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霸权到美国霸权

从英国霸权到美国霸权

作者：井冈山卫士

今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而又激荡的进程中，坐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顶峰的国家也经历了数次轮替，这种轮替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周期。霸权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一员，相比于一般的核心国家，霸权国家在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上有着明显或是压倒性的优势。霸权在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结构的稳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霸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需要设立一套由霸权武力保证的国际纷争调解规则，管控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防止各国之间矛盾激化动摇全球积累秩序；第二，它需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保证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第三，它需要提供一套全球范围的“社会契约”，代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力量达成一定的不违反国际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同时又有利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妥协。

上述三种职能是霸权国家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稳定所提供的“服务”，代表的是全球资产阶级整体利益而非本国资产阶级局部利益。霸权国家能否有效提供霸权“服务”既是全球积累秩序好坏的晴雨表，也是霸权本身兴衰的外在表现。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霸权国家。在政治上，法国建立欧洲大陆体系而与英国“划英吉利海峡而治”的企图以失败告终。维也纳和会确立了欧陆上俄、法、普、奥大国均势的基本格局。英国以其卓越的海军力量成为欧陆国家之间矛盾名义上的调停人和实际上的仲裁人。只要欧陆四强不团结起来对抗英国，那么英国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就会有决定性优势。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德国统一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等几次短暂战争外，欧洲各主要国家之间进入了英国治下的“百年和平”。这一方面稳定了资本家的利润预期，另一方面也让各国的军费负担大大减轻，这也意味着世界剩余中原本表现为军事装备的部分现在以生产性资本品的形式存在。

英国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在十九世纪的条件下，假如没有英国霸权，贸易顺差国由于有庞大的海外需求，并无扩大本国总需求的动力，而贸易逆差国则迫于贵金属流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提高利率等紧缩政策。这样，全球经济整体上就会有紧缩的倾向，这对资本积累是不利的。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英国在贸易账户上一直维持着巨大的逆差，英国的贸易逆差帮助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扩大出口，刺激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英国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最后购买人”，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全球宏观总需求、扩大全球市场、促进别国资本积累的作用。

在欧洲，英国霸权下的“社会契约”表现为工业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之间的社会妥协。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国取得政治上领导地位的同时，旧的土地所有者和贵族也逐渐融合进工业资产阶级主导的新秩序中。美洲的工业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被纳入上述“社会契约”，成为英国霸权体系下平等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在1815年至1870年之间，英国霸权成功地履行了上述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职能，促进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然而，快速的资本积累创造出的新兴社会力量造成了维持霸权成本的上升，并最终导致了英国霸权的崩塌。

西欧北美的资本积累把原本分散在农村各地的剩余劳动力转变成了现代产业工人。他们不仅忍受着残酷的剥削，同时也被拒于民主程序之外。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核心国家工人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形成了以工会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和以工人阶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组织。一方面，资产阶级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斗争力量，资产阶级更加倾向于选择支付高工资与工人妥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政治影响力的上升也提高了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转化成政治危机的风险。总体而言，核心国家的工人运动提高了资产阶级安抚工人和镇压工人的成本，吞噬了英国霸权用以履行职能的资源。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以外围的形式被结合进来。这些地区原有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内外压力下被打破，它们逐渐变成了核心地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即剩余劳动的输出地。外围地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原有的政治妥协也随之瓦解。传统社会精英无力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外围国家的剩余要么通过不平等交换转移到国外，要么被本国精英的奢侈消费给浪费掉，几乎不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资本积累。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现存的政治格局既无法保证良好的市场环境，稳定其投资预期；又无法有效弹压社会动乱，保障私有产权；同时也无法推动本国成为“开化世界”或多国体系的正式成员，与核心国家取得形式上和法理上的对等地位。在这个情况下，新兴资产阶级联合受过西式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是为本国资本积累扫除障碍，其具体要求在国内表现为终结传统精英的政治特权，建立正式化的、有效的国家机器用以维持市场秩序。在国际上则要求民族自决，并以平等身份加入多国体系。殖民地国家要求废除殖民统治，半殖民地国家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对于很大程度上依赖直接从殖民地通过强制和半强制手段榨取剩余劳动的主要核心国家而言，这些要求显然是不能被满足的。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安抚和镇压进一步消耗了英国霸权能够支配的资源，加速了它的解体。

