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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21-3-14 23: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791| 评论: 0|原作者: 耿来意|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中国是很幸运的,过去以苏联为最好的先生,靠社会主义挽救了苦难的中国;后来呢,苏联又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惊醒,顿悟,重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原来是如此之重要。  



中国是很幸运的,过去以苏联为最好的先生,靠社会主义挽救了苦难的中国;后来呢,苏联又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惊醒,顿悟,重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原来是如此之重要。

  中国近代以来,成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失败者,在西方列强的侵袭之下,中华民族跌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谷底。

  救亡图存成为一代又一代民族觉悟者的历史担当和最高使命。

  怎样才能救中国?

  这是每一个不甘于民族沉沦的中国人共同的叩问,无数的人在找寻这一条道路,无数的人倒在了不同的道路上,更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踏着前人的血迹无畏地前行。

  这是中国民族的苦难行军,悲壮,苍凉,惊天地,泣鬼神。

  作为这一队列中的一员,毛主席于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很长的篇幅回顾了这一段历史,他说: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毛主席是史上最牛的历史教员,短短的几段话,讲透了百年历史。

  对于到达社会主义,毛主席自信而乐观,因为有师可鉴,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为一个经历了诸路不通而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的伟大救国者,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救中国是坚信不疑的。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驳斥资产阶级顽固派要共产党人收起“共产主义”的叫嚣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说: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事实也恰是如此,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挽救了中华民族的颓势,涤荡了旧社会的污 泥浊水,改变了被肆意践踏的命运,昂扬地站立了起来,奇迹般地拔地而起。曾因与毛主席的一桩公案而闻名于世的梁漱溟曾经于1955年写过一篇《告台湾同胞》的文章,他发自肺腑地说道:

  “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五年来经历着的事情一件一件多得数不清,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正不外一件大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命运,如今给共产党扭转了而向上,五年之间真有‘如日方升’景象,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最大事实。就是眼前这最大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先生所颂扬的最大事实,是毛主席“换朝”的事实,是引领中国民族过“社会主义关”的事实。

  1950年6月14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过社会主义关的战略规划时说: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 经过战争, 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经过三年恢复,三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到了一个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新的历史时期,那就是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所追寻的最高纲领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不是靠强迫和压服,而是说服,是引导,是依赖于引领中国的历史道义和历史功勋,是深植于人民心中的信赖,用和平的方式走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1955年10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一众工商界代表座谈,他诚恳地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

  “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着重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国家当前的整体情况,他说: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毛主席用社会主义的“神笔”,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画出了最美的图画。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动情地写道: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历史所给予毛主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涯太短暂了,一万年太久,他惟有“只争朝夕”。即便只有短短的二十年里,他用社会主义的武器为中华民族献上了一份丰厚的大礼。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一个美国人的视野里,这份大礼怎样呢?他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中,即使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考虑在内,从1957年-197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记录仍然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记录。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这三个国家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历史范例。在1980-1914年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间第10年的增长速度为43%。苏联在1928-1958年间每10年的增长速度为54%。而在毛泽东主义时期的中国,从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长率高达64.5%。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许多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机构和受教育机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大量的文盲转为成为有文化的人,并且建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普遍的医疗卫生系统。在毛泽东统治的25年时间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些统计材料表明,共产党革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和社会上的利益。”

  毛主席给中国民族带来的有形的物质利益是举世瞩目的,而他带给中国的精神领域的巨变,更为世人所称道。1971年11月15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在26届联大上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他说:

  “我们可以稍为回想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图画书里的中国苦力,他们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剥削最重的人,很遗憾,他们非常类似目前不发达世界中受到蔑视、剥削和陷于贫困的千百万无产者。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智利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参观过革命成功之前的中国一座城市的鸦片烟馆。他写道:‘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溶合起来。”

  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独立自主,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新生活法则,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尊严,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社会主义最大化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可以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

  世界是矛盾的,是相反相承的,有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有资本主义道路,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0年3月24日,毛主席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通称天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之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1962年9月下旬,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次全会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一行,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他说:

  “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965年5月,毛主席针对包产到户问题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基于对两条道路的判断,毛主席在晚年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思考这个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之一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主席在逝世之前,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之间,发表过许多讲话,重点是阐述继续革命理论,他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批判,他说:

  “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对于毛主席的这一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处于一种被否定的状态的,也有很多人是不理解的,直到今天,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为什么要继续革命?根本的目的,是解决两条道路的矛盾问题,是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落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问题。

  毛主席曾说过,总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这句话没有说错吧?他们做梦都想着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的潜意识里,社会主义带来的是贫穷,资本主义带来的是发达,跟着美国的都富了嘛。

  这样的意识,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不断强化,业己形成了深厚的土壤,改变的难度相当的大了。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结果被骂成狗,这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难道不是极具讽刺意味吗?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地方,是社会主义的本分,是解决医患纠纷、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的良方,怎么反而会发生这么大的阻力呢?根本原因,是否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命题,这些人只对资本主义有兴趣,骨子里面,对社会主义是完全排斥的。

  毛主席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论断不是凭空得出的,它是历史的选择和结论,并已成为一种共识,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武器。而资本主义则不能,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经济,但它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矛盾,反而是制造矛盾的机器,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担当起救中国的重任的,它的信誉是破了产的,资本主义会把中国带进新的危机之中。

  历史上曾发生无数要收起“共产主义”的叫嚣的,这一点都不奇怪,毛主席的回答是“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历史是需要验证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结论是正确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理应具备的基本认知和操守,是历史的良心裁定。

  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主义是“收起”不得的,“收起”了后果会很严重,过去如果“收起”了就会亡国,现在“收起”了就会走在亡国的路上。

  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是很幸运的,过去以苏联为最好的先生,靠社会主义挽救了苦难的中国;后来呢,苏联又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惊醒,顿悟,重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原来是如此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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