量主力被抽离，左派影人队伍非常不稳定。尤其是负责直接领导工作的司马文森的离开，促使吴荻舟不得不重新调整香港左派的生存策略。为了避免再次类似“递解出境”事件情况，中共决定，在接下来的文化布控工作中，将不再把力量集中于一家公司里。与此同时，还要将散落在其他公司的左派力量积聚起来，形成合力，在“长城” 之外，成立新的左派电影制片公司。这种情况下，1954年，以朱石麟、韩雄飞、姜明为基本班底， 凤凰影业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正式成立。朱石麟的临危受命加入“凤凰”，实际上是受了夏衍之托。夏衍由港返回内地，专门托人转告朱石麟，“你们还是留在香港，立足于香港，背靠祖国，面向海外，做一些我们现在共和国不能做到的东西，你们来做”。(43) 朱石麟将这个托付看得很重，尽心尽力扛起了左派电影这面大旗，在原来龙马影业公司设备的基础上，到处召集人马，不仅网罗了陈竟波、罗君雄、任意之、龙凌、唐龙等演艺人才，原在“永华”的费明仪、韦伟、陈娟娟、童毅、曹炎等杰出女演员与“读书会”成员冯琳等人都投入“凤凰”，“凤凰”成立之后，香港左派的国语片队伍趋于稳定。

　　上文提到，“第三次电影清洁运动”之后，香港的粤语片制作中的粗制滥造的局面有所改善。可由于缺乏监管，且南洋市场的诱惑巨大，在票房利益的趋势下，粤语片尤其是粤剧片偷工减料、投机取巧的制作方式再次出现且愈演愈烈。在粤剧片的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七日鲜”的畸形现象，“七日是指从影片策划开始到选演职员、拍摄 , 后期制作、送审、拷贝印制等整个过程为七天 , 实际前期拍摄与后期制作的时间仅为72小时左右”。(44) “七日鲜”这种粗糙的制作模式带来的恶劣后果很快就出现，粤剧片在东南亚滞销，“1952年香港粤语片产量为162部 , 由于南洋市场的滞销，次年产量就减至132部，1954年粤语片产量继续下降 , 仅为116部”。(45)

　　这种情况下，中共开始着手于香港粤语片的文化布控。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能兴向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工作时谈到，香港电影产量虽然不少，可情况很糟糕。在陈能兴汇报工作时，刘少奇做出指示：“有些人认为以粤语片为代表的方言电影不能算是一个片种，也就不大重视。但是呢，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粤语片才是可以在香港生根的电影。”(46)

　　正是因为接到了刘少奇的这个指示，中共在港的主要力量准备着手组建粤语片公司。由吴荻舟与《文汇报》编辑主任廖一原等人开展具体筹备工作，香港华侨银行经理邓荣邦挂名为总经理，香港“民盟”成员、华侨银行经理谢济芝为经理。1952年，新联影业公司(以下简称“新联”)成立，“新联”虽然对外身份是民营粤语片制片机构，实际上由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托管，它的整体拍摄计划及拍摄影片剧本先在华南分局宣传部第四处备案。“新联”运行所需经费均由中共内部资金解决，每当需要用钱，就用借款的名义申请。“南方”就会拿出资金用于公司运营周转、制作影片费用。(47)

　　“新联”成立不久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筹备创业之作《败家仔》，不同于以往粤语片粗制滥造，《败家仔》制作优良，立意较高，该片一经上映，引起较大反响，远销省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败家仔》的大火为处于颓势中的香港粤语片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粤语片创作者的士气。1952年11月15日，香港粤语工作者自发组建了中联影片公司(简称“中联”)。“新联”“中联”的成立，不仅扭转了粤语片的颓势，也是中共在粤语片文化战线布局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中共为代表的内地力量对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渗入，精心布控，方从地下转为地上，隐蔽转为公开。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对港的文化战线相对隐蔽，且以争夺舆论阵地、投入制作进步影片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56年，中共在香港电影界的文化战线则逐步发展壮大，布局非常全面。而在1956年之后，随着内地政治环境的变化，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地电影之间的互动被严控，“除左派电影外，内地和香港非左派电影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48) 中共在港影界的文化布控策略也有所调整。

　　1949 -1956年间，中共基本完成了在香港的电影布局，不仅建立以“南方”为主的宣传、外交系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以“长、凤、新”为代表的国语片创作队伍与以“新联”“中联” 为代表的粤语片创作团体，推动香港左派文化进入黄金时期。此外，通过电影制片机构中的读书会、影学会发展一批中共党员，逐步渗透到香港电影界各个角落。而在这一过程中，两地电影展开了频繁的互动、交流，对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而言，皆获得了良性、积极的效果。

　　本文注释：

　　(1) 周承人、李以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95页。

　　(2) 《中国文协成立，发扬光大祖国固有文化，通过工作提案选出理事》，载《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18日。

　　(3) 《我们的号角》，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11日，第02版。

　　(4) 《香港影坛新霹雳，中华教育研究会，斥电影界摄毒素影片，致函电影公会敦促负起改造使命，电影界覆函声称，愿与文化界合作，电影公会非常会议通过议决案四项》，载《电声(上海)》，1938年7月29日。

　　(5) 《电影检查所迁渝办公》，载《申报》，1939年4月16日，第4版。

　　(6) 《抗战的文化动态：香港电影界清洁运动》，载《文献》，1938年1月1日。载《申报》，1939年4月16日，第4版。

　　(7)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8) 李九如：《行政力量的补充 : 抗战前国民党政权电影生产动员体系中的新生活运动》，载《电影新作》，2016年第9期。

　　(9)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10) 《电检所主任徐浩抵港，商洽取缔毒素影片》，载《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4版。

　　(1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省港抗战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12) 同上，第10页。

　　(13)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9年，第104页。

　　(14) 同上，第106页。

　　(15) 《银都六十(1950-2010)港台原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8页。

　　(16)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21页。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42页。

　　(18)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22页。

　　(19) 参考许敦乐主编：《垦光拓影》，香港：简亦乐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0) 2010年4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21) 许敦乐主编：《垦光拓影》，2005年。

　　(22)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57页。

　　(23)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 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第53页。

　　(24) 同上。

　　(25) 2010年4月1日，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26) 《文化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有关电影事业五项暂行办法公布》，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王宇平：《“十七年” 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

　　(27) 王宇平：《“十七年”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第604页。

　　(28) 陈播：《中国电影编年记事(总纲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2页。

　　(29) 同上，第428页。

　　(30) 2010年4月1日，赵卫防对祁志勇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31) 关于香港影片发行问题的报告, 上海档案馆B154410420，转引自王宇平：《“十七年”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地放映》, 第八届中国电影史学年会论文集。

　　(32)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32页。

　　(33) 同上。

　　(34) 同上。

　　(35) 《银都六十(1950-2010)港台原版》，第57页。

　　(36) 黄爱玲、李培德编：《冷战与香港电影》，第73页。

　　(37)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38)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第99页。

　　(39) 同上，第99页。

　　(40) 同上，第101页。

　　(41) 《银都机构编 . 银都六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第56页。

　　(42) 顾也鲁：《艺海沧桑五十年》，第115页。

　　(43) 2009年12月19日，赵卫防对冯琳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44) 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④ : 王天林》，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7年，第142-143页。

　　(45)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40页。

　　(46) 2009年12月18日，赵卫防对新联影业公司老影人黄忆的采访。(相关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47) 同上。

　　(48) 赵卫防、张文燕：《中国电影史工程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