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转：农业政策的轮回 “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他们的很好理由。合作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物质刺激的基础上的”，[25]如同其他一切经济改革，增产与否是衡量合作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26]领导这样一项全新的事业是艰难的，财富的积累过程也是异常艰苦的，如著名的王国藩社，“因为接近了旧历年节，有些社员主张把钱分了，大伙过个富裕年。王国藩告诉大家：年好过，节好过，发展生产难，让大家讨论。社员们一讨论，认识到该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千日打柴一日烧。根据社内生产的迫切需要，买了一辆铁轮车、一头牛、一头骡子、十九只羊和一部分零碎农具”，[27]合作社注重积累，因此社员生活水平看起来并不高，包产到户后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积累的释放。81年继续推进包产到户时杜润生承认三分之一以上的集体经济是办得比较好的，三分之一左右的队搞好了可以赶上去，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生产队收入不足以补偿社员的劳动消耗。[28]当时最先进的地方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河南七里营刘庄大队实现了吃西瓜、吃冰棍、看电影不要钱，住房免费，有的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电风扇这些电器，刘庄是后来少数顶住压力没有单干的大队，今天村民免费住上了三层别墅。
图1：七里营刘庄的住房(由于疫情原因未前往实地拍摄) 图2：刘庄合作化领导人史来贺 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29] 包产到户对机械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一开始还有“实行责任制后，不但能发挥机械作用，而且加上个‘更’字才合适。地块划小是为了明确责任，加强管理，并不是个人所有，中间打一道墙，根本不改变统一领导、统一耕作、统一播种、统一浇水、统一收打的生产形式”[30]这种论调，事实是否如此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31]温水煮青蛙可以让青蛙舒适的死去，阵痛过后依然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工作没了，房子没了，看病贵了，新一代人搀着老一代人，从头再来。 伴随着包产到户而来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及个人主义的重塑，所谓个性解放带来的自由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他们期待的美丽新世界似乎并没有到来，剥削合法性却以“勤劳致富”的面孔粉墨登场。“阶级”“剥削”这样的字眼都变成了可笑的东西，它们似乎是那个年代维护统治的谎言。[32] 前些年孟令骞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半夜鸡叫”的虚妄，这种考据同论证“流血漂橹”一样荒唐可笑，[33]《高玉宝》一书中除了有名的《半夜鸡叫》外还有这样一段： 今年，你把我的猪腿摔坏了，少卖了三斗粮;春季，你病了一次，欠了我八九个工，那时雇一个小工，一天二升半粮，你算算吧，一共多少粮?零头我不要了，你回家拿四斗粮来，我就让你下工;不拿粮来，你就给我干到年底再说吧。[34] 当工人真的拿到负工资的时候，孟先生还会赞扬那位勤劳致富的先人吗?
注释： [1]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第19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 “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中国地面广大，农民众多，各地方之情形及需要各自不一致，负指导组织之责者，若能细察各地不同之情形及需要，提倡各种最适宜之组织，谅均不乏成功之希望也”“合作在中国有极力推广的必要”。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董时进《农业经济学》第290页，北平文化学社;董时进《农村合作》第7页，北平京华印书局1931年4月 [3] “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背离人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过分追求理想化的农业经济制度和实施僵化的农业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时代中共多少回归理性，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公有制体系”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下)》第92-93页，田园书屋 [4] “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5] “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地分散而不能集中。”“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同上，第28页 [6] “农民贫穷之最根本的原因，为耕种地面太小。耕种地面小既为全国普遍之现象，可知其非土地集中之结果，乃由于农民人数太多，耕地不敷应用所致。故即将全国所有耕地重新平均分配于农民，亦无多补也。”董时进《农业经济学》第364-365页，北平文化学社 [7] “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1.12;“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1950.6.4《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 [8] “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1948.1.18《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为着保险起见，地主豪绅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很多对地主并不同情的农民，经不住引诱贿赂、欺骗和威胁，只好答应给他们帮忙。”“每当农会干部发现了这些藏匿的财产，受到牵连的农民就得挨一顿毒打，而且本人的财产也要全部或部分被没收掉。”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8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9] “这些还乡团由地主的孝子贤孙、狗腿子、雇佣的恶棍和乌七八糟的地痞流氓组成，他们跟在中央军的屁股后面，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不仅迫害、屠杀积极的干部，而且连他们的亲戚家属也不放过。整户的人家都被活埋。他们还剥人皮、砍人头。还乡团还派人潜入解放区，进行暗害、投毒、屠杀、抢劫，制造恐慌等活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89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10]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1948.1.15《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六月四日下午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1950.6.4《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 [11] 1948.1.18《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2] 对“动员”结构的分析可参考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13] 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下)》第38页，田园书屋 [14]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炎黄春秋》2011年4月 [15] “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自愿和互利的原则。”195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万岁》第8页，农业出版社1960年1月版 [16] “由于全村一共只有五十头牲口，其中属于劳动农民的不能没收，所剩下来的只能进行分摊。每四户才分到一头整牛是很平常的，这样，使每一户都骄傲地成了‘一条牛腿’的所有者。”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73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17] 合作化进程中有合作经验的老解放区往往不会出现共产风、平均主义等问题，新解放区这一些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后来包产到户也是从这些地方开始 [18] 高华《革命年代》第2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9] 《李锐反“左”文选》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0]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13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21] 同上，第3页 [22] 同上，第4页 [23] 托儿组的实践参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66-74页，第328-334页 [24]“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整社以后，各地公共食堂都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办法。同时，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可以常年或者只是农忙的时候在食堂吃;可以全家或者只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在食堂吃;可以全天或者是选一顿、两顿在食堂吃;可以主食、副食都由食堂供应，也可以只在食堂定主食或副食;可以在食堂里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有些地方还实行‘一堂多灶’，并设立小卖部，谁愿意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人民公社万岁》第277页，第333页农业出版社1960年1月版。插一句题外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庐山会议后毛一意孤行，打断了纠左。《人民公社万岁》一书是庐山会议不久后发行的书籍，其性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类似，后来江苏等地根据本地情况编写了同名书，这些书编写极其仓促，以江苏编写版本为例，此书虽延续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逻辑，但对如何解决问题基本没有具体描述。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万岁》是一部中央文件汇编，没有收录具体案例，但此书开篇收录的是195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一决议鲜明地反对冒进、强迫命令，强调自愿原则，其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庐山会议的确使吴芝圃之流反扑，加剧了地方上的不良倾向，但对冒进和官僚作风的纠正始终没有停止 [25]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第2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6] “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27] 同上，第18页 [28] 杜润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红旗》1981年第19期 [29] 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第6页 [30] 《责任制会不会影响农业要机械化》，《农业机械》1981年2月 [31] 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第53页 [32] “根本不能说鲁四老爷剥削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祥林嫂那样的寡妇除了到上等人家当女佣，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当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确确实实恢复了活力，并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如果不是她的婆婆强行将她卖掉，她会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33] 孟令骞以受害者姿态揭露这个故事的虚伪，详见《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然而小说何来真伪问题，若将小说视作事实，何不控诉高玉宝故意伤人?孟在文中讲到的吃粉条故事本就是农村流行的故事类型，我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过类似故事。唯一能构成高玉宝说谎证据的似乎是“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这一点，而除了孟文笔者尚未找到任何材料证明高玉宝本人有类似表述。 [34] 《高玉宝》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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