核心国家工人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分化成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另一派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俄国取得了政权，但是它试图掀起欧洲核心国家工人革命的战略失败了。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核心国家转向外围国家。而国际共运本身也从核心国家工人运动的激进派别转型成为激进民族解放运动。上文提到的一般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许多国家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新兴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过于弱小，在面对核心国家资产阶级时过分软弱，又无法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而无法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国际共运填补了这个空缺。国际共运的本质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扫除无法进行有效生产性投资的旧社会精英（如地主），将剩余集中在国家手上并在集中指导之下进行资本积累的社会运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者是激进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参与者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压力下贫困化的外围国家农民、小业主和城市工人。相比于一般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自决前提下参与世界市场的纲领，国际共运对由核心国家垄断的世界市场秩序提出了挑战。同时，国际共运在客观上也与核心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形成合力，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性。

英国霸权无力应对核心国家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三大反体系运动的挑战，其履行霸权职能的能力也日渐衰弱。英国霸权的衰落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历了三十年的不稳定期，直到美国在英国的帮助下在争霸中胜出为止。

在二战之后，美国赢得了世界霸权并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充分履行了霸权国家的三大职能，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

      下面第一个图比较了二十世纪美国、英国、前苏联历史疆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下面第二个图比较了美国、英国、前苏联历史疆域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

如图，至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相对于原霸权国家取得了绝对压倒优势。195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半。

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拥有千万武装人员、核武器、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其武装力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的军事优势远大于英国曾经掌握的水平。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冲突，美国甚至不需要盟友的帮助就可以凭借武力实现调停。比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能够直接阻止英法两国延续殖民统治的企图，并在事件之后仍然能让英法两国维持与自己的传统盟友关系。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也向所有国家和社会运动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任何对国际政治版图做出重大改变的企图都会遭到美国的干预。在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年代，不仅没有爆发过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连中等国家之间的冲突也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美国的“世界警察”的职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各国提供了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全球资本积累秩序。

二战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废墟之上的欧洲各国不仅缺乏足够的机器厂房维持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就连粮食都无法自给。这种混乱的情况有可能使得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结构进一步瓦解，重现一战之后的革命浪潮。同时，美国的战争动员创造了大量的富余生产能力，战后军备开支的萎缩也让美国经济有了进入长期衰退的风险。此时启动的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国家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也扩大了美国的海外需求，维持了美国国内就业的稳定。直到六十年代末，美国的经常账户一直维持在盈余状态，美国起到了维持全球宏观总供给稳定的“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在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欧和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恢复，美国的经常账户转为赤字，成为了为其他国家资本积累提供海外需求从而稳定世界总需求的“最后借款人”。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稳定的美元币值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而进一步稳定了汇率预期，扩大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如果说三大反体系运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英国霸权的衰亡，那么美国霸权的稳定正是因为它扩大了霸权条件下的“社会契约”，充分满足了三大反体系运动的要求，从而容纳和最后消解了这些反体系运动。

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代表核心国家个别资本家的企业，代表核心国家资产阶级整体的国家，和代表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工会达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同盟。国家在经济萧条时期运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证企业的需求，同时保障工会组织和劳资集体谈判的合法地位；企业向国家保证不在萧条时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罢工”或资本外逃，并向工会保证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体相当；工会则向国家保证将其斗争目标限制在经济范围，不去挑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工会也向企业保证维持生产秩序，不过分频繁地组织罢工。以第二次技术革命提供的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为物质基础，核心国家国家机器的合法性获得了工人的支持，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稳定了利润份额和利润率，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而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原本聊胜于无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国家的政策和机构也大大扩张。在美国，这表现为民主党主导下的新政，在欧洲，这表现为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长期执政。核心国家工人阶级被完全纳入美国霸权体系下的社会契约，彻底“工人贵族”化。在斗争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后，核心国家工人运动已经失去了反体系的能量，成为了客观上维护体系稳定的因素。

早在美国霸权还没巩固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以民族自决为核心的“威尔逊十四条”，作为指导未来霸权容纳一般性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无独有偶，列宁在欧洲革命失败以后也提出了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说法，将国际共运的中心工作转向促使外围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激进化上。“威尔逊十四条”以及的《联合国宪章》一方面是对一般民族解放运动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是在压缩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运）的范围。由于美国的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它可以在形式上对等的国际贸易中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取大量海外剩余价值，对直接殖民统治的依赖小于已经衰落的英国，更是远小于法、葡等国。这是美国霸权容纳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美国霸权通过推动去殖民化的方式承认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多国体系正式成员，满足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平等参与世界市场的需要。在经济上，美国为了稳定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秩序，除了向它们直接投资并开放市场外，甚至还允许它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中实行保护性和计划性的经济政策，即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给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如，美国允许一些拉美国家施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允许南朝鲜和台湾的发展主义政府使用指导性的产业政策，允许中东石油出口国形成垄断组织等。美国霸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容纳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纳入了全球“社会契约”，从而消解了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威胁。

