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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

2021-2-23 01:0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20| 评论: 0|原作者: ME·奥布莱恩|来自: 《尾注》

摘要: 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关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许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关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许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ME·奥布莱恩在这篇文章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追溯了1830年代至今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形态的变迁。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论是在欧洲高强度的工厂制下,还是在美洲的奴隶制下,工人阶级都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式的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为了生存,他们探索出更丰富的集体居住、互相关爱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异化的社会所迫,也带来了更大的性和性别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设想中提出“废除家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无产者的家庭已经被破坏了。但他们期待在废除资产阶级家庭后,人们自由选择的新家庭将依然是异性恋核心家庭。

  为了形成积极的工人身份,便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后来的工人运动也主动采纳了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和性别规训,放弃了废除家庭的主张。在欧洲,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范式也是工人运动争取来的成果。需要有足够高的家庭工资才能让女性在家不工作。而在美洲,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非裔工人又遭遇了吉姆·克劳法,法律规定只有已婚非裔夫妇才能租赁土地,这相当于从经济上迫使他们接受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规训。

  工人运动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却也牺牲了性自由和性别平等。女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相伴展开,但二者的诉求并不总能协调一致。在女性是否应当工作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俄国革命后曾在短时间内实践了废除家庭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但公社虽然破除了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却用国家权威的更大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取而代之。

  1960年代末,性别和性解放运动开始从工人运动中脱离出来,独立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爱欲本身的解放性,依据酷儿的互相关爱的共同体,设想废除家庭后的共产主义社群。这个时期的性别激进人士更是提出了反对工作的主张,认为必须把生存权与劳动分开,使劳动不再是强制的。只要人还要依赖工作生存,就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规训,只有实现经济自由才能实现性自由。

  然而伴随着197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工资下降,激进运动也被大幅削弱。种种解放运动开始失去反资本主义的宗旨,沦为单纯的身份主义文化运动。工资无法维持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了,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率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对于非规范性的爱与关怀关系的接受度讽刺性地再次提高了。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症状”。在关系碎片化的时代,新的保守主义者把对过去生活的缅怀投射进对传统的家庭范式的呼吁中。

  纵观历史,更好的工人权利和更大的性别自由有时会处在此消彼长的张力下。文末作者强调,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关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许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本文原标题为:《To Abolish the Family:The Working-class Family and Gender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Development》,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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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至1940年苏联的幼儿园儿童

  文|ME·奥布莱恩

  译|苏子滢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尔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1】。废除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为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它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废除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变。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种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废除家庭的呼吁。

  不知道一个家庭(a family)是什么样,或者或不知道家庭本身(the family)究竟是什么,使废除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对马克思来说,任务是要废除教会、国家、家庭(三个一组,格外突出的秩序集团),并最终废除冷漠的市场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废除一词是aufhebung,它经常被翻译为“替代”,因为它同时有保存和破坏的含义。废除不等于破坏。在废除家庭的运动中,被取代和被保留的分别是什么?

  与其把家庭当做一系列静态的标本盒,从句法上分析它的不同定义,我认为在废除家庭的口号的转变的背后,有一段历史性逻辑的不断展开,它可以同资本本身的动态关系联系起来。激进人士所说的“家庭”也是个不断演变的模式。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衰——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及其共产主义的超越性视野相对应——家庭也具有一连串的阶段。资本主义历史上工人阶级家庭变化的动态关系,可以解释革命者对家庭的批判的不断变化,最终也能说明性别自由的视角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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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既是安慰也是绝望的来源。如今,废除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作为规范性制度的瓦解)的呼吁,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的迈进。废除家庭或许是对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社群中的人类关怀的概括。

  1.欧洲的工业化与美洲种植园

  再生产危机,1840-1880年代

  1842年,一名22岁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来到了曼彻斯特繁荣的工业中心。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试图理解英格兰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德国新工业中心形成,不久将遍及整个欧洲。他与人交流、读报告、在街上漫步。他试图表达他对无产阶级境况的恐惧:

  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灰尘,门前倾倒的污浊液体汇进恶臭的水池里。这里住着最穷的穷人,收入最低的工人,小偷和卖淫受害者们成群挤在一起,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裔,那些尚未陷入包围着他们的道德毁灭漩涡的人们,每天都被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无力抵御令人消沉的匮乏、污秽和邪恶环境的影响。

  他意识到,工人阶级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下层阶级怎么可能健康长寿?除了过高的死亡率、接连不断的流行病、劳动人口体质的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死得早,无法产生下一代。恩格斯记录的状况(疾病、过度拥挤、工作场所事故、饥饿、儿童死亡)使得无产者无法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只是由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人口才保持增长。统治阶级的评论员、早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倡导者统统都谴责了工业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他们觉察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恐惧【3】——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随着城市化急剧下降。对于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内的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仅够维持日常再生产开支,而不够他们的代际更替。【4】

  19世纪初,工作的两次重大变化造成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工厂的发展引来儿童、未婚女性和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家从事有偿的转包制造工作。整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厂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许多工业部门(如1816年的英国棉产业)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工人是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有15%的法国纺织工人还没到青春期。【5】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受雇儿童是通过工人阶级男性转包的、跨代工厂劳动团队被雇佣的。儿童往往由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管理,在松散、扩大的家庭关系中,儿童受到男性暴力的规训,但管理者的权威有限。

  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立即离开工厂的工作,不再回去。在欧洲和美国都几乎没有年轻母亲外出工作。【6】美国白人女性一结婚就会离开工厂,而不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7】1890年,白人女性结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从38.4%下降至2.5%。相反,女性会在家里从事有薪工作,管理寄宿者,干“外包活”,或在家里从事“包出(putting-out)”生产:

  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8】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外包工作的性别结构:“花边整理的工作要么在所谓的‘老板娘’家里完成的,要么女性在自己家里,有时是在她们的孩子的帮助下完成。"【9】

  恩格斯担心城市的贫困正在扭曲无产者的性别和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症状。他也暗示了住房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的乱伦和同性恋的威胁。这种堕落并不仅限于从工人阶级整体中分流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整个阶级范围的危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若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包括采取更接近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样貌,将为恶劣的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解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未能触及工业雇佣这一根本原因,且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总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的来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可识别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明确单位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工人阶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亲属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和住房,分享资源,或决定移民。但是无产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化的义务、关怀和支配系统。

  家庭暴力

  暴力和互爱在各种家庭模式中交织在一起。所有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关怀、爱、情感、性和物质资源共享的关系。阶级社会迫使这些关系采取各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依赖逻辑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迫使这些爱的关系呈现一种半强迫、半选择的人际依赖的特殊结构。就业不稳定的工人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来度过长期失业;同样,儿童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往往要依赖他们和某个有工资的人的个人关系存活。此外,自由的雇佣工人通常要靠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找工作,这些网络会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帮助人找到并保住工作。这些关系可能是真正关怀的来源,但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常常受到暴力、虐待和支配的威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来说,威胁或许就隐含在促使施暴的社会机构的结构中。个别的家庭实际上可能并不暴力,或者不常出现暴力,但家庭作为普遍存在的机构依然可以系统地促成并准许暴力和虐待。关怀和暴力支配的结合,是阶级社会中一切家庭结构共有的双重特性。

  在欧洲农民社会中,男性支配和性别暴力体现为不同于后来的版本的特殊形式。农民家庭中性别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男女都从事各种形式的家务、农场和工作。一户人家往往有多代人,或者是大家族,人们不通过家庭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别的生存方式。男性是一家之主,占有妻子、孩子和他们的劳动。他们可以选择通过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来行使他们作为户主的权力。反过来,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又屈从于封建领主的暴力。领主和封建国家依赖暴力,这是它们的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主要特征。封建制下由父亲支配的家庭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类似,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暴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侵蚀了这种农民家庭,并调整了与之相对的贵族家庭。

  随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的混乱的无产阶级化之中,暴力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了。领队的男性工人会用暴力规训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男性又可以用暴力支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各个家庭成员。性工作者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会遭受顾客和警察的暴力。所有无产者都遭受来自雇主的暴力,以及来自负责社会控制、工人规训的国家代理人的暴力。

  然而与封建制度不同的是,暴力不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暴力仍然渗透在英国无产者的生活中,比如那些反流浪者和穷人的残暴法律。但是一旦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被压制,他们不再有别的方法养活自己,“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就开始找工作。封建领主需要私人军队才能每年向农民征收,而资本主义雇主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不再使用武力。暴力逐渐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转而集中在国家代理人手中——警察、国家军队——或者在家庭中私下存在。