如果说英国霸权面对国际共运有着清晰的敌对态度的话，美国霸权的态度就从暧昧转向接触，并最终转向容纳。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不仅正式承认了苏联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同时也承认了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在东欧的地位。换句话说，美国霸权承认苏联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垄断地位，拥有自己的外围地区，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些外围地区的国际经济联系。作为条件，苏联彻底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任务，不再挑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稳定。即承认美国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多数地区的垄断地位，服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规则，并且与美国配合遏制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激进化的趋势。尽管二战后到苏联解体这段时间的世界历史被称为“两强争霸”的“冷战”，但这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五百年间积累秩序最为稳定的时期。简单的说，在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两强”是实，“争霸”是虚，有“冷”之名，无“战”之利。国际共运被美国霸权容纳的直接结果是其彻底失去斗争方向，世界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之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和一般的民族国家一样要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处理资本积累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的农村剩余被转移到城市，从而消解了原本在“工农联盟”名义下存在的革命阶级妥协。另一方面，在普遍缺乏人民民主的条件下，支配经济剩余的革命党蜕变为官僚集团，最后转化为实际的资产阶级。

美国霸权成功履行了管理民族国家冲突和维持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能，又大大扩展了全球“社会契约”的范围，将英国霸权无法容纳的三大反体系运动包容了进来。这为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奠定了基础。不过，美国霸权巩固的条件在六十年代末开始逐渐消失，美国霸权也开始走向衰落。

首先，核心国家的快速资本积累彻底耗尽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原本能够用来压制工人工资的产业后备军不复存在。在长期的低失业率环境下，工人在劳资谈判中的占据优势，他们能够迫使资本家让步，支付更高的工资。资本家在劳动场所的权威也被削弱，劳动纪律开始松弛，劳动强度也难以维持。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这种被称为“利润挤压”的现象摧毁了国家、企业和工会之间相互妥协的条件，企业不得不提高价格，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工人则一方面继续要求高工资和高福利，另一方面思想上开始极进化；而资产阶级国家则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安抚劳资两方，踌躇不定。

第二，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产生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首先，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仍是世界最强，但是已经不足以完成稳固占领一个中等国家，恢复那里的积累秩序，并向其有效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任务。这意味着美国虽有干预别国内战并取得早期胜利的能力，但已失去了压制和安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稳定因素的能力。其次，越战产生的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员伤亡进一步破坏了其国家机器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以至于美国在越战之后取消了征兵制度，只能主要依赖移民和流氓无产者来组成军队，这进一步限制了美军稳定全球资本积累秩序的能力。

此外还有一些暂时的和次要的问题在六七十年代同时出现：来自西欧和日本的竞争限制了美国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能力；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迫使其放弃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兑换，导致布林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产出国集体抬高油价增加了美国的能源成本，加剧了通货膨胀；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也在要求对原本被“社会契约”所忽视的群体进行更广泛的容纳等等。带着这些威胁和麻烦，美国霸权开始了其漫长和曲折的衰落。在时间跨进1980年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主要玩家”的状况可以总结如下：

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想要恢复利润率。恢复利润率最直接的手段是提高利润份额，即对本国工人阶级展开进攻性阶级斗争，将其踢出原有的“社会契约”。进攻能否成功取决于核心国家资产阶级能否打破本国工人阶级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想要维持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人贵族”地位，其成功的条件则是保卫自身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阻止资产阶级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产业后备军。

苏东和拉美半外围国家的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想要维持资本积累，这需要大量资本品。他们也想要通过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来维持政权合法性，这需要大量消费品。如果两个目标无法同时满足，那么就保住第一个放弃第二个。要想降低本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必须通过产业结构重组乃至去工业化的方式消灭本国在战后黄金期形成的成本过高的无产阶级。这势必会遭到这些国家工人的激烈反抗。

似乎1980年的全球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处于某种僵持状态，资产阶级的进攻即将开始，但是他们还没有绝对的胜算。也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外围大国的阶级斗争结果尘埃落定，它的加入将决定性增强全球资产阶级的力量，帮助美国霸权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光返照。这个国家就是中国。