  当然,直接的暴力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下,也就是新大陆的奴隶制中是更关键的。【10】在南美的奴隶种植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省去了一切把生育纽带自然化的借口。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描述了奴隶制下碎片化的家庭生活:“母亲和父亲被残忍地分开;孩子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打上烙印,通常会和母亲分开……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通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11】

  一旦奴隶有了孩子,奴隶主的财富就扩大了。这暗含着作为资本积累和工作过程核心的代际再生产的动态关系。大多数奴隶都不能有效地主张任何形式的父母权利,奴隶出售往往会把家庭拆散,造成所谓的“生而异化”。在美洲,被奴役者中的父亲的权力会受到严格限制,正如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写的,“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可以被合法、绝对地从他手中夺走。”【12】戴维斯同样指出:“除了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以外,男性至上主义的结构不能深嵌入奴隶制度的内部运作中……因此,黑人妇女彻底加入了生产。”【13】相比之下,美国白人妇女仍被看做是属于保护性的家庭范围。无论一个北方家庭有多贫穷、绝望,白人农场的妻子都很少出来收割庄稼。

  19世纪,资本主义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无产者的血缘纽带正因工厂劳动的贫困化、城市过度拥挤和工业资本主义而破裂。大西洋的另一边,种植园农业把被奴役的黑人工人的代际再生产商品化,使他们生而异化。受奴役无产者和受雇佣的无产者的亲属关系对精英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很难被法律承认,很难符合精英的社会期望。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反常都被看做是与有产阶级的性别与性规范的巩固相对立的,后者在财产继承和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鲜明的家庭。废除家庭的要求也是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呼唤,虽然它没有参与进与美国南部奴隶主农业精英的对抗,但也间接和它相关,因为废除家庭是与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被奴役的工人和有薪工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种族的鸿沟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但尽管有差异,英美两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已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两个地方,废除家庭的呼吁都显然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精英和英国的工厂主——的一种手段。

  摧毁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可以把废除家庭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碎片化对无产阶级家庭的破坏区分开,前者是积极的取代,后者是消极的破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把无产阶级家庭摧毁了:

  现在的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在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家庭的完全形态只存在于资产阶级中。与这种家庭互补的则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实际缺失,以及公开的卖淫。【14】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的主导理论化,而这正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可能的。

  要求废除家庭是向资产阶级社会开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依赖于教会、国家和家庭,对它们的三重废除是共产主义自由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家庭的主要特征:只强加于妇女的虚伪的一夫一妻制,把妇女看做被动的财产的性别不平等,在浪漫爱情的幌子下以金钱利益为谈判的动机,父系财产继承,还有以积累家庭财富为导向的养育。

  废除家庭的要求在《废除一切继承权宣言》(The Manifesto for the “Abolition of all rights of inheritance”)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5】资产阶级家庭是一种管理资本家财产的转移和持续的手段。资产阶级父亲把一夫一妻制强加给妻子,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自己的,并维持继承有序。对遗产的承诺和财产的赠与,是资产阶级父母对子女进行终身控制、在子女身上再生产他们的阶级身份、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手段。家庭是由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孩子属于父母,正如妻子属于丈夫。恩格斯设想,摆脱继承将会剥夺家庭的物质基础,是废除家庭的核心机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为真爱、完全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提供基础。随着财产和物质的生存问题被从亲密关系中移除出去,人类可以发现他们自然和内在的性。共产主义下的性行为将只由未来的公民自己决定:

  那些人活在世上,将不会考虑如今的其他人认为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会决定自己的实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的实践的公共观念——仅此而已。【17】

  这里对解放的呼吁是明确,但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主张。废除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将使人类自由地追求其内在的性倾向,未来的人将自由地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卖淫将消失;一夫一妻制与其是会崩溃,不如说是会最终成为现实——对男性也是如此。”【18】婚姻将在共产主义爱情中真正实现:“由于性爱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尽管目前这种排他性只在女人身上充分实现了),基于性爱的婚姻按其本性将是个体婚姻。”【19】

  从财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也将从资本主义卖淫的性过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离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过激的性保守主义只有几步之遥,后者认为性别偏异(gender deviancy)和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对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表示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书信里含有大量对他们同时代人的反同性恋的污蔑的说法。尽管他们都关心妇女解放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残酷性,恩格斯却无法想象也许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人类条件重新出现。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神圣家庭和世俗家庭,或许会产生一些并不那么像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单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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